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一词最早出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斯文”并没有随文王的去世而断绝，而是得到了“天”的承认。显然，孔子赋予了“斯文”极高的内涵——天道，而天道便蕴藏于礼乐制度之中。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得更加透彻：“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斯文即道，而礼乐制度是“道 ”的载体。一旦“礼崩乐坏”，道将不存，斯文不在，国也将不国了。可以想象，“斯文”在先秦时期的士子心中和君王谋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将其视为圣人先贤为人立世、明君霸主治国安邦的最高境界，也反映了一个时代与社会的道德标准与理想追求。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斯文”并没有夭折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反而随着六经的传世，一直延续成为儒家之经典。《隋书•经籍志》写道：“夫经籍也者，……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典籍被视为文化遗产，“斯道”便是“斯文”。同时，斯文还更多地体现在“教化”之中，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古代王权正是借助“教化”正风俗、治国家，这些无不彰显斯文之意蕴。

    汉代以降，自大儒董仲舒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斯文也随即成为饱学之士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信念。《武帝纪赞》中记载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自然成为儒家思想之精华，而斯文也自然成为精华之要义。从这个意义说，经典便是斯文，儒学便是斯文，教育便是斯文。所以修身需要斯文，齐家需要斯文，治国需要斯文，平天下更需要斯文。“斯文”之风气开始弥漫在中华大地。

    三国之争、南北两朝，多事之秋竟使得“斯文扫地”。直到唐宋，斯文才迎来了一次转机。在那以前，朱熹将现状描述为“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等大家的努力下，一批儒者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是皆以“斯文”为己任，如程颐赞誉其兄程颢说：“（先生）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依然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读物。即便是进入民国时期，那些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近代学者，依然带有“遗老遗少”的气息。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而当下严重的国难更凸显出维持“国性”的必要。

（选自2016年3月31日《光明日报》）

    西方美学强调人性三元论，主要以柏拉图和弗洛伊德最为著名。柏拉图认为“灵魂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与此相似，弗洛伊德主张将人性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

    这表面看来属于三元论范畴的人性论，仍然是一种二元论。比如柏拉图所谓三元论，当理智、激情与欲望三部分各司其职、和谐协调的时候，灵魂便能主宰自己，秩序井然，个人的灵魂就是正义和健康的；如果理智、激情与欲望不守本分，相互斗争都想争夺领导地位，就造成了灵魂的不正义。这实际上肯定了作为人性的最终形态仍然是正义与非正义、健康与不健康。弗洛伊德的三元论同样如此。当自我能妥善协调本我、超我与外界的关系的时候，人性处于和谐的状态；当自我不能妥善处理和协调这一关系的时候，人性就可能处于分裂状态。处于分裂状态的自我主要有两种极端的形式：一种是本我以绝对优势战胜超我乃至外界的时候，自我就可能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动物性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显露出恶的特质；但当本我主要受到超我的监督和制约时，自我就可能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这种情况下的人性就可能是善的。这样一来，人性就可能是和谐或分裂的、善的或恶的两种形态。这实际上同样是一种二元论，所以西方美学最具影响力的人性论是二元论。

    这种三元论的定位使西方美学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崇尚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任何事物作为一种存在永远不是只有一个因素和属性的存在，而是多种对立或并不对立因素和属性的有机统一体。

    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中国智慧美学在人性论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以及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之心；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孟子、荀子虽然对人性的善与恶有不同认识，但有一点相同，这就是都肯定了人性一元论，并不认为人性善恶并举。另如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的性无善恶论，则对人性并不十分在意。在主张“齐物论”的道家美学看来，既然善恶平等不二，等齐划一，那意味着他们所主张的人性论可能超越善恶分别而等齐划一、平等不二，这也是一种主张对善恶不加分别的观点，同样具有人性一元论的特点。所以，中国智慧美学虽然对人性有多种阐释，但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强调人性的多元性甚或二元性，更不强调人性的分裂与冲突，而是在很大程上主张了人性一元论。

    综观前人论述，我们发现即使人性有善与不善论，这种差异也只是一种本性差异，是为后天修养和发展提供条件，而不是强调本性中存在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所导致的人格结构矛盾和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归之于人性一元论范畴。这才是中国智慧美学关于人性乃至人与自我关系的最精确阐述。

    中国智慧美学人性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是无视人性之善与恶矛盾对立的存在，只是并 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夸大这种矛盾对立，将矛盾对立作为人性的基本特质，而是主张这种善与恶的分别只是人们后天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并不能真正体现人类原始本性的实质。

（摘编自郭昭第《中国智慧美学论要》，有删改）

    众多事实告诉我们，语言文字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交流和书写，还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共同的语言文字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情感等，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正是促进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之一。

    古代中国的地域已经非常广袤，而且诸侯林立、民族众多，如果各地都各说各的语言，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颁行，所以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的语言发音。比如，在《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中，“雅”和“颂”要用“雅言”来吟唱。“雅言”就是当时统一的普通话或标准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国语”。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又做到了“书同文”，即文字的统一。文字统一对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历史延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已故儒商安子介曾说文字统一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在笔者看，实是第一大发明。

    但是，汉语汉字自近代以来就命运多舛，即使在今天也是危机重重。一些地方电台、电视台的方言节目无所约束，国人国语水平堪忧；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利用电脑处理文字工作，敲打键盘代替了握笔书写、拼音字母代替了笔画顺序。人们不再识繁体字，不再写文言文，不再读经典名著，不但说着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语言，而且菲薄道德、懈怠礼仪、漠视传统。繁简并行于世，“中华文化圈”各说各话、各用各字———大陆使用简体字，台港澳、新加坡以及一些海外中文媒体使用繁体字。早年台湾称繁体字为“正体字”，意在表明台湾坚守中国文化正统，如今则意在表明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差异，成为“文化台独”的一个由头。台湾弱化国语教育而把“客家话”或“闽南话”称为“台语”加以推行，同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上述这些现象，不但危及中国的文化传承和文明特色，也关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笔者在此尝试性提出几条建议以期引起有识者的重视和讨论：其一，加强保护汉语言文字纯洁的力度。保护母语是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通行做法。比如，法国规定国产商品的商标必须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创造”。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以“说我汉语，写我汉字”为荣的观念；规范汉语发音、汉字书写；降低外文“污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一种权利”，并把每年的2月21日作为“世界母语日”，笔者也建议中国把每年2月21日确立为“中华母语节”。

总之，汉语汉字关乎文化传承、文明特色，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关乎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待汉语汉字问题。

（节选自《中文兴衰关乎国家统一》）

    ①“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②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③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④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⑤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⑥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⑦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近二十年来，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作品丰富、写手众多的繁盛局面。但是，网络文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客观存在着粗制滥造、缺乏担当等一些问题。网络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写作中汲取营养。

    首先，要提升担当精神。古人写文章，通常追求价值功能，而不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今天的网络空间，似乎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狂欢场所。网络写作的最初目的是自由宣泄情感，作者更看重写作过程中的惬意与畅神。换言之，网络文学卸下了功利主义的重担，回归到自由抒情、悦心快意的游戏写作本质。文学的价值功能，变为自娱和娱人。网络文学应主动担当。写作时，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题材，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境遇和真实心声。通过深入挖掘精神内涵，网络文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作品中，强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责任。

    其次，要强化经典意识。传统文学写作，习惯精雕细琢。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值得钦佩。司马迁所言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对作品经典性、永恒性的追求。网络写作追求快速生产，一般不会仔细推敲，而是匆匆写完就贴出。有鉴于此，网络写作需要借鉴传统写作中的经典意识，重建作者的权威性和个体风格，尽量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在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另外，要尊崇独创性原则。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在传统观念中，文学写作是一种灌注个性精神的创造性劳动，贵在独创性，排斥重复性。而网上资料的丰富性、搜索的便捷性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快速性，导致网络写作表现出互文性特征。网络写手，容易受到流行模式的影响，套用现成模式。网络作家，应当树立追求独创性的理想，开掘自身的独特体验，重视精神世界在文学中的表达。通过独创性写作从同质化、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流行趋势和套路中突围出来。

    最后，要涵养诗性精神。传统文学的艺术形象是间接的，藏在语言符号中，必须通过读者的联想、想象，才能在头脑里出现。语言艺术的诗性魅力，正是通过对间接的、想象的语言形象的经验还原、想象填充和韵味品咂，而得以实现的。网络文学，因多媒体表达的直观性和便捷性，使得网络写作，不再追求“寄意于言外”的韵味，以及空灵幽远的诗意境界。网络写作，不应一味沉浸于文本的快感、故事的惊险刺激和语言的直白浅陋，而要主动向传统写作取经，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和文字，塑造生动的形象、高远的意境，追求意义丰富、含蓄蕴藉、语言雅致的诗意表达效果。

(摘编自罗立桂《网络文学，应向传统文学借鉴什么》)

    ①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②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③“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④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⑤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⑥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