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网络流行语，有时候常常“流行”得让人莫名其妙。比如说最近在网上风行一时的“蓝瘦香菇”，仅仅因为一位南方口音的小伙子把“难受，想哭”发音成了“蓝瘦，香菇”，就在网络上得到了病毒式传播，让不少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近期网上热传的“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的帖子中，与“蓝瘦香菇”一同入选的还有“洪荒之力”“老司机”“狗带”等。如果说“洪荒之力”还是源于现实社会中的新闻事件的话，那么其他的绝大部分都是源于网络“原生态”，而且常常具有这样的特性：突然爆发、病毒式传播、寿命大多很短——就如同一场流行病。

    网络流行语，到底是不是一种语言上的“病症”？这个话题似乎已争论多年。如果说它们都是语言的“毒瘤”，显然有一棍子打死之嫌，因为毕竟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已在口耳相传中“扶正”，得以登上大雅之堂，成为语言丰富性的有益补充，如“给力”“蛮拼的”等。但无论如何，过度使用网络流行语对于我们的一大影响是，终会患上“语言贫乏症”。有人曾对古人的表达和我们的网络流行语作了一番对比：古人形容人漂亮可以用“貌比潘安”“玉树临风”“顾盼神飞”，我们只会说“高富帅”“白富美”；古人形容人难看可以用“东施效颦”“獐头鼠目”，我们只会说“矮穷矬”“颜值低”；古人表达悲伤用“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只会用“蓝瘦香菇”……也许这种对比有些极端，但如果有一天你张口闭口只会习惯性地说“高富帅”“矮穷矬”，会不会也被自己表达的匮乏惊呆了？

    网络世界无穷尽，现代传媒的传播作用和影响不可小觑。一些网络热词之所以迅速被传播，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民的搬运作用。一些热衷于炒作网络热词的推手也正是利用这一点，让一些粗鄙的“网络流行语”蔓延网络。

    或许我们应该相信语言的“自净能力”，不用过于担心害怕，因为从古至今语言一直在融合、创新、淘汰，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但毕竟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文化内涵乃至思想深度，而聪明的人，总会在泥沙俱下的“潮流”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放任自己陷入“流行”的旋涡。

（选自长余《流行语与流行病》）

    我国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尊、高脚杯、小壶等陶器，都是用来酿酒或饮酒的。西周时设有“酒正”、“酒人”，掌管有关酿酒和酒令等相关事务。到了汉代，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形成独特的酒文化。

    在汉代，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实行官府酒类专卖制度。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武帝死后，酒类专卖制度被取消，改征酒税。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的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视饮酒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

    当时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等。河北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在汉代酒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酒，酺五日。”酺五日的意思是欢聚饮酒五日。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孝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

    酒用来犒劳军士，刘邦当年进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羊酒食献享军士”。武帝初置四郡保边塞，臧宫率兵屯驻骆越，越人“乃奉牛酒以劳军营”。

    酒在汉代也用于医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养生方》和《杂疗方》中，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治疗的药酒方剂。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也有大量的记载。

    汉代还有乡饮的仪式。乡饮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是在举行射礼前的宴饮仪式。仪式严格区分长幼尊卑，要选择吉日举行。成帝永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每年三月学校在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按照汉代的礼俗，当别人进酒时，不让倒满或者一饮而尽，通常认为是对进酒人的不尊重。灌夫与田蚡有矛盾，灌夫给他倒酒时被田蚡拒绝了，灌夫因此骂座。

    当时男女宴饮时可以杂坐，刘邦回故乡时，当地的男女一起在宴会上“日乐饮极欢”。汉代时供人宴饮的酒店叫做“垆”，当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相如尽卖车骑，买酒店，乃令文君当垆”。

按当时宴饮的礼俗，主人居中，客人分列左右。大规模宴饮还分堂上堂下，以区分贵贱，吕公当年宴饮，“进不满千钱者坐之堂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礼仪制度的严格。

（摘编自王绪栋《试析汉代的酒文化》）

流行语折射多元文化心态

    所谓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地域中出现的、广为流行的语汇。它以鲜活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含义，丰富了我们的话语空间。对原生态的生活形式和内容有很强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调侃的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异军突起，流行语往往在一夜之间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流行语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社会风尚的某种折射，借助于网络等传媒，犹如插上了翅膀，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这些流行语契合了现代人的某种心理期待，产生了共鸣，成为其快速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我们翻看《诗经》，依然能够品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流行语调查和发布。

    流行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社会热点，有的属于网络语言，有的是商业化助推的结果。流行语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以前可能是小范围的传播，现在由于借助于现代传媒，能够很快地在社会上传播。应该说，流行语的流行，是社会文化有活力的表现。从一个社会来说，历来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分野，流行语显然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经常有所排斥，但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众文化常常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不少流行语经过沉淀后可以进入主流社会，甚至进入精英文化的范畴。

    流行语的盛行，也是文化多元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流行语的盛行，说明话语权的下移扩散越来越明显，它反映社会冷暖，反映时代节奏，尤其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心态。

    当然，部分流行语也呈现出泡沫化现象，浅表化，庸俗化。因而，我们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非常粗俗甚至不堪的流行语，消解着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主流价值观。

    “流行语强迫症”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庸俗化的表征之一，比如说，每年的春晚小品，为了包装和商业化效果，而刻意制造出一定的“流行语”，但这些流行语总体价值不大，甚至成为廉价的时尚点缀品。

    流行语是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透过流行语，我们可以领略社会和时代某种微妙的文化心理，体味社会和时代的某种深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流行语是民间生活的润滑剂，哪儿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哪儿的流行语就大量出现。什么时候的社会生活越宽松活跃，什么时候的流行语就越发达。流行语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守住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人们说，老物件儿是有灵气的。因为手艺人把双手的温度、沉淀的时间、行事的规矩，统统给了它们。然而，现在不少“手工艺品”，经过流水线加工、规模化生产、简单性复制，看起来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作用还是那个作用，却很难承载起“很家乡”“很传 统”“很中国”的那股子精气神了。

    前不久在湖北仙桃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剪纸交流研讨会上，剪纸艺人、专家学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一把刻刀十年功”的技艺正被机器扰乱节奏；对生活的琢磨正在被投机取巧的速成法挑战；对好材料的坚守正在被新工艺猛烈冲击；“北方重浑厚、粗犷，南方尚灵秀、精美”的异彩纷呈也正在被渐渐同化。

    诚然，文化产品既然走入了市场经济大潮，就必然逃不开市场规律的制约，生产效率、材料革命是大势所趋。但是，工业化和商业化并不意味着粗制滥造，更不意味着放弃对艺术品质的坚守。

    今年91岁的工艺美术师陈由明，曾创作了驰名中外的沔阳雕花剪纸《八仙图》，60多年来，他一直创作不息、佳作频出。谈到创作诀窍，陈老说：“我要搞出一个作品，就是吃饭也在想，睡觉也在思考。现在的好多东西，功夫不到，火候差得远呐。只想着赚钱，没有心心念念、反复推敲，哪里出得来好作品呢？”

    的确，一味追求生产速度和经济效益，必然伤害到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文化样式的传承和发展。试想，如若数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传统审美和文化追求遭到蚕食，历史将会何等唏嘘嗟叹？

    话说回来，坚守古法、传承古意并不意味着泥古不化，而是在保留传统底色、坚持文化特色的同时，顺应历史规律、结合新的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将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统一起来。比如，20世纪50年代，陈由明整理创作的剪纸《八仙图》风靡欧洲，出口近5万套。而现在非遗传承人的作品，愈发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又比如，从天津泥人张彩色泥塑、杨柳青年画、河北蔚县剪纸等传统文化中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赋予了“中国梦·梦系列”公益广告更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再比如，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创客盛会，都将目光瞄准非遗来挖掘素材和灵感，为“科技+”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创新源泉。

    祛除浮躁、回归本原的传承和创新须多措并举。应当加大宣传普及，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了解、体验、欣赏自己的文化，养成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鼓励基于本土文化的创意，让更多的人知晓它的价值。同时，还应合理融入时代元素，不割裂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让传统文化焕发现代光芒，以文化品质赢得市场青睐。

《人民日报》（2015年11月05日17版）

邵逸夫：唱不尽的“游子吟”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在香港寓所中辞世，终年107岁。这一年，距离他离开出生地上海已经过去了87年。在这87年里，他有57年在香港度过，一手构建了邵氏帝国，疆域横跨电影、电视，最终登上娱乐圈的巅峰。

    在这87年里，邵逸夫始终是一个在异乡漂泊的游子，内心始终恪守着江浙一带传统商人的价值观：以义言商，光耀门楣，泽被乡里。他一辈子乡音不改，连电影明星会说上海话的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全国各地的三万多座逸夫楼，更是将他对上海和内地的感情清清楚楚印在了大地上。造就他成功的因素有很多：精明，勤奋，规矩，远见……但就像电影学者石川所说：在他所有的成功里，都牢固地盘旋着传统的中华文化根基。

    作为一位老派的商人，邵逸夫的一生，是一首唱不尽的“游子吟”。大哥邵醉翁于1925年在上海创立的天一影业公司，是邵逸夫电影生涯的起点。邵醉翁为天一确立了“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制片宗旨，这成为邵逸夫一生遵守的信条。1964年，邵逸夫接受邵氏自办刊物《南国电影》采访时就这样说：“我生产电影，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

    上世纪50年代，邵逸夫离开打拼了30年的南洋只身赴港，耗时7年建成了邵氏影城，为香港后来的电影工业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在这个影城里，他建造了中式街道和极具中国田园意韵的乡村永久外景。而邵氏影城的第一炮，就是邵逸夫亲自从几十部剧本中挑出来的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江山美人》。该片公映后，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邵氏公司因此一举站稳脚跟。之后，邵逸夫又砸下重金，先后拍摄了《杨贵妃》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1967年，由张彻执导的邵氏新片《独臂刀》公映，刷新了香港影史的票房纪录，将“邵氏兄弟”和香港电影带入了新武侠时代。在那之后，邵氏出品了《刺马》《大醉侠》《流星蝴蝶剑》等一系列经典武侠电影。

    石川表示，所有邵氏武侠片都是对兄弟情谊和江湖义气浓墨重彩的渲染，是对忠、义、礼、信的书写和放大。正是这样一套与现代契约社会“利”字当头相抗衡的传统中国价值观，维系了当时海外华人社会基本的人伦道德与人际关系；而海外华人对邵氏武侠片的追捧，也使得这套价值观得以传播和强化。

    1967年，在捕捉到电影业的式微之气时，他与利孝和等人合资创办的TVB(香港无线电视台)开播，邵氏帝国版图延伸到电视领域，并且在那之后的40年里，牢牢霸占了五分之四香港人的电视遥控器。1980年，邵逸夫接任董事局主席，正式入主TVB，开始陆续出品一系列TVB电视剧。在这些剧集中，很多仍然延续了邵逸夫的故园情怀。比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是邵氏最擅长的武侠题材，金庸从此在内地风靡。

    邵逸夫对人才有一种天然的爱惜。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开设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训练班，这里打造出香港演艺圈黄金一代：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郭富城、杜琪峰、汪明荃、赵雅芝、刘嘉玲……尽人皆知的“四大天王”，也是邵逸夫钦点的人选和称号。

    正是在正式入主TVB之后，邵逸夫一方面通过不断降低制作成本而赚钱，另一方面几乎年年捐出过亿资金。邵逸夫历年的捐助总计超过100亿港元，人们熟悉的“逸夫楼”，遍及31个省市的大中小学校。2008年和2013年，邵逸夫向汶川和雅安地震灾区各捐款1亿港元。他身体力行了自己的那句话：“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就是慈善家。”

    一代宗师溘然长逝，功名起落已是历史，只有成千上万座凝结了无数人青春记忆的选夫楼，成为走过一世传奇人生的邵逸夫无言却不朽的纪念碑。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