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吴宓教授

①每天早上七点半，《欧洲文学史》教授吴宓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很快，讲义写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列出参考书、著作、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上前偷看，发现他所写的，竟全凭记忆。

②课堂上的吴教授，常穿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顶土棉纱睡帽就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开讲时，笔记或纸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讲到得意时，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③课堂上这番潇洒，是吴宓花了苦功夫才换来的。半夜时分，别人都睡下了，室友经常看见他埋头备课。第二天一早，别人还没醒，他已经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反复诵读。

④当他任教东南大学时，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梁实秋曾旁听他的课，回校后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抱怨：内容丰富，井井有条，学校未能罗致，“宁非憾事哉”。

⑤他就像是一座钟。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一次，有个青年教师不小心把上课用的教科书丢了，吴宓要求他上课前必须找到。当晚，宿舍熄灯睡觉，吴先生前来敲门，高声问： “教科书找到没有？”这名不耐烦的教师只好骗他：“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这才过关。

⑥这位老师，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大名鼎鼎：钱钟书、曹禺、吕叔湘……与他们相比，老师吴宓一度不那么出名。

⑦比起教学上的严谨，学生们更爱回忆吴宓课下的关爱。一次，他和学生们一起走在街上，对面开来一辆汽车，他连忙举起手杖，一面挡住车，一面催着女学生们一字排站在人行道上，这才让开道路。

⑧类似的故事口耳相传，让古板的吴教授在后人记忆里鲜活起来。在他曾任教的清华大学学生BBS上，一个女学生曾略带艳羡地提到，当年在清华课堂上，看见有女生站着听课，吴先生总是会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又有人追忆起吴先生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⑨这位教授经济并不宽裕，他身上的长衫年岁太久，磨损得布纽扣都要掉了，也舍不得换。但他却很舍得请学生吃饭。每次在小馆子里坐下，他都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估量口袋里的钱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

⑩学生李延先最难以忘怀的，是与老师“月下湖畔、吟咏啸傲”的往事。而钱钟书也把老师课堂上的风采学了几分。正如学者江弱水所言，除了老师这个身份，怎么来描画吴宓其实都不到位。从东南大学到西南师院，数也数不清的讲堂上，作为“老师”的吴宓“划过了动荡不已的时代，也划过了他的一生”。

⑪可惜，到这一生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当老师了。1976年，因饱受折磨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①，听说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开英语课，便急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⑫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据说，弥留之际，他不停地喊着：“我是吴宓教授。”

注释：①彼时正值文革时期，吴宓成为大罪人，受尽苦难。病重有残疾，只得回家养病。

                                                                                               《故乡》选段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    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    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     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    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听母亲说，他进门时我只有五个月大。对“父亲”的记忆，别说我，就连比我大两岁的三哥、大五岁的二哥，都说记忆里只有他。

      他在离我家不远的钢厂上班。外乡人，矮小，黑瘦，长得倒很筋骨。

      记忆里，他一下班，随便吃点，就到街口摆摊﹣﹣﹣修自行车捎带配钥匙。我呢，一直在旁边玩。没活干时，他就笑眯眯地瞅着我，那目光就柔柔软软地撒了我一身。有时，他会喊，妮儿，甜一下去。我就欢快地跑向他，从那油腻腻的大手掌里捏起五分钱，买几颗水果糖。一剥开糖纸，我会举到他的嘴边，让他先舔一口，也甜甜。他会用干净点的手背噌一下我的小脸蛋，说，爸不吃，妮儿吃。妮儿嘴里甜了，爸就心里甜了。天黑了，准备回家了。不用他说，我就爬上小推车，不歇气地连声喊着“回家喽﹣﹣﹣”“回家喽﹣﹣﹣”。

      直到去世前，他还在街口摆摊修自行车。

      他还能修理各种电器，巷子里的人经常跑到家里麻烦他。我有时就纳闷，问他，我真想不出，你还有啥不会的？他就笑了，说，爸是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

      他对自己啥都不讲究，啥都是凑合。母亲常常说起他每月工资一个子不留地交给自己的事，说时总是撩起衣襟抹眼泪。母亲说，人家男人都吸烟喝酒，他咋能不眼馋？还不是咱娘五个拖累大，得攒钱。母亲也常在我们面前唠叨，说你们呀，要是对他不好，就是造孽。妈一个妇道人家，咋能养活得了四个娃娃？早都饿成皮包骨头贴到南墙上了！

      在家里，母亲很敬重他。他蹲在哪儿，饭桌就放到哪儿。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的屁股下面塞个小凳子，哥哥们立马就围了过去。母亲边给他夹菜边说，你是当家的，得吃好。他又笑着夹给我们，“叫娃们吃，娃们长身体，要吃好”。

      他几乎一年四季都是那蓝色厂服。母亲要给他做身新衣服时，他总说，都老皮老脸了，还讲究啥？给娃们做。

      “百能百巧，破裤子烂袄。”街坊嘲笑他，只知道挣钱舍不得花钱。“再能顶个屁，还不就是人家的长工么？”熟识的人讥讽他，没有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卖命地干。

      流言风语咋能传不进他的耳朵？好几次，母亲没话找话想宽慰他，他只是笑笑，说没事，手底下的活都做不完，哪有闲功夫生气？他不是脾气好，是压根就没脾气。

      邻里街坊说话不饶他倒也罢了。可爷爷奶奶大伯叔叔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他上门的，在本家的大小事上都不给他好脸色看，这就没道理了。可他，见谁都是乐呵呵的，才不理会别人紧绷着的脸。母亲为此很生气，说这一摊孤儿寡母不是你，日子能过去？凭啥还要看他们的脸色？断了，断了，不来往了！

      他倒劝起母亲来。说忍一忍就过去了，都是一家人，计较啥？

      他是在我出嫁后的第二年走的，前一周还给我说自己身子骨硬朗着哩，家孙抱完了，就等着抱外孙哩。那天，他正补着车胎，一头栽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难过得无法原谅自己，因为我的记忆里竟然没有他衰老的过程，只有他不断劳作的身影！

      爸，皱纹何时如蛛1般吞没了您？

      爸，牙床何时开始松动以至于嚼不动他特喜欢吃的茴香味儿的干馍片？

      爸，胃疼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时，想到过叫醒我们唠唠嗑来打发疼痛吗？……

      倘若您病在床上，我们服侍了些日子，心里或许会好受些。可是，可是爱一直是单向流淌啊，我们究竟关心过您多少啊？！

      我没有生父的丝毫记忆，我记忆里的父亲就是他，也只有他。听母亲说，连大我七岁的大哥，在他进门后不久，也再也没说起过生父。在我们兄妹记忆里的父亲，就是他，也只有他。

我为白菜狂的日子

莫言

    12岁那年，一个临近春节的早晨，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我去找个篓子来。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透过矇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两棵较大的白菜从墙上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行的拐角处，小时被牛踩了一脚，一直长得不旺。我和母亲格外关照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脸上洋溢着欣喜的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去集市的路上。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似的。我的手很快冻麻了，篓子跌在地上，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根跌损了。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然后小心又匆忙地下到沟底将它抱上来放进篓子。我知道闯了大祸，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再打骂我，只用一种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

    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将篓子放在七姥爷的旁边，就让我去上学。我也想走，但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了白菜的价钱，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又用枯柴一样的手指，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惊讶地看着我。母亲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洁白的菜帮。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抱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偏头痛，算了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根草棒，用刚学的乘法，在地上算着。我报了一个数字，母亲跟着报出。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揭开，露出一沓纸票，沾了些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尖锐的目光在我脸上戳了一下，然后移开。

    我放了学回家，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三棵白菜都躺在蜡条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泪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杂文选刊》2013.4有删改）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老舍和孩子们

冰心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著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闲来喜过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絜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我们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为老舍的不幸逝世而流下悲愤的眼泪的，决不止是老舍的老朋友、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老舍若是不死，他还会写出比《宝船》、《青蛙骑士》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热爱儿童，他会更以百倍的热情为儿童写作的。

    在十二年之后，我终于写出了这篇悼念老舍先生的文章。我的才具比老舍先生差远了，但是我还活着，我将效法他的榜样，以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努力写出一点有益于儿童的东西！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摘编自《冰心散文选》福建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