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低与俗，似乎也有不解之缘。但看生活现状，渐悟出，雅的未必就高 ， 低而俗的未必不跟“雅”搭界。于是有意给它们来个重新组合。

    不敢妄论，先看“实证”。

    其一，硬与软“两张皮”。

    超市自选算是雅，虽明示不许品尝偏下手抓则不高；封闭式空调车是为雅，其内散播尼古丁或摆臭脚则不高；公寓楼单元房亦为雅，以大杂院之习在公共楼道里大吼大叫则不高；出行乘自家轿车简直是大雅，一路车笛长啸则实在不高。此类雅高分离的实质是：物质硬件上去了，精神软件跟不上。

“女排逆袭”展现精神的魅力

何鼎鼎

    这是“逆袭”，更是“进击”。

    中国女排的里约之旅，在北京时间21日上午以一枚金牌画上圆满句号。小组赛接连失利，跌跌撞撞才晋级；交叉赛越战越勇，一路拼搏终夺冠。正如美国媒体的评论：中国队证明重要的不是怎么开始比赛，而是怎么结束比赛。

    “一个球哪怕你接不住，也要拼尽全力冲过去”，这是老女排留下的遗产；“打一分算一分”“一分一分咬下来”，这是新女排写下的精神。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奋斗，才弥足珍贵。曾振奋整个国家的中国女排，再次用一次跌宕起伏的夺冠，振奋了我们的精神。

    有人说，中国女排从来没有过“统治地位”，几乎每一次夺冠都靠艰难的拼搏完成。而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顽强的精神，或许就是女排精神的本质。这恰如郎平所言，“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竞技体育本来就不仅是身体、技巧的比拼，也必然会包含“精神力”的较量——有赛场上对胜利的强烈渴望，更有赛场外向着梦想默默的坚持。郎平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的确，“女排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强化训练、一点一滴的艰辛付出凝铸出来的。有记者就观察到，女排队员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很少能碰到其他运动队吃饭，因为来得最早、练得最久、结束最晚。

    无论赛场成败，女排精神一直都在。从上世纪80年代“五连冠”，到成绩滑坡陷入低潮，虽“两起两落”却始终目光坚毅看着前方。从起步到巅峰，从巅峰到低谷，从低谷到崛起，从崛起再到巅峰，张蓉芳、梁艳、冯坤、赵蕊蕊、惠若琪、朱婷……输过赢过奋斗过，哭着笑着坚持着，30多年来，这支队伍用一次次的拼搏展现体育的本质，让人看到了不畏竞争、永不言败、执着坚持的精神魅力。

    今天，我们正需要重新叫响“女排精神”。从个人看，有机会、有舞台，但也只有一步步地往前走，才能收获梦想；从国家看，发展不易，前行维艰，中流击水之时，更需要鼓起精神、振奋意志。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我们怎样改变，那种对理想的坚持不能丢，那种创造历史的精气神不能变。正因此，我们应该由衷而自豪地赞美这精神、弘扬这精神，因为只有有了宝贵的“精神力”，才能写下更灿烂的诗篇。

    没有一场胜利可以唾手而得，没有一个冠军无需风雨洗礼，恰如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而是会“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但是，挫折中前行、不磨灭初心，未来再远、梦想再大，也终将抵达。

（选自2016年08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延续诗词的文脉

胡妍妍

    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通”和“化”。中华民族文脉绵延，我们于其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辩证。反叛的、变革的、创新的一派，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的静水流深的给养，反过来，它的反叛、变革与创新又被巨大的传统所吸纳、包容，成为传统的新质。一部中华诗词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裹挟着前进的历史，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因变迁而耗损，却能从一切创造性的变革中增益光辉。

    ②这样的一条诗词文脉，对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是迟早要回溯，迟早要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打出来的历史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悄然涵养一生，“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场。文学艺术从来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训练和知识赋予，人们读诗、谈诗、教孩子背诗，并不只是为了寻章摘句、舞文弄墨，很多时候是在借诗词出入经史、概括情事、教化人伦。从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暮年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古典诗词曾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之中，随人生境遇而远近隐显，有时像是亲切、顺手的乡物家什，张口即来，有时又像是一个隐秘而顽固的文化磁场——多少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被残破斑驳的碑刻中一句清雅隽蔚的诗文击中，甚至唤起了对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这就是文化的认同，它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迢递以系的传统。

    ③延续诗词的文脉，除却孜孜不倦的训诂考据，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日常的亲切可感的阅读。诗是“采风”的产物，口耳相传的诗词曾经让大地上歌声如风，温润徐徐。而今，这风却被现实推到了远山青黛的那一侧，越来越远，我们正在失落那种生活在“无意的浸淫里”的日子。朱自清先生说：“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④在诗教陶冶之中，是现实向诗意看齐，是人在模仿诗而不是相反。经由读古典诗词，人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思乡怀人、历史咏古，无关乎己却又让自己反复感念，同理心将我提升到一个超越了“我”的地方，从而能更开阔地看待历史，也能更历史地看待此间的世界。这也是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始可与言诗已矣”的道理所在。你得能举一反三，能同情同理，从已知理解未知，从过去读出未来，如此才能一起谈论诗。这是诗的门槛，也是诗的情怀。对现代人心灵上的脂肪来说，是需要吹一吹这来自古典的清瘦的风了。

（有删改）

    京剧表演的是中国的故事，京剧摄影是将表演的精彩瞬间生动而完美地呈现出来。

    京剧舞台上动态与静态的变化具有直观性、独特性。剧中人在舞台上，或静如处子，或动如脱兔。人一动，则水袖翩翩，及至扇子、髯口、帽翅的开合、抖动、高扬，以及打出手、云里翻等，都刻画着人物性格，演绎着剧情。那刚柔相济的飘逸之美，流动着艺术的韵律，恰似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

    摄影家在构思中，以此抓拍而完成的二度创作，源于舞台，又高于舞台，可完美表现摄影艺术的特质，拓宽读者欣赏与想象的空间。

    动态的瞬间是形，传神的瞬间是眼。京剧演员的眼睛，经过长期的训练，灵动有神，顾盼生辉，因而在剧中优秀演员总会用眼神配合形体，表达剧中人物复杂细腻的感情、性格、思想与意念等。这是京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俗称“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全在眼上”。摄影家要把京剧的拍摄提升到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应在动态抓拍中以人物为中心，画龙点睛，以眼传神。果如此，自觉抓拍的人物眼睛喜怒哀乐悲恐惊的变化，或是忧愁思忆病醉疯的状态，会有神来之笔，提挈全片，摄影作品自会有了灵魂、灵动和灵气。

    剧场抓拍，并非易事，除了摄影者要具备专业的摄影技术外，还需要他们能够多做功课，包括多读剧本、熟悉剧情、了解人物以及知道一场文戏或武戏的表演特点和出彩在何处，即哪时眼睛最传神，哪时表演的神与情独具魅力等。同时，进行抓拍创作时，又不可按预想刻舟求剑，要手握相机随表演的新变化盯住剧中人，用虚实、远近、渲染、衬托、对比、夸张、仰拍、特写、全景等手法，变换光圈和速度等，方可从容得神来之笔。

    京剧艺术荟萃中华艺术之美。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怀、伦理道德，以及对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尊崇，对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追求，融会贯通为舞台上的真善美，抽象幻化出内化心灵、外愉耳目之美。单从表演之美观察，它是写意之美、虚拟之美、程式之美与夸张之美的集成，是京剧摄影艺术丰富多彩的素材，激发创作灵感的要素，也是对京剧摄影艺术如何升华的挑战。

    京剧摄影艺术和其他文艺创作相类，虽然工具是相机，是快门，但一样“功夫在画外”。有志于京剧摄影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需要向京剧演员学习，以他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信念为鞭策，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冲动，留下京剧艺术的传神瞬间。

（摘编自靳国君《京剧摄影也需画外功》）

古琴的文化内涵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二为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后世的典范。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 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

    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红楼梦》第八十六回，贾宝玉得知林黛玉会弹琴时，便要妹妹为自己演奏一曲。林黛玉这时讲到：“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又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

    在中国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古琴集儒道两家思想精髓于一身。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琴要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道家最理想的音乐应该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庄子进一步将音乐分成“天籁”“地籁”与“人籁”三类，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

    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以后的琴人。陶渊明的琴桌上常年摆着一张琴，既无弦也无徽。每当他酒酣耳热、兴致盎然时，总要在琴上虚按一曲。李白有诗写道：“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从中我们不难悟出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在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中，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

    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与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冲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唐字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有几百件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 《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 中国千年前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