长期以来，极光的成因机理未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 人们一直认为极光可能是由以下三种原因形成的。一种看法认为极光是地球外面燃起的大火，因为北极区临近地球的边缘，所以能看到这种大火。另一种看法认为，极光是红日西沉以后，透射反照出来的辉光。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极地冰雪丰富，它们在白天吸收阳光，贮存起来，到夜晚释放出来，便成了极光。总之，众说纷纭，无一定论。直到20世纪60年代，将地面观测结果与卫星和火箭探测到的资料结合起来研究，才逐步形成了极光的物理性描述。

现在人们认识到，极光一方面与地球高空大气和地磁场的大规模相互作用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太阳喷发出来的高速带电粒子流有关，这种粒子流通常称为太阳风。由此可见，形成极光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大气、磁场和太阳风，缺一不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阳系其他行星，如木星和水星，它们的周围，也会产生极光，这已被实际观察的事实所证明。

地磁场分布在地球周围，被太阳风包裹着，形成一个棒槌状的胶体，它的科学名称叫做磁层。为了更形象化，我们打这样一个比方。可以把磁层看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电视机显像管，它将进入高空大气的太阳风粒子流汇聚成束，聚焦到地磁的极区，极区大气就是显像管的荧光屏，极光则是电视屏幕上移动的图像。但是，这里的电视屏幕却不是 18英寸或 24英寸，而是直径为4000公里的极区高空大气。通常，地面上的观众，在某个地方只能见到画面的l／50。在电视显像管中，电子束击中电视屏幕，因为屏上涂有发光物质，会发射出光，显示成图像。同样，来自空间的电子束，打入极区高空大气层时，会激发大气中的分子和原子，导致发光，人们便见到了极光的图像显示。在电视显像管中，是一对电极和一个电磁铁作用于电子束，产生并形成一种活动的图像。在极光发生时，极光的显示和运动则是由于粒子束受到磁层中电场和磁场变化的调制造成的。

    ①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②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要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是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③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规矩者方圆之自也，即欲舍之，乌乎舍？”――这是鄙薄宋诗的明人的话，只知道拘守成规，跟古人相“同”，而不注重立“异”标新了。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序》）

人在胡同第几槐

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无形中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我搬出那四舍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阴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多划分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藏青色西服

季明

    工地离住处，有很长一段路程，老磨他们需要坐公交车回去。

    傍晚，收工之后，老磨他们满身都是泥灰和臭汗。他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方面是喘息片刻，另一方面呢，老磨他们是在等大傻。

    大傻，真名叫于大厦，喊来喊去，老磨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于大傻。大傻跟老磨他们不一样，每次收了工，立即冲洗干净，然后从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套西服，换上，再把脏工作服，裹上塑料袋，塞进那个包里。

    那西服，是藏青色的，大傻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上街买了这套西服。等大傻换洗完毕，大家一块儿往回走。这景象有些独特：一群脏了吧唧的民工队伍里，走着一位身穿干净而笔挺西服的人，很是不协调，同时，也让大傻显得很另类，很不合群。

    回去的时候，正值晚高峰，公交车上异常拥挤，但只要老磨他们一上来，人群立马闪开条道，让他们过去。毕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与泥灰和汗水亲密接触。这个时候，车上绝对没有空座位，但老磨自有办法，他来到一个座位旁，站住，随着车的晃动，身体与坐着的乘客，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泥灰和汗味的骚扰下，终于，那位皱着眉头、捂着鼻子的乘客，忍无可忍，狠狠瞪了老磨一眼，起身离开，老磨赶紧一屁股拍到座位上去。

    这时候，一身西服的大傻，则静静地融合在人群中，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老磨，他最讨厌的，就是老磨这个拙劣的表演。

    节假日不干活时，老磨他们喜欢逛逛街，穿着也很随意，有的干脆就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大傻则不同，必须换上西服，才出门。这样一来，大傻就很醒目，在一行人中，很有些众星捧月的样子。这令老磨他们非常不舒服，就与大傻拉开了距离。

    一次，老磨斜着眼睛，说，大傻，穷烧个啥哩？瞧把你能的，穿上西服你还是农民工，变不成城里人！

    大傻不服气，说，穿干净点不好吗？农民工就应该是脏兮兮、臭烘烘的形象吗？那是犯贱！

    大傻又说，挤公交时，你看人家那厌烦的目光，我都替你脸红。

    这话，噎得老磨直翻白眼，一愣一愣的。于是，老磨他们就决定，必须收拾一下大傻。

    这天，收了工，冲洗完毕，大傻却发现那个装着西服的包不见了。大傻急了，遍地翻找，可横竖找不到。

    老磨他们坐在地上，喝水抽烟，冷眼看着大傻忙活，偷偷地笑。

    过了许久，满头大汗的大傻，仍然四处寻找那个包。

    老磨喊，大傻，别找了，再不回天就黑啦。

    又有人喊，大傻，你那西服，长翅膀飞啦。

    大傻不听，依然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执着地寻找。

    老磨他们说，真是个大傻熊！就撇下大傻，先走了。

    当老磨他们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大傻已躺在了手术台上。在寻找西服时，楼顶一截钢筋倏地掉下来，从大傻的左肩膀插进去，从腰部穿透出来……

    老磨他们怔怔地守在手术室外，彻底傻了。

    过了很久，大傻才被推出来，仍处在昏迷之中。老磨哭了，冲上前去，喊，大傻，不穿那西服，你他娘的能死啊？！

    第二天，老磨他们来到工地，从一堆水泥里，挖出那个装着西服的包。它，已经变成了个水泥疙瘩，半晌，他们都没说话。

    许多天，老磨他们都像丢了魂儿，蔫着脸，闷头干活，那件藏青色的西服，总是在眼前晃动、晃动……

    一个月后，大傻出院了，但需要回家继续休养。那天，老磨他们专程上街，精心挑选，给大傻买了套藏青色的西服，送了过去。

    大傻走后，老磨他们每人也都买了套西服，藏青色的，像大傻一样，收工后，冲洗干净，换上西服，再去挤公交车。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乘客们的目光，很平和，丝毫没有了厌恶、敌意和距离，能同这个城市的人们亲密地挤在一起，坐一程车，这感觉，真不赖！

    于是，老磨就给大傻打电话，他说，于大厦，现在咋样？养好了赶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一个幸运的贼

[法]莫泊桑

那晚，我们三个年轻狂徒在索里尔家聚餐，最后都喝得有几分醉意了。普瓦特文头脑还清醒些，索里尔仰面朝天躺着，讨论什么战争和服装之类的事情，说着说着他突然一跃而起，拉开抽屉，将一套轻骑兵制服穿在身上，又拿出一套掷弹兵的制服给普瓦特文，他说什么也不肯穿，于是我俩硬给他套上，衣服太大，几乎把他包起来。我把自己打扮成甲骑士，然后，索里尔开始操练我们，他大声地说：“当了军人，得喝出个军人的样子。”

我们拿出大碗，高唱军歌，再次开宴。尽管已喝得酩酊大醉，我还是突然举起一只手说：“静一静，我敢保证隔壁画室有走动的声音。”

“有贼！”索里尔晃晃摇摇地站起来，唱起《马赛进行曲》，“拿起武器，公民们！”然后从墙上摘下几件武器。我得到的是火枪和长剑，普瓦特文拿到一支上刺刀的长枪，索里尔没找到称心武器，抓起一把手枪插到皮带上，手里握着一把大板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室的门。当我们走到画室中央的时候，索里尔说：“我是将军。”又指着我俩：你，甲胄骑士，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你，掷弹兵，作我的护卫。”

我们足足用了20分钟查看每个角落，没发现任何可疑。普瓦特文认为应该检查碗橱。我端着蜡烛过去查看，可把我吓坏了，一个人，一个活人站在里面看着我，镇定下来后，我忽地一下锁上柜门，然后我们退后几步商量对策。

索里尔想用烟呛，普瓦特文想用饥饿制服，我则想用炸药炸。最后还是采纳了普瓦特文的意见。我拿来酒烟，坐在碗橱前，为俘虏的健康开怀畅饮，普瓦特文还警惕地背着枪；又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索里尔建议把俘虏押出来瞧瞧。

“对！”我大声地附和。我们抓起武器，朝碗橱疯狂地冲去，索里尔端着手枪冲在前面，我俩疯子似的叫嚷着跟在后面打开柜门押出俘虏，那是个白发苍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老头。我们捆上他的手脚，将他放在椅子里，他没有吭声。

“我们审判这个恶棍。”索里尔厉声说。我也认为应该审判这个家伙，普瓦特文被任命为辩护人，我被任命为执行人。最后俘虏被判处死刑。

“现在就枪毙他！”索里尔说，“不过，不能不让他忏悔就死啊。”他又有所顾虑地加了一句。“我们去给他请一个神父来。”

但深夜不便去打扰神职人员，他让我代为行使神父职权，并命令俘虏向我忏悔罪过。老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暴徒，开口讲话了，声音空洞沙哑：

“你们要杀死我吗？”

索里尔逼他跪下，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兰姆酒说：坦白你的罪过吧，不要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救命啊！救命！”那老头在地板上打滚拼命嚎叫，怕他吵醒邻居，我们塞住了他的嘴。

“来，我们把他结果了吧！”索里尔不耐烦地说。他用手枪对准老头勾动了扳机，我也勾了扳机，可惜我俩的枪没有子弹，枪只是空响了两下。在一旁看着的普瓦特文说：“我们真有权力杀死这个人吗？”

“我们不是已经判处他死刑了吗？”索里尔说。

“那倒是，不过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我们还是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

我们同意了。那个老头不能走路，我们把他绑到一块木板上，我和普瓦特文抬着他到了警察局。局长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爱搞恶作剧，他认为我们闹得太过分，笑着不让我们把在押犯抬进去。索里尔非要往里抬，局长沉下脸来，说你们不要再发傻了，赶快回家去清醒一下头脑。无奈我们只好把他再抬回索里尔的家。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我问道。

“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很累了！”普瓦特文怜悯地说。

他看上去已经半死了，我也不禁起了隐之心，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

“喂，你感觉怎么样啊？”我问他。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他呻吟着说。

这时索里尔的心也软了下来，给他松了绑，开始像对久别的老友一样款待起来。我们马上斟满了几碗酒，递给我们的俘虏一碗，他连让都没让，端起碗一饮而尽。我们几人觥筹交错痛饮起来。那老人真是海量，比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还能喝。天蒙蒙亮时，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我得告辞了”

我们再三挽留，但他坚持不依，我们怀着惋惜的心情送他到门口，索里尔高举着蜡烛说：“你的晚年可要当心啊！”

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