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我的春天

史光柱^①

    我最后一个用眼睛看到的春天是被疯狂的绞肉机绞碎的，春天淌着血，连同那天的太阳一起绞断。留下一条根，深埋在岁月里。那是1984年的事，至今已整整二十个年头。往前一年，春天是和平的橄榄绿；再往前一年，我走在滇东老家的山道。父母送我入伍，父母爱、故乡情勾动情怀。路边有青青的麦苗、棕榈和灌木林。青青的麦田和灌木是春天。翻过山岗，便看不见了我熟悉的木屋和炊烟，能让我爬上山岗，回头再望一眼的故乡是春天。

    花不标价，草不打折，那时的春天没有商家炒作的痕迹。伸进树丛的牛头、羊嘴告诉我日子香甜，啃嚼鲜美。一张慈祥的面容从天涯海角如期而至，它掏出钱褡子，传播慈善、慈祥。一枚枚类似金币、银币的东西，从山湾、地湾冒出来，从野茅草返青的沟崖露出来。这时我总在想，城里的春天，大厦装不下吧？为何城里工作的人回乡探亲，脸上都泛着红光？立交桥向四方炫耀，现代化进驻山乡。可霓虹灯跟油灯的距离越拉越大。我托着腮帮坐在灯影下苦思：什么时候大山不阻断遥远，我也把牛车上的梦搬到汽车上。生日有红烛，天天有饼吃，可能春天进家了吧！外婆跟我说，如能一天从鸡窝里捡两个蛋，你的春天也就来了，石榴树露出腼腆的神色，抛出红绣球招引我忧郁的眼神，春天是家里买了一包盐，不用再吃淡菜，是季节熬出头，说是苦尽甜来。

    狗尾巴草穿花衣服是春天；蒲公英凑趣闪出身向路人报幕是春天；老地疤长新肉、添新喜是春天。这个季节，谁最尖刻——草尖儿，谁最淘气——春风，谁的腰肢最细——链子草，谁的嗓音清亮，声带最长——溪流，谁最高兴——布谷鸟和油菜花一样招眼的秧子，谁的嗓门最大，是村长大块头。他把开春的调门起得很高。

    春天，何止大地蒸蒸日上，青麦苗暖阳坡，它还让汉子们将缩在衣领里的脖子伸直，起早上山，让士人们拉家常时不只嬉笑，还看山色。耕牛和我们的腿脚没闲着，担子压在人肩上，愿望长翅。一个被贫穷剥夺书本的女娃，接过爷爷挖药材换来的学费，朝房头登枝的小鸟招招手。

    春天来了，根的愿望得到伸展，种子跟苗床说着喷香的悄悄话。冷漠的土地找到掏心窝子的人，痛快地宣泄着压抑已久的心情。孩子们有了玩场，破口鞋成了打老鼠脸的锐利武器。穷山沟的弦子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童话。天被雨婆婆刷洗成蓝屋檐，白云洗成春雪莲。丁香花刷得特丁香，鸟寓里的雏鸟是他们宠爱的丑小鸭，泥塘子当成天鹅湖，娃娃鱼成了美人鱼，蚂蚱窝当成星星屎。星星会拉屎撒尿，不知是哪位祖先注册在人们头脑里的童话。因为故事离奇，也因传说蚂蚱窝有消食败火的功能。老人们便说星星屎不脏，吃了长聪明。孩子们也想不呆不傻，长大后挣大钱，盖大屋，娶好媳妇，想聪明的孩子见到半个火柴盒大的蚂蚱窝，从枝叶上掰下，拿回家串烤着聪明。胆子小的孩子，掰开蚂蚱窝，瞅着金色的虫卵囊仔细观瞧，最终不敢拿在火上烤熟亲尝。

    山道如线，扯着木屋放飞的风筝。坡地挂在高山上。谁在翘首？谁在顾盼？谁是年岁中的春蚂蚱？弓着腰，鼓着眼四下寻找。情缤纷，梦缤纷，青瓜棚看呆看傻了。在管生不管死、管成长不管成熟的春天，我怀着树的冲动，肩挑憧憬，根盘串蚂蚱情节的领地。

    如今，我娶了相知的人，小屋不大，但装得下工作之余的温馨。我拄着盲杖，敲打着未知的路面，能敲打未知，来来去去是春天。春景斩断殆尽，深埋在心里的根却在时时发芽。时时发芽的根是春天。

    大概我现在的春天就那么多了。就那么多的春天，牵动着我忙碌的身影。我握着生命的犁铧，翻犁一沟接一沟漆黑的命运。能翻犁命运、播种未来是春天。你的春天是什么？是耕耘霓虹点点的春色？还是在嫩叶和花瓣间寻找她的眼神与面容？

【注】①史光柱，1964年生，云南马龙人。1984年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身受重伤，双目失明。1985年自学写作，出版了多部作品。

轮椅上的背影

张守仁

    ①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安详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②上世纪70年代初，命运将双腿瘫痪的史铁生限制在轮椅上。近三十年来，他坐的轮椅运载着他内心的沉思、忧郁、痛苦、梦想、爱恋、探寻、追问，徘徊在地坛柏阴下的草地上，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纽约、北欧的文学集会、笔会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特异的风景。他的轮椅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千万文学爱好者的目光。我和陈建功等在不同的场合，争着推过、抬过他的轮椅。在推和抬的过程里，在近距离交谈、接触中，我在铁生脸上看到过羞涩、感激的表情，但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坚韧的、不屈的。

    ③自称“主业是生病、写作是业余”的史铁生曾经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世上只有善于哲思、钢铁般的汉子，才能如此从容地踏上生命的归程。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匆匆离开了我们。仅仅过了4天，即2011年1月4日，铁生60岁生日，在京东大山子798艺术区那包豪斯建筑风格的高大厂房里，由“铁迷”们发动举办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思会。厂房墙壁上挂满了铁生放大了的笑容可掬的照片，会场入口处，彩照上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门的来宾。照片下红纸白字摘引着他写的诗篇《节日》中的句子：“啊，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铁生夫人陈希米身围粉色披肩，与朋友握手交谈，并致辞感谢。会场上醒目的是，竖立的铁丝网罩上，用玫瑰花枝做别针，插满了黑纸留言片上洁白的祝福，以至远远望去，它已成为一堵垂直的花墙。

    ④高大的厂房下，人头攒动，鲜花飘香，烛光摇曳，热气腾腾。

    ⑤中央电视台的张越，主持了追思会。中国传媒大学鲁景超教授特地带领一班最好的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铁生的作品。铁生的至交们站起来向众人回忆：他有写作天赋、会针灸、能画画、善待人；“文革”禁书时期，他参与放风、偷书；腿残者的暗恋之苦，使他难于排遣；有时阴暗情绪袭来，恨天不公，怒把玻璃板砸碎……

    ⑥从天津赶来的医生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最新消息，说根据史铁生捐献肝脏的遗愿，已把配型好的脏器移植入一个38岁的患者身上，如今那位患者已能下地走动——人们闻讯，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声浪几欲把房顶掀开。医生说：铁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坚持着，弥留之际挣扎着挨到天津红十字会来取器官的大夫奔进医院走向他床边，他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好让所捐献的器官一直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的鲜活状态。肝脏移植国际权威、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动情地对大家说：“史铁生20多岁就因下肢瘫痪坐到了轮椅上，无法像大家一样站起来走路，但是他的死却让他稳稳地站立起来，还攀上了人之道德的高坡，成为一个爱人超己的生命典范。”

    ⑦我听到这儿，眼睛湿润起来，深感铁生的精神境界已臻极致：他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什么，只留下爱，把还有用的器官一一分赠给急需的生者，祈盼他们活得更精彩。啊，铁生，我的好兄弟，我要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才配赞颂你如此洁净的灵魂，这般利他的情怀！我抱憾于、痛悔于自己文学语汇的寡乏，笔力不逮，以致不能生动描绘你真实的形象。

    ⑧铁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远行的背影，像座大理石雕塑似的，一直清晰地挺立在我眼前……

（选自《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2期，有删节）

父亲的一课

王熙章

    16岁那年，父亲送我去一家电脑培训中心学习微机课程，那些枯燥的操作命令很快使我厌倦了。渐渐地，一有空我便溜到与中心相邻的“创世纪”网吧上网玩游戏，几个月下来，我微机知识没学到多少，倒是对那些神奇莫测的游戏入了迷，经常玩个通宵达旦。

    网吧老板是一个过早秃顶的中年男人，在众多网民中，他好像独独对我这个学生特别反感，走来走去总要教训我两句：“玩物丧志，这词儿你懂吗？”

    世上哪有老板赶顾客出门的道理？我对他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只顾在网吧中玩得昏天黑地。

    一天，父亲从乡下到城里来看我。我正痴迷地玩“僵尸与侠客”的游戏，突然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说：“好！精彩，好安逸哟！”

    这话音好耳熟，方言土语在城里极少能听见。我猛回头，只见父亲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那一刻，我有一种做贼的感觉，赶紧站起身，垂手而立。父亲却神情古怪地一把拉住我的手说：“章子，精彩，来，继续玩！”

    我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不但不骂我，竟然让我教他玩游戏。我兴奋地抓住他的手，教他如何选择按键、如何控制鼠标、如何躲避对方的打击、如何出击，没想到父亲学得还真快，不到3分钟便投入于那醉人的游戏中。

    一晃7天过去了。父亲的玩法越来越高明，也越来越上瘾，竟好几天通宵达旦泡在网吧中。

    这时，我的衣袋中只剩下30块钱了。父亲省吃俭用，每月寄400元钱给我做生活费，我却将它们全都消费在了这些醉人的游戏中，刚过了半个月，我的衣袋就快空了，再向父亲要钱，我开不了口。

    那天在网吧里，父亲问我：“章子，身上有钱吗？拿出来，让爸过足这把瘾！”

    一听这话，我的脑袋便“嗡”地一下大了。我家在城里没有亲戚，身上没了钱，我跟父亲在城里如何生活？父亲是个复员军人，只听说他在城里有一个战友叫方伯雄，我到城里来上学，父亲便让我去找方伯伯，可我却压根儿没心思去见那些古板的人。

    那个秃顶的网吧老板又来催缴费了。按每小时两元结算下来，父亲已欠费300余元。眼看父亲翻遍他所有的衣兜，再也没有翻出一分钱来，我心里焦急万分。

    网吧老板呈现出他从未有过的凶相，威胁说：“3个小时内不缴清欠费，就把你们扭送到派出所。”父亲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偷眼看着网吧老板那副讨债不成不罢休的架势，不由胆战心惊。

    我退下手腕上那块花去父亲80元钱买给我的手表作抵押，谁知网吧老板竟然不屑一顾。父亲指着他身上那件过年时新买的呢大衣诚惶诚恐地说：“要不，我、我脱下这身衣服给你？”

    网吧老板用鼻孔哼了一声说：“一个乡下人的破衣服，能值几块钱？”

    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将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在对我的父亲指指点点：“没钱玩什么游戏？乡巴佬！”这时我看见父亲的嘴角抽了抽，就在那一刻，我感觉那讥讽的话语就像皮鞭似地抽打在我的脸上。我发狂似地冲出人群，找我的同学去借钱，可他们一见我，仿佛都如见了瘟神，慌忙离去。

    “天哪，这个时候，我到哪里去弄钱解救我的父亲？”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心里说。我不禁悔恨交加。回到网吧，跪倒在父亲面前，我痛哭失声地说：“爸，是我害了你，我不该教你玩这种害人的游戏！”

    父亲也不禁老泪纵横，他一把拉起我说：“孩子，你终于明白了，这就叫玩物丧志！来，爸给你介绍一位伯伯，他就是我在家跟你提起过的方伯雄伯伯！”

    我抬起头来，顺着父亲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网吧老板一反常态，正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村医

薛培政

    “这小子，出息了哈，小时候，我还救过你一命哩。”耄耋之年的先生对我说这话时，正拄着拐杖走在通往村卫生室的路上。

    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先生，轻抚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也不糊涂，每回看见我，总是微微一笑，顺口喊出名字后，仍忘不了提及救我之事，流露出些许成就感。

    听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便去找爷爷求证。

    “呃，真有的事儿，你一岁半出麻疹，那烧发得邪乎，眼看没救了──”上了岁数的爷爷，对好些事儿记不清了，但对这事心里却明镜儿似的，竟把我起死回生的经过，讲述得险象环生、淋漓尽致，我顿觉先生那瘦小的身影高大起来。

    上过省医科大学的先生，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20世纪5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先生被抽调其中。来前谈话说下到乡级医院，先生见到乡卫生院刘院长后，就急着要求分配工作。刘院长说：“不急，等吃罢晚饭再谈工作。”晚饭就安排在卫生院机关食堂，刘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酒至微醺，刘院长叹口气说：“近千口人的茹冈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形让人心焦啊！”那时血气方刚的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个钉地请求道：“那我就去茹冈村吧！”

    茹冈村人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纷纷涌向村头迎接。等把人接到后，大伙儿而面相觑，都愣住了：“咦──咋会派来个白面书生，咱这鸡不下蛋的穷地方，会留住这细皮嫩肉的小先生？”老支书颔首道：“嗯──俺看这孩子行，可不能怠慢了。”说罢，他连夜带人把支部办公用房腾出来，做了村卫生室。

    打那后，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寻医求诊，包扎治疗，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呻吟着上门了，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擂得山响，来人急火火地喊叫：“先生──俺娘病得厉害嘞！”先生一骨碌爬起来，背起暗红色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好，回到住处已是鸡叫时分了。

    到了冬春感冒多发季节，先生的案桌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先生依然不疾不徐接诊治疗。那一次，老庆家的娃儿连日高烧不退，先生弯腰为其作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老庆两口子好不尴尬，先生卻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便又坐堂开药方了。日子久了，村里婆娘们就议论：“这先生性子咋恁好咧，从来就没见他动过脾气。”

    老羊倌疙瘩爷七十岁患上抑郁症，整日茶饭不思，时而发痴，时而叹息。家人要送医，他死活不肯，说要等死哩。先生登门出诊，他躲进内屋关紧门窗。等费尽周折见了面，一番望闻问切后，先生绝口不提治病的事，竟说些小时候放羊时的糗事。说到羊，疙瘩爷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先生见机下方子后，嘱他按时服药。半个月后，疙瘩爷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

    先生案桌前悬挂的那幅烙画上有一个硕大的“德”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先生说做医生须有悲天悯人、普济众生之心。一个暴雪封门的深夜，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的二柱子，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他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转送乡卫生院。望着没膝的茫茫大雪，家人哭爹喊娘跪地求救。闻讯赶来的先生，脚未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命道：“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先生的袖子，满是忧虑地劝道：“老师，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和蔼的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等二柱子脱险，先生累得虚脱在地。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先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常听人说，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假若当初不下来，在县医院早就成专家了，或许当上了局长院长。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大夫就是治病教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俺这身板。俺虽老了，却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咋能不满足哩？”

    说这话时，老人一脸平和。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期）

麦收

孙犁

    1939年，冀中解放区小麦黄梢的时候。

    二梅在街上来回地吹着笛子。青年妇女们一个一个从自家大门里走出来。她们站在那新刷写上晋察冀边区“双十纲领”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树树阴里。她们简直是挤在一块儿，手里的铲镐碰得叮当乱响，还夹着清脆的说笑声。队伍站得整整齐齐，风吹动树枝筛下的阳光，在她们的头上、衣服上游动，染成各色各样的花。二梅站在队前问：“你们拿着家伙干什么呀？”“挖沟！”大家一齐大声地回答。

    “对了。驻在咱村的队伍，今天下午去打击敌人，这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麦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把接村路挖通！”二梅用高粱秆分好段，用铁铲划上印，说：“来吧，两个人挖一段，一把铁铲一把镐。”

    队上的指导员从一块麦地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个背大枪的矮个子通讯员。在村里住长了，他认识二梅。他说：“部长领导得好，真积极！”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说：“指导员，我们弄好了路，你们抓不住鬼子，叫他们冲过来，我们可批评你！”指导员说：“好，好，好。你听枪响吧！”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地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地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着一声叫着：“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嘎勾——”东边响了一声枪。妇女们拖着铁镐和铲从道沟里跳上来，向东边张望。枪声响得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也越来越近了。二梅的脸有些青白。东边卷起了一团烟，罩住了金黄的麦子。机枪声、炮声，好像压低了那里的麦子。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地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二梅知道这是敌人的炮，在那里作战的同志们是不是受了伤呢？她喊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傻站着了，快回家抬担架，预备鸡蛋和水！”

    当她们抬了几副担架回来，枪声停了，那一团烟也远了。但是枪声很响很急，二梅知道这是我们的军队追赶敌人了。她们很快向那里跑去。我们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窝里，才停下来。二梅她们抬回受伤的指导员和他那矮矮的通讯员。这两个同志去夺敌人的重机枪，受了伤。她们把夺来的重机枪也放在一副担架上，还空着一副担架。她们回来，路过二梅家的地边，爷爷正靠在一个捆了牛腰粗的大麦个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东边的路。二梅说笑着回来了，看见爷爷，她说：“把麦个放在担架上，我们给你抬回去！”老头子听了孙女儿的话，真的把麦个放在担架上，飞快地往村里去了。

    第一副担架上是指导员，第二副担架上是通讯员，第三副担架上是重机枪，第四副担架上是麦子。老头子跟在后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到远远的西山里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团团千变万化的云彩——那在老人眼里，是一只虎，一只豹，一匹飞马，一只老鹰。

    晚上，奶奶又把饭放在那里，小桌上却有了白面饼。爷爷回来，二梅回来。奶奶说：“你今儿个更有功了，奶奶给你烙了白面饼，快点吃！”二梅说：“有功的是人家队伍上的人，有功的是指导员和通讯员，人家夺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受了伤，先慰劳他们吧！”二梅带了自家的饼还有别人家的鸡蛋到指导员那里去，指导员和通讯员的伤口全包扎好了，躺在院当中月亮地里的软床上。

    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二梅和她的两个小组长站在受伤人的床前，念着妇救会的慰问信。二梅又念了她自己的慰问信。她念着，她述说自己原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没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长到十五岁。八路军来了，是正好的年岁，赶上了正好的年岁。这样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在她眼前打开了。她的声音是那么庄严、热情和诚恳，感动得受了伤的人硬支起身来，严肃地听着。

（选自《孙犁作品精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