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湖南省株洲市2018-2019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材料一:
近日,中山大学调整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18个本科专业,引发关注。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专业首次亮相,也吸引了不少目光。
高校专业设置并非一成不变,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或“瘦身”,或新增,这既能使学科建设更加科学,也是为了培养契合社会需求与时代发展的人才。但开设新专业并非城门大开,而是要经过申报、答辩、公示、审议等流程。如何让专业增减与个人发展规划、学校教学设置、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绕不开的课题。
材料二:
破除高校专业设置随意之弊,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本身责无旁贷。从教育主管部门角度来看,一定要考虑开设新专业的基本办学标准,比如师资条件、科研条件和物质保障条件,要明确最基本的专业设置国家标准。而从高校角度来说,开设一个专业,要看是否与高校的办学经历相吻合。比如,一所中医药大学,如果过多开设管理类专业或外语类专业,就与高校的办学宗旨不相吻合,这就是有问题的。同时,高校也要考虑专业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匹配度,以及高校所在地其他高校是否有类似专业,其已有的招生人数、就业分配都要综合考虑。
大学专业设置有两个逻辑结构:一是专业的逻辑结构,即按照专业知识结构来设置专业;二是社会需求的逻辑,即社会对哪些方面有需要。这一需求不是像商店购物、点餐那样全部满足,而是要对社会需要进行筛选,进而确定哪些专业可以被设置。还要考虑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考量学生特定方向的发展潜力。近年来,很多高校仅根据以上某一方面的需求来设置专业,这种过度简化专业筛选、较少思考背后的专业逻辑,是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整和精简专业时,也应该有专业评估,应整体考虑这个专业是不是有专业优势、社会需求、师资和学术上的独特性。如果是简简单单根据行政指令进行操作,仅因为某个专业招不到学生、就业率不好就撤销专业,大学专业设置随意的问题仍然不会根本解决。
材料三:
当前学生在中学阶段拼命学习应试内容,职业生涯的课程近乎为零,无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多名教育人士建议,应主动介入,引导青年择业观的形成,如在高中阶段教育中加入职业生涯规划,对年轻学子如何选择未来大学的专业、成为什么样的人、择业价值观等,提前进行规划引导和指导。
而高校实行大类招生,学生可以在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再细选方向,为不少对生涯规划还存在迷茫的考生预留缓冲期。对于高校来说,则有利于招到适合本校的学生。因此,继续扩大大类招生的高校范围,让大类招生的学生在大二才进行专业分流,更利于学生为知识的融会贯通和最终专业的选择打好基础。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出版社 |
年出版图书种类 |
年总印数 |
国有图书发行网点 |
|
1978年 |
105 |
14987 |
37亿 |
8600多 |
2017年 |
580多 |
近50万 |
92.4亿 |
22.5万 |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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