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酒泉10月16日电（记者余建斌、冯华）10月16日上午9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武平宣布：经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10月17日7时30分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组成，景海鹏担任指令长。

    此次任务的主要目的：一是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轨运营提供人员和物资天地往返运输服务，考核验证空间站运行轨道的交会对接和载人飞船返回技术；二是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形成组合体，进行航天员中期驻留，考核组合体对航天员生活、工作和健康的保障能力，以及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三是开展有人参与的航天医学实验、空间科学实验、在轨维修等技术试验，以及科普活动。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17日01版）

材料二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北京时间10月17日7时49分，执行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2名航天员送上太空。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发来贺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刘云山在北京观看飞船发射实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欣闻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我谨向全体参研参试人员和航天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7日凌晨4时15分许，航天员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举行。范长龙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了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

    航天员们郑重表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沉着冷静，精心操作，圆满完成任务，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在送行人群的鼓掌欢呼声中航天员们乘车前往发射场，进入飞船作发射前的准备。

    发射场上，长征二号F遥十一运载火箭巍然矗立、整装待发。

    7时20分许，李克强、刘云山等来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观看飞船发射实况。

    7时30分，随着一声“点火”口令，承载着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火箭，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冲天而起，飞向茫茫太空。

    7时49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宣布：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大厅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里一片欢腾。

    范长龙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的贺电。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观看飞船发射实况的还有马凯、许其亮、杨晶、常万全等。

    按照计划，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轨飞行期间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2名航天员将进驻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并开展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目前，在轨运行30多天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已进入高度约393千米的近圆对接轨道，等待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对接。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18日01版）

材料三：

    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点综合消息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发射旨在发展中国的空间探索能力。它将在进行约两天的独立发行后，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自动交会对接。今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空间实验室被认为是中国为建立全尺寸载人空间站所派出的前锋。这两次发射任务将引领中国进一步开展面向火星或月球的太空探索任务。

    埃菲社消息指出，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发射是中国2016年航天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它将完成中国迄今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其目的是对各种生命保障系统进行测试。此次飞行任务将为中国在2022年前后完成第一个空间站建设的计划夯实基础。

    英国《卫报》称，中国于2003年完成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成为继俄美之后第三个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此后中国又完成了一系列太空任务。中国今年4月份还宣布，计划在2020年左右发射探测和着陆巡视的火星探测器。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6年10月17日报道）

材料四：

    据日本《朝日新闻》10月18日报道，中国希望利用宇宙开发弘扬国威。中国领导人在发射后希望航天员“为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新的贡献”，言语中透露出对快速推进宇宙开发、追赶美俄两大太空强国的自信。

    该报道中称，中国的另一个意图是，单独掌握运行空间站的高端技术实力，并将这些高端技术用于本国安全保障。除了军事层面外，经济活动也越来越离不开卫星定位系统等利用宇宙空间的技术，为了将来的国家利益，中国有着加强宇宙空间支配力的野心。

    对于中国的太空活动，各国绷紧了神经。美国民间团体安全世界基金会华盛顿办事处主任维多利亚认为，美国国内将中国宇宙开发视为安全威胁的看法根深蒂固。

    美俄欧日等使用的国际空间站只运行至2024年。假如只剩下中国的空间站，中国在宇宙开发上的存在感无疑会增加。熟悉宇宙开发的日本樱美林大学特聘教授桥本安南说，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外交牌。

    不过，并不都是警惕的声音。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进行的载人火星探测在内，宇宙开发需要庞大的费用和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增强。NASA局长博尔登认为：“与中国的一切合作都将使国际社会受益。”

（摘编自“新华网”2016年10月19日报道）

材料一：

参考消息网1月24日报道日媒称，日本财务省1月23日发布的2018年12月贸易统计显示，贸易收支（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为逆差553亿日元。这是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日本对中国出口下滑7%，降至1.4026万亿日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浮现，对华液晶制造设备、手机零部件、半导体等的出口大幅下降。2018年全年的贸易收支为逆差1.2033万亿日元，时隔3年出现逆差。

    韩国《每日经济》报道，中美贸易战争爆发以来，韩国经济备受冲击。报道分析，韩国经济特别是出口严重依赖中美两国市场，其中对华出口占比达27%，对美出口占比达10%。韩国出口增长率自去年10月起，已连续四个月呈现下滑局面；韩国对华出口，亦自去年11月起连续三个月下降。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分析认为，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则韩国将下滑0.5个百分点。今年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韩国经济前景不明朗。此外，即便中美就贸易摩擦问题达成一致，中国扩大自美进口，韩对华的最大出口商品半导体会受到更大冲击。如中国自美半导体进口扩大至此前的两倍，则韩国出口将会减少2.3%，GDP规模将会减少1.75%；如再出现美国发动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汽车和汽车零配件征收高关税（25%）情况，则韩国出口将会减少3.1%，GDP规模将会减少2.33%。

新加坡贸易机构EnterpriseSingapore近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受贸易摩擦的影响，电子产品和药品发货量大幅下降，新加坡去年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8.5%，远低于路透社调查预期的1.5%增幅，也是自2016年10月出口同比下降14%以来的最差表现。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摘编自《智通财经》2018年02月）

材料三：

    6月15日，总统特朗普通过白宫声明表示：“虽然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谊和两国关系对我都非常重要，但两国间的贸易在很长时期内都非常不公平，局面不可持续。因此决定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航空航天、机器人、新材料等高科技产品。”自此以后，政府奉行的一个核心战略是削弱中国经济，以迫使中国改变贸易做法。

    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对中国商品征税的清单，共1102项，该清单是根据机构分析和各方评论后编制的。征收关税将使美国制造的产品比进口产品更便宜，因此鼓励消费者购买美国产品。政府的想法是促进美国企业的发展，支持国民经济。

    总统在推特上写到：“我们与中国没有贸易往来，多年前，代表美国的那些愚蠢、无能的人就失去了这种联系。现在我们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还有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被盗。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中国的贸易行为一直受到指责，白宫表示，征收关税的目的是回应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盗窃行为，加强美国工业竞争优势、促进制造业回流，并保护美国就业。

（译自美国杂志《时代周刊》，2019年01月10日）

材料四：

    2019年3月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建交40周年是我们双方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重要年头。40年来，中美关系风雨兼程，既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过去的经验归结到一条，就是合则两利、斗则倶伤。尽管今天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条启示仍是金科玉律，需要双方坚持和维护，保持“不惑”的定力。2018年，中美关系经历了激烈的震荡，但从历史看，这一现象并不符合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秉持积极的预期，中美两国不会也不应走向对抗，重拾冷战旧思维违背时代潮流，没有出路，更不得人心。

    中美两国的利益已经高度融合。去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作。个别人声称要让中美“脱钩”，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某种意义上，也是与世界“脱钩”。而合作更是中美关系的主流。这既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认知，也是双方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声音。最近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得到两国各界以及国际社会的欢迎。

    王毅指出，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的空间。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当今世界，诸多不确定性层出不穷。面对挑战，中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秉持“和合”的外交思想，始终积极扮演世界和平的稳定器、国际合作的推动器、全球发展的加速器，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在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的一系列“大手笔”，从G20杭州峰会到海南博鳌，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让各国品尝到了合作的甜头，也更加坚定了合作的意愿。在中美问题上，我们希望美方摒弃零和思维^① ， 同中方相向而行，在深化合作的进程中形成良性竞争，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实现互利双赢。

（摘编自中国网2019年03月08日）

【注】①零和思维：属于非合作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

材料一：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如何加快转型，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是全球传统媒体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讲话提出，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融媒体中心建设，是破解传统媒体内部运行机制创新难题的龙头工程，直接决定媒体融合程度。从2015年两会报道开始，人民日报开始尝试“中央厨房”工作机制，打通全社采编资源，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端传播”，形成“移动端讲快、PC端讲全、报纸讲深”的既融合又错位的发展格局，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融合产品。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相继成立全媒体或融媒体工作机构，努力使“中央厨房”运行常态化，带动采编资源整合与体制机制创新。地方各级媒体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以及各地广播电视台，都围绕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多层次推进的“融合发展方阵”。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许多数字技术与不同媒体融合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融合成果。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被运用到全媒体采编平台之中，移动直播、H5应用等技术在采编制作环节普遍采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从无到有。这些技术进步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新技术也为融合发展的传播效果评估提供了便利条件。融合发展的效果如何，包括内容传播效果和项目建设效果是否达到了与受众进行信息交流的目的，都要进行准确的反馈与评估。应以传播效果评估为重要环节，倒逼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尽管同国外媒体相比，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前列、处于“第一方阵”，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更胜一筹，但在内容生产上还要进一步努力。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主，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内容是满足受众需求的“第一指标”’技术与渠道都是为了方便内容到达受众。

（摘编自崔士鑫《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人民日报》2017年2月19日）

材料二：

    4月2日，人民网研究院发布2017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报告对全国296份中央、省级、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主要报纸、301个中央及省级广播频率、37家拥有上星卫视的电视台的融合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分析2017年媒体融合传播的总体水平和特点。

表1：报纸、广播频率、电视融合/网络传播力TOP10

表2：传统媒体渠道拓展情况

（摘编自人民网研究院《2017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

材料三：

    日前，《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7—2018）》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蓝皮书指出，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媒体改革的必经之路。虽说新兴媒体依靠互联网和移动新载体而生，依靠先进的传播技术具有信息海量化、传播立体化、传播高效化等先天优势，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信息同质化、内容低俗化等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媒体在信息加工处理上具有专业优势，多年积累的媒体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更是不容忽视，传统媒体在数字化环境下依然拥有自己的情怀和梦想。从融合演化路径来讲，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过程，而是全面的深入“相融”过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既不是“弱弱联合”，也未必是“强强相加”，而是优势互补，强弱结合，最终形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协同共进的良性发展局面。

    媒体融合不仅仅是打造一个新型的适应受众、用户需求的信息传播平台的过程，也是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并发现经济新增长点的过程，更是创造内容与载体相互助益的媒体新生态的过程。2016年以来，报纸杂志停刊的消息密集发布，这是纸媒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痛点”，给行业内从业者带来紧张和压力的同时，部分纸媒的停刊也给其他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启示：传统媒体通过资源整合，以转移或者搭建传播平台的形式开拓融合道路，继续进行新闻内容生产，或许可以成为一条发展的新思路。

（摘编自“中国皮书网”，2018年2月11日）

    材料一：

    长征运载火箭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

    长征火箭已经拥有退役、现役共计4代17种型号。其中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E、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甲5个型号已退役；长征二号丙、长征二号丁、长征二号F、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长征四号乙、长征四号丙、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和长征十一号12个型号在役。另有长征五号乙、长征六号甲、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5个型号在研，长征十一号甲1个型号论证中。

    长征火箭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球轨道不同类型卫星及载人飞船的能力，并具备无人深空探测能力。低地球轨道（LEO）运载能力达到14吨，太阳同步轨道（SSO）运载能力达到1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GTO）运载能力达到14吨。

    截至2019年3月10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发射300次，发射成功率达到95.33％。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300次发射，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这靠的是什么?龙乐豪院士认为，靠的是牢牢把握住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的拓路者长征六号火箭为例，2015年它以“一箭二十星”创造了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瞄准国际运载火箭先进技术水平。浑身上下几乎都是新的。很多技术在世界上没有成功应用的先例，自主创新成果达十几项。

    据介绍，长征五号突破了12项重大关键技术和247项关键技术，代表着我国科技创新与工业制造的高水平，不仅使整个火箭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带动国内工业制造能力的提升。

未来，比长征五号更大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将研制9.5米级的火箭箱体，也将带动国内新材料、新工艺、新器件、新装备等向前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 王伟童《长征火箭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人民日报》2019年04月01日）

材料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1日报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是中国火箭的绝对主力，承担了中国96.4％的发射任务，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99.2％。

报道称，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长征系列火箭的快速进步：自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飞至2007年6月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鑫诺三号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100次发射用时37年，年均发射2.7次；再至2014年12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巴资源卫星，长征火箭第二个100次发射用时7.5年，年均发射13.3次；至2019年3月10日，长征火箭实现第三个100次发射，仅用了4年多时间，年均发射23.5次。

    报道称，尽管长征系列火箭也曾发射失败，尤其是2017年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失败。但长征系列火箭接近96％的发射成功率，在世界上仍属于先进水平。而且，与前50次发射相比，长征系列火箭后250次发射的成功率明显提升。在第三个100次发射中，长征火箭共将225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高达97％。特别是2018年，长征火箭年发射连续成功次数达到37次，并首次位居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第一位，创下世界航天发射的新纪录。

    报道称，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有密切关系。如果革弊兴利得当，这种体制在需要高投入、高协调、高精准但见效慢的航天领域还是颇具竞争力的。

    报道称，这些年，中国航天打破论资排辈的弊端，青年人才挑大梁的局面蔚然成风。不拘一格用人才也是中国航天科技进步的“秘诀”和保障。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3月12日）

材料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这是继《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之后，国家指导学校体育工作的又一份重磅文件。而通过将体育纳入中高考，并逐步提高分值，以评价指挥棒倒逼学校和家长重视体育，从根本上解决体育不受重视的问题，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也就成为改革方向和重要抓手。

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和质疑：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是要破“五唯”的顽瘴痼疾。用提高分数的方式倒逼社会重视体育，会不会带来“应试体育”的新问题。如此，不仅可能违背加强体育工作的初衷，还可能刺激校外体育培训需求，进一步增加师生负担。此外，当前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体育教师缺乏和场地设施不足等问题还有待解决。截至2019年，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缺额高达15万，这也是基层学校体育工作开展不力的原因所在。所以，体育走进中高考，相关的教育配套必须先行，要配齐配强体育教师、改善办学条件、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相关方案的制定，也必须要遵循教育规律、尊重青少年成长规律，科学设计、循序渐进。

（摘编自杨三喜《体育走进中高考教育配套要先行》）

材料二：

不少融入现代元素、民族舞蹈、地域文化的创新课间操近年来风行校园，备受青睐。学生喜欢的课间操是什么样的？学校体育工作应该如何创新开展？

光明智库在网上发起的问卷调查显示，对课间操模式进行适当改革势在必行。可以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将学生喜闻乐见的一些运动形式进行设计和规范，形成丰富多变的课间操模式，以一定周期持续更新。这样，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丰富运动形式，让同学们愉悦身心，达到健身目的。

在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当下，科学地组织花式课间操或更多更新颖的大课间活动尤为重要。要打破传统课间操的单一模式，建立与时代发展同步、与课堂学习关联、与学生成长相伴的全员参与的大课间模式、新颖的大课间要不违背机体运动规律；要有丰富的内容，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兴趣，注重课堂学习内容延伸，依据学校场地器材条件，结合季节与天气情况合理把握活动内容；还要避免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化现象，华而不实的大课间并不可取。

（摘编自李晓、晋浩天等《“花式”课间操走俏给学校体育带来哪些思考》）

材料三：

在很多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体育课被语数外等主科占用称得上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没有话语权之外，“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等调侃也显示出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弱势地位。相关政策一直在出台，体育课“走过场”的现象却仍屡见不鲜，中国青少年体质状况也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滑。

让体育课强起来、让中国少年强起来，必须来一场观念的解放和变革？体育课不只是跑跑跳跳、打打闹闹，而是要掌握本领、学会项目；体育课不限于课堂上，还要有课余的“作业”和人人参与的竞赛；体育考试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几分、十几分，而是要逐步加量成为“主科”，当然，对于加强体育课考核、体育中考提分等举措，不少家长仍有顾虑：体育中考变成100分，会不会给孩子和家长“增负”？会不会扩大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家长的担忧，给学校体育评价体系的落实和细化提出了考题，学校体育要防止陷入“应试化”，避免体育课被考试牵着鼻子走，也要防止走过场，变成人人都得高分的“大锅饭”  让孩子从体育课中收获快乐，与文化课学习相互促进，才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本心。

（摘编自刘晓《加强体育课旧观念要打破》）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一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一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一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