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 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

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 《范成大诗选》后 ,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幸福的玫瑰

【美国】阿·戈登

    那年春天，每周六晚上我都要给凯洛琳小姐送去一朵玫瑰，那玫瑰总是花店里最好的一朵。

    我在放学后和星期六在奥森老爹的花店替他送花。从一开始我送玫瑰的时候，就觉得这事有点儿古怪。第一次送玫瑰的晚上，我提醒奥森老爹忘记给我送花人的名片了。

    “没有名片，詹姆斯。送花的人要求尽量保密。所以你不要声张，好不好?”奥森老爹说。

    有人送花给凯洛琳小姐，我很高兴，因为大家都可怜她。我们小镇里的人都知道，凯洛琳小姐最倒霉不过，她被人抛弃了。她与潘尼曼已订婚多年，一直在等他。但潘尼曼在医院实习期间，爱上了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女郎，和她结了婚。潘尼曼娶的那个女郎的确是个美人，叫克丽丝汀。

    她在我们镇上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因为女人都鄙视她，说她的坏话。至于可怜的凯洛琳小姐，这件事可把她害惨了。一连半年，她足不出户，放弃了一切公众活动，甚至也不替教堂弹风琴了。

    我送第一朵玫瑰去的那天晚上，她看上去像个鬼。我把那个盒子递给她，她满脸惊讶——“给我的吗?”第二个星期六，在同一时间，我又送一朵玫瑰给凯洛琳小姐。下个星期六，又是一朵。第四次她很快就开了门，我知道她一定在等待着我。她的两颊微红，头发也不那么散乱了。

    我又给她送去了第五朵玫瑰。第二天早晨，凯洛琳小姐又回到教堂弹风琴了，我看见她衣襟上别着那朵玫瑰。“多么勇敢。”我母亲说，“多么有骨气!”

    我照例每周末去送玫瑰，凯洛琳小姐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现在她有点儿自豪，表现出一种傲岸自尊的神气。这一晚是我去凯洛琳小姐家最后的一个晚上。我把盒子递给她，说：“凯洛琳小姐，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花了，我们下星期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不过，奥森老爹说他会继续送花来的。”

    她踌躇片刻，说：“詹姆斯，你进来一下。”她把我领到整洁的客厅，从壁炉架上拿下一个精雕的帆船模型。“这是我祖父的。”她说，“送给你。你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你和那些玫瑰。”她把盒子打开，轻触娇嫩的花瓣，说：“花瓣无言，却告诉我许多事情……”

    回花店后，我做了一件从来不敢做的事情。我在奥森老爹那儿找到了我所要找的东西。只见上面是奥森老爹潦草难辨的笔迹：“潘尼曼，五十二朵美国红玫瑰，每朵两角五分，共计十三元。已全部预付。”原来如此，我暗自思忖，原来如此!

    直到许多年过去。有一天，我又来到奥森花店。一切都没有改变。我跟他聊了一阵，随后问：“凯洛琳小姐现在怎样了?”“凯洛琳小姐?”他点点头，“她嫁给了乔治，那个开药店的，人不错。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哦!”我有点惊讶。我想让奥森老爹知道我当年有多精明，“你猜潘尼曼太太知不知道她丈夫送花给他的老相好凯洛琳小姐呢?”奥森老爹叹了口气：“唐姆斯，你从来就不太聪明。

    送花的不是潘尼曼，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我瞪着眼睛看着他：“那么花是谁送的?”“一位太太。”奥森老爹说，他小心翼翼地把栀子花放进盒子，“她说她可不肯坐视凯洛琳小姐因为她而毁了，送花的是克丽丝汀。”

    “你瞧，”他最后盖上盒子的时候说。“那才是个有骨气的女人!”

（选自《最经典的微型小说》）

价值

刘永飞

    苏国良还没回到村里，却已成为村人的笑柄。

    起初，村人将信将疑，可是待苏培盛回来之后，一切得到证实，原来苏国良还真是个“二百五”。

    苏培盛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回到村子的，当晚已有多家备宴来请。席宴间，主人极尽奉承之能事，说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说什么“国有邓小平，村有苏培盛”。

    苏培盛听了这句话，噗的一声吐出酒菜，差点笑岔了气儿。他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是一小偷，能和邓小平比吗？

    主人说，“别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邓小平说的么，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难听。你看看这几年村里起了多少高楼，哪一栋不比外村的气派，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要不然，光凭他们出去打打工能盖起这样的楼？下辈子吧。再说了，这都啥年代了，小偷咋啦，我看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尚多了，还是那句话，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酒肉吃完，好话说尽，主人这才借着酒劲儿说出了自己的小九九。说什么自家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又说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趁早跟你培盛叔出去历练历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培盛自然无法拒绝，他吐掉牙签说，行，年后跟我走，只要别学苏国良就成。

    不会的，不会的，酒桌旁一直沉默寡言的后生信誓旦旦地说。

    酒足饭饱，苏培盛打着嗝，在主人一家的簇拥下，歪歪斜斜地走了。

    一年前的这一天，苏培盛也是这样从苏国良的家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和现在唯一不同的是，苏培盛眼里噙着泪花，他在门口心情复杂地拍了拍苏国良的肩膀说：“放心跟我走，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并不憨傻的苏国良第一单“买卖”就搞砸了。在这之前，苏培盛在技术和心理上亲自培训他。在培训心理时，苏培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能紧张，要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

    他还说，别怕被人抓住，你要谨记，现在已不像早些年，如今管闲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即使碰到个“愣头青”也没关系，咱们人多，稍微一打掩护就能脱身。

    那是个星期天，一个妇女怀抱着一个哭个不停的婴儿去医院，幸运的是一车人没一个给她让座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做活”的难度。

    更可喜的是，那妇女从口袋里取纸巾时忘了拉拉链，厚厚的皮夹子裸露在外，这可真是无赐良机！可是，就是这闭上眼睛也能十拿九稳的活儿，愣让苏国良搞砸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飞就飞了吧，尽管小组成员对苏国良不满，苏培盛还是替他说好话，他说，谁没个第一次呢。

    其他成员问苏国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不伸手，他说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还说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了钱孩子的病怎么办？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乐意了，他们说敢情就你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干这行？

    这次也就算了，关键是接下来的几单活儿全砸了。做贼不偷东西，在团伙里是大忌，你总不至于让别人养吧。

    促使苏培盛让他离开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那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偷窃对象是个老人。苏培盛知道苏国良的毛病，只让他打掩护，可是就当自己人逼近老人时，苏培盛却清晰地看到苏国良趁一个刹车，猛地将老人撞了一个趔趄。老人警惕了，生意又砸了。

    看着小组成员一张张愤怒的脸，苏培盛平静地说，国良，你走吧。可，他是个老人呀，我实在不忍心……好啦，苏培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需要的是个能偷东西的贼，而不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不，苏国良离开的消息传到村里，村人的嘴巴都快笑歪了，他们说：“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他们家祖孙三代倒是都讲良心，结果呢，穷得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新年到了，归来的人都在庆祝一年的收获，唯有苏国良家冷冷清清。去年的今天父亲还在，甚至老父亲求苏培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父亲说自己无能，连给孩子找个媳妇的本事都没有，他希望苏培盛能把苏国良带出去。他知道，父亲说这番话时，内心一定很痛苦。

    野外，爆竹声四起，许多人家都在拜祖。直到夜幕降临，苏国良才买了纸，默默地去了祖坟，他要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远远的，他见自家的坟地里有火光跳动。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坟地呢？走近了，他看到一个身影堆坐在父亲坟前。火光暗淡下来，眼前一片模糊。

    “二爷，您千万别怨我，不是我不收国良，而是我不忍心看他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二爷，我虽不讲良心，可是我知道良心金贵呀。当初要不是您在大灾之年宁可全家饿肚子也要来救济我这个孤儿，怕是我的尸骨早就没了呢。二爷呀，今天这世道坏啦，不是良心不值钱了，是良心太贵重了，一般的人已经拥有不起了……”

    这是苏培盛的声音，苏国良听着听着，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8期）

百无一用

（意大利）卡尔维诺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斜照进街道，杂乱地照亮这条街。阳光从料想不到的缝隙里射出来，打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行人的脸上。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记不清他是停在那里还是往前走着，可以肯定的是，他离我越来越近，因此或者是我朝他走去，或者是他向我走来。他高大而消瘦，穿着一件浅色的雨衣，一把紧紧卷起的雨伞利落地挂在胳膊上。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毛毡帽子，也是浅色的，帽檐又宽又圆；底下紧挨着的是眼睛，大大的、冷冷的、亮亮的，眼角带有奇怪的闪光。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根手指夹在书里，好像是为了标记那个位置似的。

    很快，我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静止的目光打量着我，从头到脚。我立即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每走一步，我就扫视他一眼，而每一次我都看见他离我更近，并且望着我。最后，他停在了我的面前，几乎抿着的嘴唇，正要摆出一个微笑。这个男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根手指，慢慢地，用它向下指着我的双脚。这时他才讲话，用一种有点儿谦卑的、极低的声音。“对不起，”他说道，“您一只鞋的鞋带开了。”

    真的。鞋带的两端垂到了鞋的边缘，拖拉下来，被踩脏了。我的面颊微微地红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谢谢”，我俯下了身子。

    在马路上停下采系鞋带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停在人行道的中间，还会被人碰到。浅色眼睛的男人低声告别后，就马上离开了。

    然而命运却注定我又遇到他：还没有过去一刻钟，我就又看见他站在我面前，望着一个橱窗。那时候，一种不可解释的冲动攫住了我，我想趁他正专心地看着橱窗的时候，转过身，退回去，或者赶紧走过去，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不，已经太晚了，这位陌生人转过身来，他看见了我，望着我，还想对我说些什么。我站在他面前，很害怕。陌生人讲话的声调更加谦卑了。“您看，”他说，“它又松开了。”

    我真想消失，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弯下腰，愤怒地努力系鞋带。我耳朵里嗡嗡响，觉得周围走过并且碰撞我的人，还是上一次就碰撞我、注意我的那些人，他们低声说着嘲讽的话。不过，现在鞋带系紧了、结实了，走在路上，我既轻松又自信。这会儿，我甚至怀着一种无意识的自豪感，希望再次巧遇那个陌生人，好为自己恢复名誉。

    刚刚沿着广场转了一圈，我竟发现自己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又在那条人行道上，刚才催促我前进的自豪感突然之间被惊慌代替。陌生人看着我，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的表情，他向我靠近，轻轻摇着脑袋，像是为某个不受人控制的自然事实而惋惜。

    往前迈步的时候，我担心地瞟了一眼那只让我内疚的鞋子：鞋带系得又紧又结实。然而，让我沮丧的是，陌生人继续摇了一会儿脑袋，然后说道：“现在，另外一只鞋的鞋带松开了。”

    这时候，我的感受就像是在噩梦中。我显露出一副反抗的怪相，用牙齿咬住嘴唇，像是不让自己发出诅咒，我又开始在街上弯下腰，暴躁地使劲系鞋带。我站起来，眼睛下面的脸颊火焰一般灼热，我低着脑袋走开了，只想要避开人们的目光。

    但是那天的痛苦并没有结束：当我吃力地急急忙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感觉到蝴蝶结一点儿一点儿地滑开，结扣则越来越松，鞋带正在渐渐散开。刚开始，我放慢了脚步，似乎只要小心谨慎一些，就可以维持那一团不稳定的平衡了。可是我离家还很远，而鞋带的两头则已经拖在地上，这边那边地甩来甩去。于是，我走得气喘吁吁，像是在逃开疯狂的恐惧：害怕再次遇到那个男人无法逃避的目光。人们的目光似乎在我周围密集，仿佛林子里的树枝一般。我钻进了遇到的第一个门廊，躲了起来。

    然而，在过道的深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看见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站在那里，双手搭在紧紧卷起的雨伞的伞柄上，似乎是在等我。

    我起初惊讶得张大了嘴，随即大着胆子挤出笑容，我指着松开的鞋带，想阻止他说话。

    这位陌生人点点头，露出他那忧伤的表情。“是啊，”他说，“两只鞋的鞋带都开了。”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门廊更安静而适合系鞋带了，虽然我后面的高处站着一个浅色眼睛的男人，他看着我，不放过我手指的每一个动作，而且我还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手指中间，打乱我的动作。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现在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甚至还吹起口哨，第无数次重复着该死的系鞋带动作，不过这一次系得更结实。我很放松。

    如果那个男人保持沉默，不先轻轻地咳嗽几声，有点儿犹豫不决，接着以坚定的语调一口气说出下面的话，就没事了。他说道：“对不起，您还是没有学会系鞋带。”

    我满脸通红地转向他，仍然猫着腰。我舔舔嘴唇。

    “您知道，”我说，“对于系鞋带，我真的不在行。也许您不相信我的话。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从不愿意费力学会它。我用穿靴器。对于鞋的结扣，我无能为力，我弄得乱七八糟。也许这难以置信。”

    于是陌生人说了一句奇怪的话。“那么，”他说道，“您的孩子，假如您有孩子的话，您怎么教他们系鞋带呢？”

    然而最为奇怪的还是，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给出答案，似乎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解答过了，还把答案记下来，等待着迟早会有某个人向我提出它一样。“我的孩子们，”我说，“将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怎样系鞋带。”

    陌生人更为荒唐地反驳道：“假如，比如说，发生了大洪水，整个人类都消失了，您是被选中者，您以及您的孩子们将延续人类。那时怎么办？您有没有想过？您将怎样教他们打结？因为不然的话，天晓得，在人类能够打结、重新把它发明出来之前，要过去多少个世纪！”

    我再也理解不了了，无论是打结的事，还是他的这番话。

    “但是，”我尝试着提出异议，“为什么恰恰我应该成为被选中者，为什么恰恰是我这个连打结都不会的人呢？”

    长着浅色眼睛的男人逆光站在门口，他的表情中有些可怕的、天使一般的东西。

    “为什么是我？”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鞋上部有一个结，一件他们不善于做的事情，一份把他们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无能为力。社会依赖现令人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可洪水呢？如果来了洪水，需要一条诺亚方舟呢？不是单单一个人就能完成要重新开始而需要做的那几件事。您看，您不会系鞋带，另一个人不会刨木头，又一个人还没有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有一个人不会播种，如此等等。我多年以来就在寻找，请相信我，很困难，困难极了。看来人们应该手挽着手，就像盲人和瘸子一样，尽管吵架拌嘴，却不能分开行走。”

    他这样说着，转身消失在街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直到今天我还好奇，他是一个奇怪的疯子，还是一位天使？多年以来这位天使徒劳地在人间转来转去，为的是寻找另一个诺亚。

文本一：

秋天的梨花

赵淑萍

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

那一年，一个秋日的黄昏，难得度假的父母在老家的田野里散步。突然，母亲看到梨树上有几朵梨花开着，洁白无瑕的小花在绿叶间，如此清新，如此明媚。怎么秋天也会有梨花开呢？打小在城里长大的母亲觉得很新奇。父亲说，十月小阳春，天气和暖，所以有梨花开。就是那个假期后，母亲粘酸嗜醋，怀上了她。此时母亲已年近五十，亲友们都建议她不要这个孩子了。

可是，母亲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春天。那时，日寇入侵，精通医术的父亲参加抗日救卫队去了。父亲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母亲则腆着个大肚子，在父亲的老家，一个小山村待产。母亲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可是，孩子出生不久就身体泛紫，嘴唇发乌，面色苍白。母亲首次生产，毫无经验。旁边人也不懂，不知道这是新生儿窒息，应该采取急救措施，还在一旁摇晃、安抚，就这样，孩子夭亡了。当时，母亲记得，春天下了一场雨，屋外的梨花，一朵朵都含着泪。母亲的泪，也像雨一样，不住地流。

后来，战争结束了，父亲和母亲团聚了。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父亲和他的同仁们一起创建了市中医院，在她之前，父母已有了五个孩子。想起盛开在秋日黄昏的梨花和那个多难的春天，母亲有种预感，是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孩子又回来了，于是，不顾劝阻，母亲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对第一个孩子的负疚，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接生，他亲自把这个小女儿迎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她来到这世上，享尽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哥哥姐姐们个个都跟着父亲学医，很小的时候就背汤头歌，抄方子，而她不喜欢，她喜欢背唐诗宋词。破天荒的，父亲允许这个最小的女儿不学医，由着她的兴趣。最后，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图书编辑。“这样也好，我们负责给患者诊治，你就负责给一本本书把脉。”父亲说。

三十多岁时，她一次外出采风回来，突发恶性疟疾，剧烈头痛、呕吐，有性命之虞。平时对她视若珍宝的父亲，这次狠心开了足够剂量的砒霜，这砒霜的量，令从医的哥哥姐姐们都咋舌。结果，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让父亲在中医界的声誉达到了顶峰。“毒药猛剂善起沉疴，虫类搜剔能疗痼疾。”父亲的用方让同行叹服。

退休后父亲仍然被聘为中医院的顾问，每星期还去坐堂。为了中医院迁址重建，父亲多方呼吁，四处奔走，而新的中医院大楼落成的那天，父亲病倒了。

连日来，他高热不退，嘴里又说着“黄芪”“白术”“当归”等。每次，父亲发高热，不说胡话，只喊药名。他们多希望，95岁的父亲，能够再次扛过去。可是这次，却扛不去了。

那天，父亲清醒后，把他们都叫到床前，吩咐后事。最后，把她单独留下。

“孩子你知道吗，爸爸一生行医，救活人无数，但是，难免有疏漏误诊的时候。还记得那次我给你看病吗？在你之前，也有一个姑娘，我太谨慎，用的砒霜剂量不够，最后，没能挽回她的生命。到了你这里，我纠正了，所以，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爸爸这些年，把自己误诊的病例都写下来，结集成册，希望你给我编辑出版。”父亲让母亲从抽屉里捧出一沓稿纸。

她沉默了，她明白，以父亲的声望和地位，出版这本书，会给他带来什么，但是，出版这本书，对中医界来说，却是一种福泽。父亲看着她，父亲的眼神，如此明亮，如此坚定，容不得她犹豫，她点点头。

《误诊记》出版了，她和哥哥姐姐们校了又校。封面上，夕阳中一枝梨花，洁白无瑕。

文本二

冯骥才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走在路上，那就是散文；一个人忽然被推到水里，那就是小说。那么我想，他怎么会被推到水里的呢？掉到水里面后，他的反应如何呢？别人又对他做了些什么呢？然后这个故事就可以展开，你如果把这些写的细致传神，那你就成功啦。

接下去我要讲一讲人物。小说就是要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觉得小说还有一点就是它偏爱小人物和边缘人物。还有一点呢，我要说这个文学当中的人物，你一定要把他刻画得非常生动。至于他到底是好人坏人，你不要去纠结这个。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就在于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极鲜活，这就可以了。至于读者怎么去看，那是读者的事情，作家给读者留下的空间越大，说明他的小说越是成功。如果说他写的这个人，符合以上特点并且能够引发一场争议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说人物塑造是最到位的。

（摘编自尹燕忠《作家赵淑萍老师谈小小说的创作》）

早晨从中午开始（节选）

路遥

当我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①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②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决心，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

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栗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

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事，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设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

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到可笑和蹩脚而停止。

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去纸篓中撕下的一堆废纸，大脑仍然是一片空白。

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

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伟大的事业？

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还梦想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捉一捉“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

第三天重蹈覆辙。

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于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得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

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己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有删改）

［注］①作者弟弟王天乐。②指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初稿，文章结尾处的“全书”即《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