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

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

宣金学

门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她也是在该奖项设立的100多年里，第1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她3次荣获加拿大总督小说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还有布克国际文学奖等。

门罗觉得，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在过去的大半生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写作”。

她生活在加拿大西部一个只有3000居民的小镇，这是她第二任丈夫出生的地方。家境贫寒的门罗只完成了大学前两年的课程，随后就嫁给詹姆斯·门罗，来到温哥华的郊区，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在随后几年里，她连生4个女儿。怀孕期间，门罗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她觉得，“以后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写作了”。

写作对主妇门罗来讲变成一件奢侈的事。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门罗在她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等孩子上学了，她就在她们上学之后写。她和第一任丈夫开了一家小书店，去打理书店之前，在家做完家务后的空余时间也用来写作。

她对自己每天的写作页数有一个定量，强迫自己完成，“这是一种强迫症，非常糟糕”。

有一段时间，她要照顾4个孩子，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1点，然后第二天一早6点起床。

在她有些绝望的时候，1968年，门罗37岁，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终于问世——这部集子的写作时间差不多和她大女儿年龄相仿。而这本迟到的处女作一炮而红，为她第一次赢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随着声名鹊起，她反而成了加拿大文学圈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离者”。她搬回了自己出生的安大略省，在克林顿小镇定居下来。

有记者称她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是个“高手”。“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门罗淡淡地回答道，“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她从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她说：“唯一会阻止我写作的就是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

门罗是个绝好的聆听者，她小说中的许多素材，都来自她听到的小镇上的故事。她写的基本都是在这个小镇上演的平民爱情、家庭生活。

门罗共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

“我从不为寻找素材发愁。我只要等，素材就会冒出来，唯一让我犯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资料。”她说她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小镇。

“她的作品地域性非常强，同时，她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这些地方人们的普遍共通的人性。”《纽约客》小说编辑黛博拉·特瑞斯曼评价道。

但是很久以来，加拿大作家都不太敢触碰与加拿大相关的题材和小城镇的故事。“我们被告知这些题材在市场上销量惨淡。”加拿大作家联盟的执行主任约翰·德根表示，“爱丽丝·门罗则为我们照亮了这条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写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这是她成功的秘诀。”

门罗每天坚持走很远的路。门罗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公里，如果哪一天不能走这么多，以后必须在其他时间补回来。“你是在保护自己，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规矩和习惯，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像每天坚持散步一样，门罗也从没停止写作。其实，门罗所害怕的“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放弃那种兴奋，或者失去想要写作的冲动”。

她一直疑惑：一旦不需要一直工作了，大多数人会干什么？“我唯一用来填补生活的就是写作，我没有学会如何多姿多彩地生活。”面对法新社的记者，她谦虚地讲道，“我想我在文学方面成功，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天赋。”

在出版最后一本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之后，门罗宣布封笔。该书获得了安大略省的延龄草图书奖。“在欢呼中离去，感觉很美。”门罗自我安慰道。获得诺奖，似乎又让她燃起了写作的冲动。门罗笑着说：“我实在工作太久了，我想也许自己该放松放松了。但是，获得诺奖或许会让我改变封笔的主意。”

宣布门罗获奖的彼得·英格伦评价道：“短篇小说一直处于长篇小说的阴影中，门罗选择了这种艺术形式，她将它很好地开垦，接近完美。”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兹克曾称她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

很多人想知道，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对门罗来讲是否算是赢得了这场“绝望的竞赛”。

                                              （选自《中国青年报》）

献给艾青的红玫瑰

曹积三

    ①十多年过去了，那束红玫瑰，依稀仍在眼前灿灿地绽放着。按说，送仙逝者驾鹤西去，应献白色或黄色的菊花，可我觉得，艾青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世俗的反叛者，他一生追逐太阳，为光明战斗，为光明歌唱，献一束充盈着太阳颜色的红玫瑰更为合适。于是，那天，我捧着一束如火的红玫瑰，赶到东四十三条97号艾老的府上送他远行。高瑛大姐欣喜地对我说：“艾青喜欢红玫瑰。”我感到一阵宽慰。后来得知，艾老走后，赶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所献之花，满满地拉了两卡车，还没有运完。

    ②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因读到《大堰河》，而晓得了艾青。岂料这位可敬的诗人命途多舛。他的诗集一度被图书馆“禁借”，为此，我曾备感困惑和惆怅，但不管有人怎么往他身上泼污水，那些美丽的诗行仍令我的心头发烫。值得庆幸的是，波诡云谲里，虽经七灾八难，他终于挺了过来，如同涅槃的凤凰。然而，直到1988年的初秋，我才得以见到心仪多年的诗人。

    ③那是一个下午，北影有个剧组开机，约我去写点什么。并告诉我说，拍摄地点在东城丰收胡同21号四合院。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艾青的家。处于京华一隅的这个小院，像是远离尘嚣，别有一番天地，它静谧、安适，特别是那斑红灿烂的花木和葡萄架上缀满的果实，更平添了几分温馨。拍戏，是个扰人的活儿，把原本整洁的院子弄得很凌乱。艾老的夫人高瑛大姐古道热肠，对此毫不介意，还替剧组找东拿西，不停地张罗着……小憩时，她从葡萄架上，剪下葡萄，请大家尝鲜。就在这时，我望见艾老透过书房的窗子，正笑吟吟地望着我们。我急忙去向他问好。

    ④那天，艾老身著中山装，笑容可掬，热诚得如同相识多年的朋友。我们聊起了电影，他告诉我，他很喜欢电影，在延安的时候，放的是几部苏联的原版影片，一边放，一边由萧三翻译，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如今，我们国家的电影进步很大，可惜，他眼力不济了。他说：“银幕，是神奇的王国，可以充分展示才情。艺术家描画人物，表现命运，可以呈现一种诗境和画境，让人羡慕。”我说：“艾老的许多诗，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有画境，就像一幅幅电影的定格镜头，让人遐想，充满魅力。”他笑了。

    ⑤艾老夫妇对电影的喜爱与支持，让人心里暖暖的。1990年春天，我编罢《中国影人诗选》，想到这是历史上首部电影人的诗选，序请阳翰笙阳老写就，封面题字非艾老莫属。我便把想法告诉了高瑛大姐，大姐爽快地说：“我去说，艾青肯定会答应的！”艾老果然满足了我的心愿。谁能料想，就在艾老为《中国影人诗选》题签后的第三天，1990年3月21日，他去中纪委招待所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时，跌倒在洗手间里，右臂不幸骨折。最后，时年八秩高龄的艾老，不得不切除了右肱骨头，装上了人造的假体。此后，再也无法自由运笔，挥毫题字了。《中国影人诗选》竟成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题签！

    ⑥当我再去拜望艾老时，艾老满面春风，没有因为装了金属假肢而沮丧，尽管有说不出的痛苦，但坚强、坦然、幽默依然。高瑛大姐告诉我，艾老曾与探望他的诗人邹荻帆有过一番苦涩的趣谈，说道：“我这个人真奇怪，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老是在右边出毛病。1959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割麦子时，镰刀把右腿膝盖割了个大口子，一个多月不能治，也不能走，更不能打弯，受了很多罪。‘文革’期间，在连队阴暗的地窝子里住了五年多，里面没有电灯，在煤油灯下读‘圣书’，还要写这个写那个，又缺少营养，瞎了右眼。1988年在自己家小院里跌了一跤，右眼眶起了个大包，引起脑血肿。这一次又摔断了右胳膊，真是太巧了，都是发生在右边。”说罢，朗然一笑……

    ⑦艾老笑谈天灾人祸，风雨淡定，真乃豁达人生！

    ⑧诗坛的巨人走了，已经13年了，但悠长的岁月抹不去对他的敬重和怀念。这敬重和怀念，就是我们献给他永不凋零的红玫瑰。

虚拟

毕飞宇

    深夜四点，我被手机叫醒了，是父亲打过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都没有来得及悲伤，我即刻叫醒我的女儿，赶紧的，太爷爷没了。

    祖父却没有死，好好的。看见我把女儿都带过来了，祖父有点不高兴，说：“这么冷，你把孩子叫过来做什么?”祖父神情淡然，但他的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这一次我知道，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

    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祖父望着父亲的背影，很轻地咳嗽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当年是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他每天上午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五十七个学生的身上。父亲没有考上大学，而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在当年，这是一个“放卫星”一般的天文数字，祖父在我们县城一下子成了传奇。省报派来的记者为祖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标题很吓人，《春蚕到死丝方尽》。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突然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 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像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不是父亲，而是他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这些人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副省长、董事长……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松了一下，我笑了。

    祖父像孩子一样也笑了，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

    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了。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我说：“爷爷，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这算什么事呢。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

    祖父憋了半天，他轻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1982年的春天，57岁的荣校长在给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倒了下去。在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182，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天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182”这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第二天中午，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不行了。在弥留之际他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却又是虚拟的会议……

    我望着我的祖父——他的弥留又瘦又小，是黑色的，像一个麦克，一把就能抓起来。我不敢弄出任何动静，我不想听麦克的回音，只是默默地转发了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祖父留给这个世界的微博极为洒脱：“也许是最后一条了。心绪太平。桃李满天下。来吧，无恨、无悔、无怨、无憾。”同时我也通过这条微博向这个世界通报了祖父仙逝的消息，但此后微博长久寂寞，无人回应。

    这一天特别特别冷，愿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算是给了天大的脸面。老实说，我不关心葬礼的人数，我唯一关心的是花圈的数量。但花圈的数量让我揪心，别说“铺天盖地”，都几乎构不成一个体面的葬礼。

    女儿问我：“爸，怎么就这么几个花圈?

    我取出钱包，来到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要来纸，要来笔，要来墨。我努力回忆祖父酩酊大醉的那些夜晚，那些人名我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单位和职务我同样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  罗绍林  遥寄哀思

    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  茅开民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KGR课题首席教授  石见锋  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选自《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有删改）

英珠

葛亮

车入日隆，已是黄昏。我们在一家银器店门口遇见了藏女英珠。她赶着两匹当地的矮马，上坡的时候，还在马屁股上轻轻推一下。嘴上说，都是我的娃，大的叫银鬃，小的叫鱼肚。

她还告诉我们，去著名的景点大海子，要行经崎岖泥泞的山路，非人力可为，希望我们能租借她的马。她说完这些，态度羞涩地低头，似乎在提出一桩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同意了。

我们在一幢三层的小楼前停住，山墙刷成了粉白色，上面绘着图案，能辨出日月的形状，还有的好像是当地的图腾。屋顶上覆着红瓦。门楣上有块木牌，上面镌着汉藏两种文字。

英珠喊了一声，很快走出一个中年女人。招呼我们上去。

英珠说，这是瑞姐，这里的老板娘。

楼里有个小姑娘擦着桌子，嘻笑地说，瑞姐当年是我们日隆的第一美人。

瑞姐撩一下额前的刘海儿，似乎有些享受这评价，然后说，那还不是因为英珠嫁了出去。

说完这句，却都沉默了。

英珠低着头，抬起来看我们，微笑得有些勉强。她轻声说，你们先歇着。就走出去。

瑞姐望她走远了，打一下自己的脸颊，说，又多了嘴。

瑞姐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转过脸对我说，小弟，你们拿准了要租英珠的马，可不要再变了啊！听说你们明天要跟团，团里有镇上马队的人，她怕你再被他们说动了。良心话，英珠收得可真不算贵，就算是帮帮她。

我点了点头。

次日清晨，雪住了。外面粉白阔大的一片，阳光照在上头，有些晃眼。

装备齐整，英珠备鞍。旅伴牵走了银鬃的缰绳，我上马前，鱼肚舔了舔我的手，舌头糙得很，热烘烘的。

我们从村入了沟，开初都挺兴奋。远山如黛，极目天舒。雪还没化干净，马蹄踏在上头，咯吱咯吱地乱响，很有点跋涉的意境。

走了十几分钟，山势陡起来，路窄下去。因为雪又化了一些，马走得也有些打滑。

海拔高了，鱼肚呼出的气息结成白雾。英珠从包里掏出一条棉围脖，套在鱼肚颈子上。我看到，围脖上绣了两个汉字——一个金、一个卢。

我就问英珠字的来由。她一笑，说，金是我的汉姓，我汉名叫金月英。上学时都用这个。

我问，那卢呢。

她没有答我，只是接着说，我们镇上的人多半都有个汉名，在外头做事也方便些。

当雪再次落下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林间泥泞的路上，几乎没有知觉。直到天色暗沉下来。英珠抬头望了望天，说，坏了。

半个小时后，雪在天空中开始打旋，被凛冽的风挟裹着打在我们脸上，我们开始理解了她说出那两个字的分量。

我们遭遇了山里的雪暴。

雪如此迅速地弥漫开来，铺天盖地，密得令人窒息。英珠使劲地做着手势，示意我们下马。我们刚想说点什么，被她制止。稍一张口，雪立即混着风灌进了喉咙。

我们把重物都放在马背上，顶风而行，终于在半里外发现一顶帐篷。我想，这或许是登山队的废弃品，但对我们却好像天赐。

我们掀开门帘，看到里面已有两个人。是一对青年男女，靠坐在一起，神情颓唐。看到我们，眼神警惕了起来。在我们还在犹豫的时候，男的说，进来吧。

帐篷突然充盈了。当鱼肚探进了头，年轻男人很大声地叫起来，马不能进来。

英珠一愣，几秒钟后，她半站起来，对男的深深鞠一躬。我们听到近乎哀求的声音，先生，它年岁很小，这么大的风雪。

男人不再说话，将头偏到一边去。

女人开启了陌生人的对话，原来他们是和大部队失散的登山驴友。他们身边摆着专业的登山设备，这会儿靠在帐篷上，狼狈地滴着水。

应急灯闪了一闪，突然灭了。帐篷里一片漆黑。在这突然的死寂里，我们看不到彼此，但都听到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几乎形成了汹涌的声势。帐篷在这风的撞击下，也越来越剧烈地抖动。

有人啜泣。开始是隐忍而压抑的，渐渐放肆起来。歇斯底里的哭声，在黑暗里令人绝望。

这时候，有另一种声音，响起来。

极细弱的，是一个人在哼唱。

是英珠。

英珠唱起一支歌谣，用藏语。

我们听不懂歌谣的内容，但是辨得出是简单词句的轮回。一遍又一遍。旋律也是简单的，没有高潮，甚至也没有起伏。只是在这帐篷里萦绕，回环，充满。在我们心上触碰一下，又触碰一下。

我在这歌声里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看见阳光从帐篷的间隙照射下来，温润清澈。

眼前的人，是英珠，靠在马鞍上，还没有醒。挨着她的鱼肚，老老实实地裹在主人的军大衣里。

临近中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看到墨蓝色的大海子，很美。

我们要离开日隆的时候，瑞姐送我们去车站。

问起英珠。瑞姐说，英珠回来就发起了烧，给送到镇上医院去了。唉，这么冷，大衣盖在个牲畜身上。

瑞姐叹一口气，人都烧糊涂了，只管叫她男人的名字。

我突然想起什么，问道，她男人是姓卢么。

瑞姐愣一下，说，是啊。三年前的事了。两口子本来好好地在外地做生意。她男人说要帮她家乡办旅游，要实地考察，就跟我们一个后生上了山。那天雪大的。马失了蹄，连人一起滚沟里了。精精神神的人，说没就没了。那马那会儿才下了驹没多久，驹娃子就是鱼肚。

大约是又过了几年，我偶然从一个民歌歌手那里，问到了当年英珠唱起的那支藏歌。

歌词真的简单，只有四句：

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不再是从前模样，

因为它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在了石头的上面。

（有删改）

生活在天上

毕飞宇

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摩着蚕婆婆。每一个蚕季最后的几天总是难熬的，一到夜深人静，这个世界上最喧闹的只剩下桑蚕啃噬桑叶的沙沙声了。蚕婆婆像给爱蹬被单的婴孩盖棉被一样整夜为它们铺桑叶，往往是最后一张蚕床刚刚铺完，第一张蚕床上的桑叶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然后，某一个午夜就这样来临了，孩子们开始向麦秸秆或菜籽秆上爬去。蚕婆婆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桑蚕，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它们会昂起头，像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既像晓通人事，又像懵懂无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神情与你对视。蚕婆婆每一次都要被这样的对视所感动，被爬行的感触是那样地切肤，附带滋生出一种很异样的温存。

一到夜间蚕婆婆就会坐在床沿，眺望窗外的夜。蚕婆婆看久了就会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空洞，一种无从说起的空洞。这种空洞被夜的黑色放大了，有点漫无边际。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

日子一过了谷雨连着下了几天的小雨，水汽大了，站在二十九层的阳台上，就像是在天上，再也看不见地面了。站了一阵子，感觉到大楼在不停地往天上钻，真的是云里雾里。蚕婆婆对自己说：“一定得回乡下，和天上的云活在一起总不是事。”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

蚕婆婆再也没有料到儿子给她带回来两盒东西。蚕婆婆定了定神，发现盒底黑糊糊的，像爬了一层蚂蚁。她发现那些黑色小颗粒一个个蠕动起来了，有了爬行的迹象。它们是蚕，是黑色的蚕苗。蚕婆婆的胸口咕嘟一声就跳出了一颗大太阳。另一只盒子里塞满了桑叶芽。蚕婆婆捧过来，吸了一口，二十九层高楼上立即吹拂起一阵断桥镇的风，轻柔、圆润、濡湿，夹杂了柳絮、桑叶、水、蜜蜂和燕子窝的气味。蚕婆婆捧着两只纸盒，眼里汪着泪，嗫嗫嚅嚅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第二十九层开始了养蚕生活，就此生龙活虎了起来。她拉上窗帘，在阳台上架起了篾匾，一副回到断桥镇的样子。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二十九层开始了与桑蚕的共同生活。她抚弄着蚕，和它们拉家常，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家乡话。蚕婆婆的唠叨涉及了她这一辈子的全部内容，没有时间顺序，没有逻辑关联，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

蚕仔的身体一转白就开始飞快地成长了。所用的篾匾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面积一天比一天大。阳台和整个客厅差不多都占满了。

离春蚕上山还有四五天了，大儿子突然要飞一趟东北。蚕婆婆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错。她打开了一扇窗，在窗户底下仔细慈爱地打量她的蚕宝宝。快上山的桑蚕身子开始笨重了，显得又大又长。蚕婆婆从蚕床上挑了五只最大的桑蚕，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胳膊上。蚕婆婆指着它们，自语说：“你是老大，你是老二……”蚕婆婆逗弄着桑蚕，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重新怀了一遍，重新分娩了一遍，重新哺育了一遍。仿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个儿子又回到了眼前。

意外事件说发生就发生了，谁也没有料到蚕婆婆会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蚕婆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阵风过，门被风关上了。关死了。蚕婆婆握着钱包，十分慌乱地扒在门上，拍了十几下，蚕婆婆失声叫道：“儿，儿，给你妈开开门！”

三天之后的清晨，儿子提了密码箱走出了电梯，一拐弯就看见自己的母亲睡在了过道上，身边堆的全是打蔫的桑叶和康师傅方便面。母亲面色如土，头发散乱。

儿子打开门，蚕婆婆随即就跟过来了。蚕婆婆走到蚕床边，蚕婆婆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蚕床都空空荡荡，所有的桑蚕都不翼而飞。

蚕婆婆喘着大气，在二十九层楼的高空神经质地呼喊：“蚕！我的蚕呢！”

大儿子仰起了头，雪白的墙面上正开始着许多秘密。墙体与墙体的拐角全部结上了蚕茧。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蚕婆婆合起双手，紧抿了双唇。蚕婆婆说：“罪过，罪过噢，还没有吃饱呢，——它们一个都没吃饱呢！”

桑蚕们不再关心这些了。它们还在缓慢地吐。沿着半透明的蚕茧内侧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在变成昏睡的蚕蛹之前，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且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然后，被自己束之高阁。

（选自毕飞宇《中国短经典•唱西皮二黄的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