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光明）：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在信息匮乏的时代，人们想得知信息而不能，容易陷入恐慌状态。如今，互联网和无线技术的整合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使信息再无时空限制，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主动或被动地接触“爆炸”的信息“碎片”。

    我们有太多的媒介资源接触到海量的信息，信息的制造速度早已超过了人们处理信息的速度，于是信息的“冗余”伴随着媒介的飞速更新悄然产生。它给当代人造成的困扰比之信息困乏有过之而无不及。信息以排山倒海、无限量递增的速度把现代人淹没，一个信息严重超载的不可承受之重的时代正在开启。当人们以有限的精力不断地“超支”处理无限的信息时，注意力难免会被分散。注意力的稀缺是信息过剩时代的必然产物。信息的严重过载，而人们精力的有限，这就导致每个人都想花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多的信息，从而不断确保自己能够跟得上这个“分”新“秒”异的时代步伐——而这一切，就意味着“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到来。

材料二：

    无论是严肃深阅读还是碎片化浅阅读都是读者的自主选择，但当一种阅读方式逐渐流行甚至泛滥的时候，便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与评价。碎片化阅读有其自身的优势与存在的意义价值：它单位信息量大，内容题材丰富多样，耗时少，效率高，可以使人们轻松获取大量信息。只要拥有一部手机或网络电子终端，海量信息便唾手可得，知识的获取变得简单；它可以快捷、及时、交互、充分地将零碎的空余时间利用起来，尤其适合当下空余时间渐趋零散化的大众的需求。这些是传统纸质严肃深阅读很难具备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时代阅读新风尚。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碎片化阅读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它让我们注意力涣散，形成思维惰性，失去深度阅读的能力，历史感逐渐消退。

    王蒙曾感慨：“虽然不能回到孔孟时代悬梁刺股地读书，但也不能都躺在乔布斯的怀里看微博。网络带来了方便，但也使我们的阅读、讨论、思维变得普泛化、浅薄化、零碎化、快餐化，成了无中心、无目标、无深思熟虑的‘三无’浏览。”当碎片化阅读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阅读方式时，或许我们该思考的是：究竟是我们利用了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与知识获取，还是碎片化阅读从根本上绑架了我们？

材料三：

    碎片化阅读会妨碍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层思考，但又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获取多元信息，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事物，这是形成理性认识的基础。如果用户为了特定目的而不断延展阅读领域，即使读的都是短文章，所获信息也可汇聚成深度的认识。

    对习惯于借助电子媒介进行阅读的人来说，需要养成良好的阅读、思考习惯，不断提高检索信息、评估信息、组织信息、分析信息、表达信息、保证信息安全和信息协同等个人知识管理能力。要让他们知道电子深读的意义、策略、方法、路径，养成将浅阅读信息予以系统整理与标记进而深入思考的习惯，或者让他们能够基于浅阅读顺利转向深入的电子或纸本阅读。因此，要促进碎片化阅读走向深入，书刊出版传播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电子阅读和纸本阅读，将二者的优势相结合，走融合媒体发展之路：由平媒或网上推荐试读，引向纸质或电子深读，然后走向网络分享与共读，促进更广泛、更深入的全民阅读与文化生产。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们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点工作。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二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三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四要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扩大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10月13日刊文）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虽然仪器不会检测出病症，但人体却会有各种不适感，这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普遍拥有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现代社会亚健康群体增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问题日趋泛滥。

    随着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隐患日益严重，一种富有全局性的健康理念——“大健康”应运而生。它倡导人们从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过渡到呵护健康、预防疾病的新健康模式，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观念，接收科学的健康指导，让人们“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大健康”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上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健康。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大健康模式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通过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摘编自《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材料三：2013—201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四：

    巨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导致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从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旗号，制假售假，甚至把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消费者上当。一些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与消费者大套近乎、嘘寒问暖，“专家免费会诊”“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套路重重……种种乱象，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加速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项条例及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明晰相关部门审批、监督和处罚职责，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取缔违规企业；同时进行警示教育，要让公众客观认识保健品的“疗效”，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正确的消费引导。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1月10日）

论《红楼梦》的性格描述

刘再复

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对照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性格“区别得更加鲜明”，相互起衬托作用。但中国戏剧中常用的“忠”与“奸”的脸谱化外部对照方式属于审美层次较低的对照方式，是单一化性格之间的外部对照。从文学历史的经验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这就是：带有较高审美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应当是《红楼梦》式的对照，对照的双方都应当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只有这种对照才是高级的对照方式。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这里的关键是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乃是人物性格丰富的内在源泉。它不仅可以使不同性格的人物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互相对映，而且是塑造人物形象获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美学基础和最重要的美学方式。

同一人物性格内部的正反两极的对照和二重组合，有很多形态。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每一种组合形态中发挥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赋予某种组合形态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同样是悲剧性格因素与喜剧性格因素的二重组合，曹雪芹的王熙凤，契诃夫的小公务员，鲁迅的阿Q，就有很不相同的性格内涵和象征意蕴。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在这个对照系统中，“杂多”的性格元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这就是性格整体中的二重组合单元，这些二重组合单元，在性格内部积极运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丰富复杂的性格。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性格结构，总是以两极的对立统一为内在机制的性格网络结构。以项羽为例，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照系统。过去有人在分析项羽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说明项羽兼有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但这只是项羽性格整体中的一个性格组合单元，而且是性格表层的组合单元，并非项羽性格的整体结构。项羽性格整体中还有很多互相交叉的性格组合单元。钱钟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格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从心学性理来看，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项羽身上的“妇人之仁”、“屠坑残灭”等性格元素，不是线性的善恶排列，而是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地形成一组一组的“相反相违”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这一组一组的性格元素又围绕项羽的性格核心不断发生交叉组合，从而形成项羽复杂而有序的性格系统。这个性格系统包括善与恶、类与丑、残暴与仁爱、阳刚与阴柔、崇高与鄙俗等多种性格的二重组合单元，而由于两极对照中又有心理中介与感情中介的联系，因而形成犁然有当的性格运动。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次要人物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例如《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具有自己复杂的性格对照系统，而次要人物晴雯、袭人等，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以袭人为例，她既恪守奴才的本分，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她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逄迎之嫌，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在奴才中表现得最为规矩、正派，时时告诫着宝玉，但正是她，第一个与宝玉“同领警幻所训之事”。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内里包含着美丑、善恶的对照，这种对照是由很多二重组合单元互相交叉构成的，因此，袭人的性格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袭人的性格塑造与晴雯的性格塑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她们两人形成一种性格对照，让人感到她们的性格虽然清晰，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没有人为的对照痕迹。这就因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丰富的，其内部也有对照，也有联结，也有统一，深层结构中蕴涵着许多一家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复杂又深邃。这样，她们的性格外部对照，由于自身性格内涵的丰富，而获得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节选自刘再复《红楼梦悟》，有删改）

怀揣羊羔的老人

李娟

太阳完全沉下群山，天色却仍然明亮、清晰。我们出去散步，沿着河岸走了两公里后，四周景物才渐渐暗了下来。我们便开始往回走。

河谷对岸森林密布。河水清澈、宽阔，冰凉刺骨的水汽一阵阵扑面而来。在天边悬了整整一天的白色月亮，已转为金黄色，向群山深处沉去。

这时，有小羊羔撕心裂肺的咩叫声远远传了过来，凄惨又似乎极不情愿。我们循声音爬上河岸边高高的岩石，走进一片深深的草甸。这里有一片沼泽，我们小心地绕着走。

前面远远走来一个老人，近了，这才弄清声音的出处原来在她怀里。怪不得小羊的叫声这么别扭，原来它被抱得极其难受。那个老太太像抱小孩子一样抱人家，把它竖起来，一手搂着它的小肚皮，另一只手托着它的小屁股。小羊惨叫连连，不舒服极了，一个劲儿地挣扎。于是这个老太太就换了姿势，把羊扛到背后，像背包袱一样反背着人家，一只手绕在肩头攥着两只小前蹄，一只手反到背后攥着另外一对后蹄。这下她自己倒轻松了好多，可怜那羊羔更痛苦了，于是叫得也越发不满。

“怎么了？这是——”

她乐呵呵地：“这个嘛，它的妈妈嘛，找不到了嘛，看——它哭呢！”

我们心想：明明是你把人家弄哭的。

一到冬天，我们店里卖得最快的东西居然是奶瓶上的橡胶奶嘴，几乎每天都在出售。可大桥附近就那么两三个小村子，百十户人家。真奇怪。为此我妈还自作聪明地得出了两个结论：一、这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没抓落实；二、这里的婴孩普遍牙齿长得早。

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人买奶嘴是为了回家喂小羊羔吃奶。

冬羔不像春羔那么易成活。冬天很冷，不能跟着牧羊在室外活动，非常弱，因此很大程度上得靠人工喂养。已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得预备一些纸箱子给将要出生的羊羔垫窝。常有人打发孩子到我家商店要纸箱子。谁家冬羔产得多，推开他家的门，一眼就看到炕边墙根一排纸箱，每只箱子各探出一颗小脑袋。

小羊羔真是可爱的小东西。它有人一样美丽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若是小山羊的话，额头上还会有一抹刘海儿。它的嘴巴粉红而柔软，身子软软的、暖暖的，谁都愿意搂它在怀里，好好地亲一亲。我们这里有的年轻姑娘在冬天里串门子，就会搂上自家的一只小羊羔，就像城里的女孩上街搂宠物狗一样，一身温柔干净的气息，用孩子一样喜悦新奇的小嗓门轻轻交谈。小羊羔们就软软地、乖巧地各自趴在主人香喷喷的臂弯里，互相张望。

看了那情景，记忆里的整个冬天都只剩下了微笑。

有的夜里，正围着桌子吃饭呢，这时门口厚厚的棉布门帘一拱一拱的，像是有人要进来。问：“是谁？”却又不回答。走过去掀开门帘一看，没人，脚下却有动静——一只银灰色小羊羔从我妈脚边顺着墙根快快地一扭一扭跑了进来，一路跑到火炉边，晃晃身子，抖落身上的雪屑，再熟门熟路地进了我家厨房，把案板架下的白菜扒拉出来，细嚼慢咽。你无法恨它，尽管白菜只剩最后一棵了。

于是只好帮它撕几片叶子由着它吃，一直等到主人找上门来为止。

有时候出门，在雪窝里捡到一只，颤颤巍巍地蜷着。于是把羊带回家，到时候自有人找上门来要回去。

漫长冬天里只要是有关小羊羔的细节，真是又温暖又清晰。

我们家也养过一只羊。只可惜当时我不在家，等回来时，它已经长得老大了，也就不那么好玩了。但我想它小时候一定特别可爱，否则我妈也不会把它惯成这样——它居然不吃草！只吃麦粒和玉米。①你听说过有不吃草的羊吗？

我妈说：“幸好不是个人，否则更难对付。”

那羊被圈在我家小店后面的窗台下。平时静悄悄的，一听到店里有动静了，就撕心裂肺地惨叫，还把两条前腿搭在窗台上，嘴巴贴在玻璃上做出哀怨的神情。弄得来我家买东西的顾客都以为我们怎么虐待它了呢，纷纷指责：“你们就给它一点吃的嘛！”

顾客一走，它又立刻安静了，从窗台上跳下去。乖乖地卧在自己的小棚里。我妈打开窗户，指着它的鼻子说：“你！你！”然后在其无辜的注视下，无奈地往它堆满了青草的小食盆儿里再添两把苞谷豆儿。

在夏牧场，我们漫山遍野地走，经常与转场的驼队共行一程。②这些浩浩荡荡的队伍，载着大大小小的家当，前前后后跟随着羊群，一路上尘土荡天。

③那些人，他们这样流动的生活似乎比居于百年老宅更为安定。他们平静坦然地行进在路途中，怀揣初生的羊羔。④于是母羊便紧随鞍前马后，冲着自己的孩子着急地咩叫不停。它是整支队伍里最不安最生气的成员。尽管如此，这样的场景仍是一幅完整的家的画面。

初生的小羊羔和初生的婴儿常常被一同放进彩漆摇篮里，挂在骆驼一侧。当骆驼走过身边，随手掀起摇篮上搭着的小毛毯，就有两颗小脑袋一起探出来。

还有一个怀抱羊羔的老人，她看起来快要死了，但怀中的羊羔却又小又弱，犹是初生。

她衣衫破损，神情安静。脚下一摊血淋淋的痕迹。

她站在河边。河水轰鸣，冰雪初融。春天就要到了。

我一直在想，游牧地区的一只小羊羔一定会比其他地方的羊羔更幸运吧？会有着更为丰富、喜悦的生命内容。至少我所知道的羊，于牧人而言，不仅作为食物而存在，更是为了“不孤独”而存在似的。还有那些善良的，那些有希望的，那些温和的，那些正忍耐着的……我所能感觉到这一切与羊羔有关的美德，以我无法说出的方式汇聚成海，浸渍山野，无处不在。我不相信这样的生活也能被改变，我不敢想象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一天会消失。

（选自李娟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