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批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建筑要有人文之根

石羚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段重要论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事实，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仁爱之心”“忠恕之道”等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类与宇宙万物是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将“天人合一”发展为一个哲学体系，从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所从事的一切都应是顺应自然规律去发展的。打破自然的平衡，也同样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平衡。世界各国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依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世界各国同处一个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与自然、国家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统一协调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真正共同体”，它是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是人的本质复归的真正表现。

“仁爱”理念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仁”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伦理准则，其核心要义便是“爱人”，也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敬重。人们要做到“仁”，不仅仅是简单的去爱别人，更要去敬爱万物，帮助天地万物蓬勃生长，从而达到“与天地参”。“仁”除了最基本的爱人之心，更应顺应着“生物之心”去对待万物。“仁爱之心”并不是追求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主动救助需要被救助的人，使民众都可以乐其生，遂其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体现了“仁爱之心”的深刻内涵，自我与他人、同族与他族、本国与他国是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我们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都是一样的重要，共同的成长才是生存，以仁爱之心去接纳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才是我们长久的生存之道。

“忠恕絜矩”即忠恕之道的不变法则，“忠”，尽已之谓忠，即对人应当尽心竭力。论语《学而》一篇中记载了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首先提出的便是“为人谋而不忠乎?”面对众多的人生层面，曾子首先想到的便是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竭力，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恕”，从字面上来说分为“如”“心”，即顺从自己的心。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弟子子责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恕”字包含了人的一生可以遵守的准则，简而言之，因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成全别人的喜欢，这就叫“忠”；因为自己不喜欢什么，而知道别人也不喜欢什么，因而不愿意将这些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这就是“恕"。“忠恕”理念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围绕的准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作为文化底色，彰显着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必将为人类带来幸福的未来。

(摘编自朱思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