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不能缺位

李建凤

    任何生命的逝去都会让人痛惜，一个年轻生命的凋零尤其让人扼腕不已。

     9月7日上午，陕西省城固县第一中学一名高一学生在校内学生宿舍楼内上吊自杀。据了解，这名男生只有15岁，今年刚刚考入城固一中高一年级。该生还留有一封遗书，大致意思说：由于父母对其期望值很高，在考进城固一中后，感到学习压力非常大，学校的环境无法适应，所以选择了离开。

    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事件频频发生，屡见不鲜：

     2014年8月30日，西南林业大学一名大二学生代同学补考时被监考老师发现，在写下检讨书后，跳滇池自尽。

     2015年6月1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庄园小学一名五年级学生，放学后在家中上吊自杀。

     2014年12月17日，深圳市光明新区长圳社区一出租屋内，一名13岁的六年级小学生在家中用校牌绳上吊自杀。

    ……

    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辛辛苦苦养这么大，一夕之间失去，痛苦可想而知。但在悲痛之后，不禁沉思：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为什么对自己的生命这么不珍惜？

    尽管每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透过事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生命教育的缺失。若有到位的生命教育，他们又怎么可能如此决绝地将最可宝贵的东西轻易抛弃？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家长大都把孩子捧在手心里，在教育上不惜重金，给孩子报这样的补习班，报那样的特长班，目的是想让孩子多学知识，多掌握些本领，以期将来孩子能出人头地。但很多家长往往会忽视了最为根本的教育——生命教育。如果生命都没了，何谈成龙成凤？

    生命教育，当是唤起生命意识、培养生命智慧、追求生命价值的教育。它首先是“人最重要、生命第一”的教育。人为万物的尺度，生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故而生命高于一切，一切必须为生命让路。对于任何人来说，自己的生命最宝贵，他人的生命最应敬畏。生命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让这样一个生命意识深入骨髓。

    先有生命意识的觉醒，然后才有生命智慧的摸索与习得。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甚至会遭逢命运的大起大落。生命意识觉醒的人自然懂得，不是任何东西都值得以生命相搏。要教育孩子在遭遇挫折时，直面困难，而不是选择逃避和放弃。作为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自己的事，不仅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亲人负责。

    热爱生活，珍视生命，绝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

(摘自2010年9月10日《东营日报》，有删改)

打工族创造的无形资产

陈耀明

    在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偏僻小镇上，很多小商店都挂着这样的牌子：“代办到东莞（长安、厚街）直通大巴，×日发车”、“代办到中山（经南海、顺德）直通车，×日入粤”……同时，这些小镇的店铺有不少打着“广式”招牌：“粤美发廊”、“穗雅时装店”、“深圳西饼屋”……

    由此不难发现打工大潮对内地的影响，沿海文化对内地的辐射。然而，“打工潮”的意义不仅于此。

    人口流动是由种种落差造成的。然而，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莽撞地闯进城市之后，却在不自觉地缩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地区差别。这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中国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积累。同时，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城市实现了巨大的商品价值，为中国农村发展第一产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

    以东莞为例，这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去年汇往家乡的资金达86亿元，平均每天2300多万元。

    四川省去年收到出省打工族汇款202亿元，相当于全省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其中一些县的汇款数倍于全县的财政总收入。

    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历史跨越也已经清楚地表明：沿海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寄回了几百亿劳务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代人！

    中国目前有流动人口8000万，其中青年人口为6000万，平均年龄是23.4岁。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潮”堪称又一次“青年大迁徙”。

    中国的上一次青年大迁徙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迁徙总规模为1800万人。

    然而，打工青年却比插队青年幸运得多，打工青年在发达的城市呼吸着商业文明的气息，感应着工业文明的熏陶，体验着竞争时代的冲击，接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这几乎是每一位成功人士最基本的原始积累。

    四川人喜欢把珠江三角洲比作“中国市场经济学院”，他们根据打工的地点还分出“深圳分院”、“顺德分院”、“中山分院”……根据打工的工种又分出“电子专业”、“制衣专业”、“酒店管理专业”……

    湖南人把80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一期”，把90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二期”。

    贵州人认为“招工等于招生”，他们喜欢把外出的打工仔美其名曰“留粤生”、“留沪生”、“留京生”……

    四川省劳务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沈亮认为：“打工仔返乡创业，意义并不在投资本身，他们带回了比投资更有价值的观念和技术，这是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湖南省宁远县一位镇长则把打工仔称为“四有能人”，即：经商办厂有本钱，生产经营有技术，管理企业有经验，产品销售有门路。

    当一个打工仔从沿海地区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土头土脑的山里娃了，而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他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就连乡里的干部也不大明白，什么配额、报关，CI，H股、MBA……他不但说话的声音变了，走路的姿势变了，重要的是他的脑壳变了！

    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对打工仔评价说：“打工仔从挣钱填肚子、攒钱盖房子，到投资办厂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他们是四川未来加速发展的潜力所在。”

    的确，中国农村的巨变，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打工仔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大转变！

“回归”是一次新的进军，当一个打工仔踌躇满志地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带着规划、设计、方案，从遥远的城市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昨天，他们依靠体力出来打工，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

    今天，他们依靠资本回去创业，则能改变家乡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节选自《农民工的新选择》，原载《华声报》）

材料一：

    近日下发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中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乃至世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首先，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不工整、不美观，字迹潦草；其次，“双姿”不规范的比例很大，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再次，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习惯，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最后，“提笔忘字”现象日益严重。

    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提出，1988年成立的中国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书法教育的经验，各地应借着“书法进课堂”的东风，扩大书法特色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

（《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25日12版，有删改）

材料二：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要逐步形成以语文教师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书法教师队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何呢？现有的教师是否能够胜任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面向广东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和美术教师的问卷调查。

    接受问卷调查教师所在的学校中，配备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占18.77%，由语文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7.18%，由美术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5.6%，没有配备书法教师的占28.45%。缺乏能胜任书法课教学的教师这一现实也在另一项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高达48.35%的教师认为目前学校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胜任的书法教师”。

    要解决书法教育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还要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学校聘请有书法专长的校外人员（尤其是当地少年宫和文化站的书法教师），经过适当的教学培训后担任学校书法教师。

（冯善亮，周凤甫《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节选）》，2015年1月）

材料三：

    当前教育部稳步推进书法教育进课堂工作成绩显著。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出新的要求，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

    但在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的落实中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问题。据江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对全省35所中小学抽样调查显示，86%的学校因没有书法师资、教材等问题，开设的书法课走过场，形同虚设。

    如何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理事卢中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建议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开设书法课的情况全面调查，建立相应的督导机制，提高书法的地位，将书法作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书法评价机制，并明确列入教育督导和评价中；重视并定期检查书法教学实施情况。成立专业的书法教育监管小组，每学期、学年到校巡管，检查开课的真实情况，重在监督落实。对书法获得成果的奖励制度要等同于其他考试科目。要设立书法教师资格证，有明确的书法专职教师的“入职名额编制”，使书法教师专职化。除提高书法教师地位、保证书法教师专职教书法外，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

    卢中南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再到家庭，合力形成严密的书法教育管理机制，才能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艺术报》2017年03月06日7版，有删改）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妹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妹，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网约车逐渐成为了国民出行的一种习惯，用户规模将稳定增长。据统计，2018年网约车用户规模达到3.43亿人。作为新兴行业，随着大众的喜爱程度及使用频率的增加，网约车还衍生出多种租车模式，专车、快车和顺风车等，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当然，我国网约车行业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网约车行业准入门槛低，拥有一辆私家车、一部智能手机就具备运营基本条件。但是，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在本质上不同，前者从平台责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从保险责任到侵权责任，从乘客消费运输服务过程的权益如何保护到发生意外后消费者的权益又如何保障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而且网约车在价格定位和目标消费群体方面也没有与传统出租车形成错位发展，大都处于税收盲区，不同程度存在逃避税收现象，这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经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另外，行车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是车辆本身的安全性，是否年检合格等；另一方面是司机的营运资质的问题。为了驾驶安全，国家对出租车司机比普通司机有更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一年多前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即“网约车新政”），是顺应改革大势和市场需求的政策导向，但各地网约车管理细则对投放运营的网约车的标准不统一。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对投放运营的司机和网约车分别做出了限制。针对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而言，严格限制为本地户口。有关专家认为这最终会导致网约车的价格上升，使乘客承担更多的出行费用，这与乘客所期待的背道而驰。同时，网约车的监管主要是由平台以及政府分别进行，但网约车平台的自我监督与政府监管缺乏衔接与配合。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网约车平台隐瞒了大量网约车“黑户”信息，致使平台监督与政府监管无法衔接，更无法配合。管理网约车的上级主管部门为出租车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对网约车市场、平台公司，车辆驾驶员资质和网约车服务质量进行监管，而网约车平台收集的司机和乘客信息需要上报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部门审查备份。但网约车有别于出租车，将其置于传统出租车管理部门下，是不合理的。

    （摘编自《我国网约车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材料四：

    网约车行业这五年经历较快发展时期后，又迅速步入洗牌阶段。网约车行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共享经济风潮诞生，造成大量企业跟随网约车风口入局，市场产生大量同质化产品，并严重挤压市场空间。网约车纳入政府监管平台后，无法适应监管的企业悄悄退场。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走向推动行业整合加速，由鼎盛时期的三四十家网约车平台到现有屈指可数的平台数量，市场呈现寡头趋势，而且一家独大之势会继续发展并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需要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提供高质量便捷的服务，才有机会在行业洗牌中存活下来。

    现阶段中国网约车产品覆盖地域基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或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企业开始探索下沉三、四线城市机会。网约车产品在三、四线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短期内，网约车在发达地区的用户增量不会有太大突破，盈利模式探索和产品功能丰富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未来可加快在三、四线城市发展。此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差异化在缩小，在出行消费升级趋势下，其需求量也较为充足。在供需两方面推动下，网约车在三、四线城市存在发展空间。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行业发展趋势展望》）

材料一：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现代化”的内容呢？

每个中国人生来就属于一个毫无疑问的国家和民族，这种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归属感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大概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种国家和民族意识非常具有现代性。现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无论是国内层面或国际层面，无不是建立在国家制度之上的，没有国家制度简直不可想象。在思想领域，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较之一切政治意识或宗教观念都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教派利益。

中国人民历来把“国”与“家”相连，把“国”视为“家”的扩大，“国家”成为我们华夏子孙最为稳定而深厚的人生依附和精神家园。除了外患所迫，中国鲜有企图从内部分疆裂土的。即使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候，中国也少有无政府状态。民族意识则往往更加强烈，民族命运屡屡浴火再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屈辱。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又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愿景。不能不说，人民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强大推动力量。在人类实现大同社会之前，或者在人类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种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始终是一种现代的和先进的制度。

儒学之所以充满了现代性，乃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用世俗的、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观点和原则，解决了西方人需要借助神才能解决的信仰问题；同时，它又通过诉诸人的内在道德规范，解决了西方文化中必须通过外力强制立法才能解决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问题（即所谓法治和德治之分）。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延续、稳定与治理。

儒家推崇仁、孝、义、礼、智、信、勇，讲究“人禽之辦”“义利之辩”。“仁”的含义之一是指“仁政”，类似于现代的“善治”，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天下乱局和人民苦难而提出的政治理想。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带着理想和道德积极入世，匡计时艰，并为此不断完善个人人格修养，锻炼个体意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道德理想曾激励过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和普罗大众。儒家文化的理想性一面不应该被忽略。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和位育”，即思想不走极端，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鼓励差异和矛盾双方和谐共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事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发展。这种和谐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可能是医治当今世界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良方。

（摘编自尹宝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材料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决不仅局限在财力物力的极大提高上，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具有悠久文明，且从近200年以来西方压迫中重新崛起的一个大国的全面发展和全新探索。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说，中华民族要在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锻造一种符合中国国情、最终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制度；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要弘扬礼仪之邦等优良传统，打造一种高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在选择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路径时，我们既不能简单复古，也不能照搬西方，而是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将数千年滋养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两创”应着眼于充分挖掘其现代价值。儒家思想和理念仍具有现实意义。儒家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修身齐家，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

因此，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中有三大遗产对我们今天仍有特殊的意义：一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很多社会理想是通过贤能政治来实现的；二是儒家的经济是一种道义经济，儒家给所有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利益追逐设置了伦理界线；三是儒家的天下主义，在今天看也有特别的价值，它的理念是天下本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知识论角度讲，“两创”的目标是实现传统思想的更新，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融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为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借鉴。

摘编自王学典《汲取儒学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