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点滴念师恩

琦君

    ①八十七岁高龄的恩师夏承焘教授在北京仙逝已半年，到今天我才为文追念。恩师的道德文章，与他在词学上不朽的贡献，海内外已有多篇文章报导，毋庸我赘述。在我记忆中浮现的，都是在杭州、上海求学时代，他对弟子们传道授业的点点滴滴，与师生们平日相处言笑晏晏的情景。

    ②我进之江大学，完全是遵从先父之命，要我追随这位他一生心仪的学者与词人。他一口字正腔圆的永嘉官话，同学听来也许有点特别，我却非常熟悉。因为父亲说的正是同样的“官话”。他上课时讲解《文心雕龙》，特别强调四六骈文音调之美，组合之严密，便于吟诵，易于记忆。他用铿锵的乡音，朗吟了一段《神思篇》，问我们好听吗?我觉得那么多典故的深奥句子，经他抑扬顿挫地一朗吟，似乎比自己苦啃时容易多了。下课后，与一位最要好的同学一路走向图书馆，一路学着老师的调子唱“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又学着他的口音念“前面有钱塘江，后面有泰望山”，却没想到老师正走在我们后面。他笑嘻嘻地说：“多好呀?在厥（这）样的好湖山里，你们要用功读书哟!”

      ③中文系同学不多，大家熟悉以后，恩师常于课余带领我们徜徉于清幽的山水之间。我们请问他为何自号瞿禅，他说因自己长得清瘦、双目瞿瞿。又请他解释禅的道理，他说“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也在圣贤书中、诗词文章中，更在日常生活中。”后来他教我们读书为人的道理时，在他那平易近人，情趣横溢的比喻中，常常含有禅理，却使我们个个都能心领神会。

    ⑤瞿师常常边走边吟诗，有的是古人诗，有的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他说“作诗作文章，第一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能关注才会有灵感。诗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灵感早在酝酿之中。比如‘松间数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看去多么自然，但也得细心去‘寻’呀。”他站在高岗之上，就信口吟道：“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弟子们看着他的长衫，在风中飘飘荡荡，直觉得这位老师，有如神仙中人。大家都说：“先生的境界实在太高，学生们及不到。”他说：“这两句诗并不是出世之想，而是入世的一份定力。人要不强求名利，任何冲击都不致被动摇了。”在九溪十八涧茶亭中坐定，一盏清茗端来，他又吟起词来：“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这是瞿师的得意之作，也是弟子们背诵得最多最熟的一阕词。

    ⑥瞿师小学毕业后考进有官费补贴的永嘉省立师范，在那一段日子里，他把学校图书馆的古典文学书全部读遍。对于诗词尤感兴趣，已能按谱填词，这就是他立志学词之始。师范毕业后，无钱马上念大学，就暂住乡村小学教书。在幽静的乡村里，他作了不少诗，“昨夜东风今夜雨，催人愁思到花残”，是他少年时的得意之作。瞿师于西北大学归来后，卜居于籀园图书馆附近，几乎翻遍了图书馆全部藏书，打下了历史文化的深厚基础，立定了他一生为人为学的方针。他谦虚地说自己很笨，认为“笨”这个字很有意义，头上顶着竹册，就是教人要用功，用功是人的根本，所以“笨”字从“竹”从“本”。

    ⑦瞿师在抗战八年中，眼看河山变色，沉痛地作过几首慷慨歌词。他也目睹许多读书人，有的为了生活，不得不屈志事敌，有的却是利欲熏心，认贼作父。他曾作《瑞鹤仙》，以“玉环飞舞”讽汪精卫的“辛苦回风舞”。他对于一个士子的出处进退，评定水准是非常严肃的。自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四所基督教联合大学借英租界慈淑大楼开课。虽然弦歌不辍，但总不免国破家亡，寄人篱下的感触。瞿师在讲授词选时，常提起王碧山咏物词的沉咽，乃是一份欲哭无泪的悲伤，比起嚎啕大哭尤为沉痛。他回忆杭州，怀念西湖与之江母校，曾有词云：“湖山信美，莫告诉梅花，人间何世。独鹤招来，共临清镜照憔悴。”他看上去笑容满面，可是他内心是憔悴的，忧伤的。

    ⑧师生暌违的一段时日，他总频频赐书嘱我专心学业，勿为人间闲烦恼蚀其心血。他的片纸只字，我无不一一珍藏，时时捧读，有如亲聆教诲。他以毕生心血致力学问，以满怀仁爱，付予人间。以他的佛心佛性，必然往生西方。他临终时听师母吟他自己少年时得意之作，正如摇着短梦，飘然归去，内心必然因不辜负此生，而感到万分欣慰吧!

                                       （摘编自《三十年点滴念师恩》，有删改）

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料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爸爸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的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了有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的多嚼几把黄豆，还取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试着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间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屋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他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 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玄德乃辞二人，上马投卧龙冈来。到庄前下马，扣门问童子曰：“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门，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玄德正看间，忽闻吟咏之声，乃立于门侧窥之，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歌曰：“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做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城市聆听

崔立

    晚上。一个陌生来电，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哥——”

    我愣了一下，说：“你哪位？”

    “哥，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你能听我说说话吗？”

    “好。”

    “哥，我很孤单，也很寂寞，在这个城市，我没有朋友，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无助。以前在老家，我总是在想，将来一定要来大城市赚大钱，闯出一番天地来。真正来到这里，才感觉到万分的不易……”

    我静静地听他说，他接二连三的话语，似乎也不想让我插嘴发表什么意见。

    “……哥，你知道吗？我刚来第一个月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把家里带来的钱也都花完了。有一晚，我还睡在了街边石椅子上，有点冷，但睡着就不觉得冷了。我刚睡着，就被几个巡逻的警察给吵醒了，叫我别睡那里……”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哥。”

    又一个晚上。又一个陌生来电，“哥。”

    我笑了，说：“你好啊。”

    陌生男人想不到我那么客气，不好意思起来，说：“哥，没打扰你休息吧？”

    “没事，你说吧。”

    “哥，知道吗？在这个城市，我是迷路的人，找不到方向。我是一个工头老乡介绍来的，老乡说，大上海，遍地都是钱，只要弯弯腰，你就能把钱捡起来。可是，并不是这样的……”

    我认真地听他说，屏住呼吸没有说话，我怕我的呼吸声影响了他讲话的气氛。

    “……哥，我干了一个月，问老乡要钱，老乡说投资方还没给钱。干了三个月，再要，老乡说投资方资金周转不过来。干满半年，老乡竟然不见了。我们就问投资方要钱。投资方拿出签收单给我们看：原来老乡携款跑路了啊！我们一大帮子人就去投资方那里去吵、去闹。闹到后来，投资方只好再结工钱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哥。”

    多年之前，一个人站在街角的封闭式的电话亭前，落日的余晖照在他疲惫的身上，不时有路人不无鄙夷地从他身边走过。

    他给家里打了个长途。

    “你都习惯吗？工作累吗？想家了吗……”妈的问题像连珠炮一般。

    “我很好，您放心吧，一切都很好……”他是想笑的，但笑不出来，寻了个理由，匆忙挂了电话。

    电话挂了，他没有离开。他有倾诉的想法，许多无法和熟人去说的苦闷与难过。

    他拨了一个陌生号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找谁？”他说：“我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我能和你说说话吗？”电话挂了。

    在他拨了第七个陌生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说：“我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我能和你说说话吗？”

    男人说：“可以呀。”

    他说：“我来这个城市一个月，太苦了，你知道吗？蚊子特别多，第一晚我都没睡着。还有，这里养了一条大狗。那狗白天虽然是拴着的，可很吓人。见人吼两声，能把人给吓尿了。到了晚上，这狗就被放了出来，说是为了看家护院。我就不敢开门，天一黑关在屋里。和我一起上班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住得近，晚上可以回家，我只能呆在这里。白天我们几个人去干活，去挖那大大的树穴。挖树穴我挖不动，一天勉强挖了一个。老板眼睛瞪我，很不满意。老板让我给树浇水，那长长的管子，那重重的机器，都是我从没干过的。浇过水，我身上脏兮兮的像是从河里捞出来的……”

    他还说：“我想家了，我想过放弃，想过回家，但我又不能回家……”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

    电话挂了。他的心头却暖暖的，是倾诉过后的放松，还有别的什么。

    那个人，是我。

无名书店

傅月庵

    旧书店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很懂书的，一种是不太懂书的；前者少，后者多。不太懂书的又有两种，一种是售价五折的，一种是售价五折之外的；前者多，后者少。无名书店属于后者。它没有店名，没有店招，只有一个白色亚克力带滚轮招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低价书”三个大字，以及“平均约三点三折”的一行小字。每天下午两点之后，老板把它咕噜咕噜推到巷口摆着，路过罗斯福路台湾大学对面汤圆店、吉野家速食店旁的人，都可见到。

    无名书店是台北市少有独栋独户的旧书店，店门口有块空地，还有棵盎然蔽天的大榕树，夏天时绿荫满地，清风习习，理论上景致不差，可惜大树旁一个防火浴缸跟破馊水桶坏了风水，地上许多污渍，因此永远清除不掉，斑斑难数。但无论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公馆商圈，有此三四坪的空地，还是奇迹，可称福地。因为是福地，所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黃昏后，警察纷出巡逻时，无路可躲的流动摊贩们，很有默契地都会涌入此港避风。下班时间顺路闲逛，十有七次，那位忠厚的少年老板很可能正拿着一个便当边吃边跟“难民”聊天。

    少年老板接掌此店不久，大约仅是两年前的事吧。更早的时候，是老板的父亲在经营：“门虽设而常关”，“书虽有而凌乱”，一叠又一叠的新旧中洋文书籍堆得满地都是，从来不整理。店内还有个小房间，更是连叠都不叠，大小书籍随意拋得齐腰高，每次看到总会心动忖思：底下应当有宝！但无论如何，也只敢窥望而不敢进去一游，原因是害怕如同电影中的雨林、沼泽、流沙阵一样，一个不小心，身陷其中，竟将慢慢灭顶……

    老老板其实不老，是个精壮汉子，皮肤黝黑，一口白牙，终年背心短裤，经寒耐暑，非常有性格。他卖书从来不啰嗦，随心情好坏，最贵也就是五折，更多时候，四折三折都敢卖，尤其“汉声精选绘本”，还有低得不像话的“泄愤价”，因为他最痛恨不能分售的儿童套书！有一回跟他闲聊起来，才晓得以往他是专卖进口画册，摄影、建筑、戏剧、旅游、美术……无所不包，在台北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不输“棠雍”、“雅典”等大角色。谁知后来一场水灾，把存书淹去大半，心灰意冷之下，才卖起旧书来的，这也就是店内为何那么多精装画册的由来。

    无名书店地段虽好，老老板的性格经营方式，虽然有趣，却注定人气萧索：这世界上，甘心在霉味四溢、灰尘四起的仄屋里挥汗如雨翻披旧书拼凑上下册者，毕竟不多。这种“卖与识者”的“看天田”景象，一直到了两年前，才总算有了改变。

    少年老板原来是职业军人，据说干到连长退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偶然再到店里时，书是人非事事不同。精壮汉子换成白面书生，让人担心的“流沙房”，清出四面书架，整个店面虽然称不上整齐清洁、本本归定位，但也总算有模有样，空气流通，光线还不错了。第一次跟少年老板买书，是一本1943年上海开明版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老板，这本多少？”我心想这书只怕不便宜。“喔，这是古董书，按厚度跟大小卖的，50元，这样可以吗？”清晰的声音透着一丝腼腆，我则当场傻眼，这种估价方式，这种征询态度，逛了二十几年旧书店，难道我终于逛到“君子国”了吗？后来我才发现，新人新气象，如今书价一律三折，旧版书跟英文书架上则贴有“依厚度及大小计算”的纸条，果然虎父无犬子，照样有趣！

    少年老板的有趣，除了每一笔生意，他都会翻到版权页向顾客说明：“我们这里是按定价的三折计算，这本定价是多少多少，所以是卖多少多少。这样可以吗？”不管生熟，买一次，说一次，绝不偷懒。同时为了怕人找不到老板，他还在左胸口别了个识别证，上面写着“低价书”，所以不写“老板”，我相信，一定是害羞的缘故！

    老实说，无名书店的存书不多，归类得也不算好，糟糟乱乱的，我却很爱去逛，一来是两位老板都很有趣，无论碰到谁，聊上几句，顿觉人间存古意，值得活下去。二来因为书价实在太便宜，来逛的人随手都会带个一两本，许多书，根本还在骑楼里整理，就被卖光了。

    人生贵自适，买书未必为了书，读书也未必为了知。买书卖书，藏书散书，论到底，也不过就是浮生梦尘之一耳，新旧良窳无论，千卷买进终复去，或许，来去之间的“那一点意思”才是更值得挂念宝贵的吧！

（选自《买书琐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