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外购物，买的是啥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流向海外，是近年消费市场的一个显著新特点。我国游客海外消费不仅连续几年位居全球第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消费增速同样引人注目。买质量：生活用品“扫”个遍海外购物，这个曾经“高大上”的事，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近年来，面膜、牙膏等日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瞄准的对象。在一些国家主要供当地人消费的连锁超市，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扫货的情景。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葛非说：“除了价格便宜，安全性也是选择海外购物的重要原因。”

    “海外购物热是国内消费品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波认为，客观地讲，国内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离国际先进水平确实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但优质消费品供给仍落后于居民消费需求，供需两端不适应、不匹配。

买新鲜：个性商品抢断货调查显示，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化妆品市场。但由于境外价格水平、商品类型等方面的优势，化妆品总是中国游客出国购物的重点。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但就产品的创新能力、换代速度看，在化妆品、家居、医护等许多细分行业，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拴住消费者的功力。”荆林波说，国内企业应该及时关注消费潮流、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换代，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功效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加适应千姿百态的百姓生活。

    买品牌：文化内涵被看好北京某银行职员王洋认为，中国游客在欧美市场购买“大品牌”商品，不仅是因为价格相对便宜，更看重这些品牌背后的文化底蕴。“比如，施华洛士奇水晶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其材质有什么不同，完全是因为该品牌创立120年来，凭借其独特的切割工艺、时尚的设计理念、成功的商业宣传，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国内企业无法相比的。”她坦言，但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价格，国内专柜没法跟国外相比，“这也是游客出国盯着一线品牌‘狂扫’的原因。”“海外消费热，消费者买的是商品质量，也是品牌文化。”荆林波认为，市场需求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追求更有品味格调的生活。

（摘自201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杜海涛）

材料二：我国境外消费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的境外消费增长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平均每年增长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2014年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8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8%。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6.3万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随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旅游购物”正由一次性消费向长期性代购转变，且群体效仿、消费粘性明显。许多中国游客在通过旅游接触过海外商品后，再通过互联网代购、导游代购、朋友代购等途径，逐步将“境外购物”转变为长期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尚文整理）

材料三：海外代购渐受青睐    专家提醒注意权衡海淘利弊

    中广网北京消息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不少人开始青睐直接通过海外网站的网购成为海淘族。大家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购物？这里程序很多，包括海关政策、跨国运输、折扣点位、款式等，有很麻烦的一套程序，能便宜吗？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胡钢进行点评。

    包华：国外很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跟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价格差异比较大。其次，有一些产品国外在销售，国内没有的。

    胡钢：所谓海淘就是国际代购。有网友在海淘过程中遇到比如黑网站、信用卡盗刷、产品损坏以及退换货困难等问题。

    包华：海淘族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利弊，才能做明确决策。

    胡钢：网站有实际的运营主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或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要维权找不到人，就很可怕。

    胡钢：如果反悔权制度能够得到明确，将对包括网络购物在内的远程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利好。

    包华：在看到海外网购给我们带来的实惠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网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代购商自身出现问题，代购商如果今天在明天无的话，可能就很难处理。第二，物品货不对板，很有可能跟代购商谈的产品和最终代购回来的产品完全不同。第三，信用卡盗刷，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也是很多消费者需要关注的。

    胡钢：我研究过海外网购特别是打折网站的用户群，比如美国比较有名的用户群，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本土和欧洲的某些国家。他们说，我在境内有消费保障，通过代购的美国消费者买，然后再转送给你，或加收一点服务费，美国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不能延及到中国境内消费者，代购网站也不可能提供额外保障，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比较大。

（摘自中国广播网）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龙文化，揭示了中华民族生殖崇拜和对初生生命的崇拜的历史3龙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之中，在中国古代，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在民间人们也喜欢在家里装饰龙，龙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红山文化出土的“龙”揭开了中华文化崇拜龙的谈底。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猪龙其头部形象似一个猪首，身体则是一个“C”形，它充分证明我们的祖先创造的龙文化源远流长-从脊椎动物的胚胎演化来看，它们发育早期的胚胎全部呈现几乎完全相同的样子，并且身体都呈“C”形——龙形。显然，中华龙文化的实质是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生殖崇拜。传统的十二生肖文化，如果让龙打头，唯有龙没有现实的比照。龙除了是所有动物的早期胚胎之外，还是不同动物的整合，它包含了蛇、马、羊等化身。在中华文化中有“左青龙、右白虎”说法广虎踞龙盘”的成语等，这里的龙，应该是一种“威龙”威武之龙。红山玉龙，则可称为“生龙”——生命之龙。生命之龙与威武之龙整合以后的龙，可称为“神龙”，这也是在中华文化中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的开始。神龙的形态则由具体的生命与动物的形态所蕴涵的多种理念整合升华而成，其内涵仍然是中华民族生殖文化的最尚表达。

    关于龙文化的演化，现在人们比较认同的是，龙是由古代多种演化合一的结果：中国封建文明从鼎盛发生逆转、走向衰落的明代是龙文化的鼎盛期。随着清王朝的消逝皇室龙文化也终结为历史文化而在现代，中华龙文化则主要成为一种民俗的表达每逢春节等中华传统节日“龙”节目则必不可少；青年男女结婚时，常常会有龙风图案作为婚礼的主要装饰，表达“龙凤呈祥”的美好祝愿；中华巨龙的金蛇之舞则是中华文明辉煌发达的象征，表达的是“福寿綿延”之意：中华民族作为“龙的传人”，中华龙文化则又表达为每一位炎黄子孙对祖国深沉的认知情感―。

    中国龙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横亘万古的伟大文明。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同中国的必要的文化交流途径之一便是需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认知和理解中华龙文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演化过程。由于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因此不宜简单修改历史的形象传承但为了让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华之龙，可以考虑出多个标准样本龙，以在不同场合使用。

（摘编自《中华龙文化的源头、演化、内涵和意义》）

材料一：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地球卫士奖”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以表彰他们变莽莽荒漠为郁郁林海的功绩。

    55年来，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从最初的369人毅然上坝到三代人传承不息，塞罕坝人将荒山沙地变成了绿水青山。塞罕坝林场的有林地面积，由建场前的24万亩增加到目前的112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森林覆盖率由12%提高到80%。如果林木按一米的株距排列，可以绕地球赤道整整12圈，给这个蓝色星球系上12条漂亮的“绿丝巾”。

55年来国家累计投入和林场自筹资金约10.2亿元，如今塞罕坝资源总价值已达到200多亿元。更重要的是塞罕坝的生态效益显著，据中国林科院评估，如今塞罕坝的森林每年固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空气负氧离子是城市的8到10倍。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1日）

材料二：

木材生产曾经是塞罕坝林场的支柱产业，一度占总收入的90%以上。近年来，林场大幅压缩木材采伐量，木材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最近这五年已降至50%以下。据预测，‘十三五’期间塞罕坝林场林木蓄积年生长量约为54万立方米。因此，只要年均消耗蓄积维持在20万立方米左右，完全可以保证森林资源总量的持续健康增长。塞罕坝林场的“十三五”采伐限额为每年20.4万立方米，但林场实际的林木蓄积消耗量，控制在13万立方米左右。

河北省下达的采伐限额，塞罕坝林场只用了六成，而且主要用于“森林抚育”，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把林子里长势较差的林木伐掉，将某些地方过大的林木密度降下来一些，使留下的林木能更好地生长，提升森林质量。林木蓄积量是反映森林质量的重要指标。塞罕坝林场的林木总蓄积量，由建场前的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12万立方米，增长了30倍。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8倍。

（摘编自《塞罕坝林场运营模式的启示》）

材料三：

    塞罕坝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端，在植被区划中属于温带草原地带。该区的典型植被为草甸草原、针阔混交林及落叶阔叶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很强，植物区系成分相对复杂。林场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调研，如华北落叶松人工林不同林分密度下灌木及草本植物植被的科、属构成分析：

图1不同林分密度下灌木的科、属组成

图2不同林分密度下草本的科、属组成

扎实的科学研究，是林场发展的积极引领与有力保障。

（摘编自《塞罕坝机械林场植物指标分析》）

材料四：

    近年来，全国各地生态环境建设力度空前加大，绿化苗木需求大增。塞罕坝林场建设了8万多亩绿化苗木基地，培育了云杉、落叶松等优质绿化苗木，销往京津、辽宁等十几个省市，现有1800余万株多品种、多规格的苗木，已成为绿色“聚宝盆”。

    春天，群山抹绿，雪映杜鹃；夏天，林海滴翠，百花烂漫；秋天，赤橙黄绿，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塞罕坝四季皆有美景，是摄影发烧友的天堂，是华北地区知名的森林生态旅游胜地。

    森林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产业的收入，已超过林场总收入的一半。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塞罕坝人更有效地保护了绿水青山，收获了金山银山，开创了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可喜局面。

（摘编自《护林营林再写华章》）

灵魂与肉体：奥林匹克精神的人文价值

    迄今为止，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具共享和影响的一项盛大活动。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具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能够唤起不同地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共同关注、一起感动、同心向往？答案林林总总，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奥林匹克的意义已然远远超出体育竞赛本身，它已成为而且日益凸显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期待、一种精神分享。这种期待和分享随着我们这个世界从未停歇的动荡而变得愈发珍贵和强烈。

    古希腊人给人类文明和文化贡献了至少两个堪称伟大的发明：哲学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前者关乎人类心灵智慧，后者关乎人类身体健康，二者的合题便是古希腊文明和文化之核心精神的高度表达：让高尚的灵魂寓于健壮的体魄之中。这一伟大贡献让全人类获得了一种关于人类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人类个体之“认识自我”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究竟是凭借何种力量不仅长存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命世界，而且还能成为这个大千世界卓越的“看护者”“改善者”和“第一责任人”?早在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语)，诞生在中国、南亚(印度)、耶路撒冷和古希腊的先贤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各自不同却又仿佛遥相呼应的解答：人自（然）一体、天人合一、人类智慧、生命灵性、灵肉超越……人类既生存于自然之中，又超越其外。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它既体现了古希腊文明和文化对于人自身理解的卓越智慧，又代表了人类追求卓越人生和美德的共同理想和热情。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价值理解中，美德是人生的卓越成就的完美实现，因而，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竞技游戏本身便不只关乎身体力量，更关乎文化理想。马拉松，不只是希腊的一个地名，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最长距离的长跑竞技项目的名称，它是对人类意志和毅力的最高检验。

    由此，人们在速度和耐力的背后感受到了意志、尊严、荣耀，所有人都不只看重速度的快慢，更看重坚持和冲刺，最后冲向终点的参与者与最先冲破终点的冠军一样受到尊重和赞扬。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的马拉松长跑运动似乎早已超出竞技范畴而变成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游戏，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儿、健康者和伤残者、陌生人和熟人都可以自由融入长跑队伍，穿行于城市马路或乡村野径。人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一起跑向远方。竞技优胜不再是唯一目的，参与、分享、同乐成为更多参与者和旁观者的“游戏动机”。

    事实上，古希腊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作一种纯粹的体育竞赛活动。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奥林匹克竞技场内外就不单是体育运动员和体育项目的竞技，还有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和智慧辩难。智者与雅典城邦里的年轻人的智慧辩难虽然一度不被官方认可，苏格拉底本人甚至还因言获罪，但智力游戏与体力游戏早已成为奥林匹克竞技场内外不绝的风景，其背后闪烁的依然是“让高尚的灵魂寓于健壮的体魄之中”的古希腊精神灵光，那无疑是人类早期创建自身文明、弘扬人性教化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之光。

    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诗歌何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究其原因，在南朝齐梁宫体诗绮靡之风甚嚣尘上的境况下，唐代的陈子昂、李贺、李白、杜甫等诗人相继倡导恢复并高扬“风骨”传统，尤其是盛唐诗人对“风骨”崇尚有加，使“诗具风骨”成为盛唐诗歌的共同特征。

    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大量低俗、恶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这些诗显然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是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都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诗人本应怀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应有王冕笔下“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写的大量忧国忧民的诗作，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更有甚者彻底解构诗的内涵诉求，践踏和僭越诗歌伦理与道德，一些作品将“诗”本来应该拥有的典雅、崇高彻底解构，其恶俗轻艳令人生厌。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都具有深刻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风骨”不仅属于内容层面的诉求，更是审美范畴的艺术标准。刘勰曾指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圈。”他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采”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如瓦雷里所说，诗的语言如跳舞，是要讲究舞姿与步法的，新诗语言依然需要以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能重新建构诗歌的语言风骨，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