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化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故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珣，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

    明初以来，随着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明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在明初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转向了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明初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这一时期，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  “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选自《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有删减）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意味着政府政策方针和发展理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目前，中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物质财富比较丰富，贫困人口只占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供求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需求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在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社会首先要保证人们能够获得基本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面对这一变化，如果企业还是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而不是注重产品的品质，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满足老百姓的高品质需求。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更高阶段。广义的精神文明，不仅包括文明礼仪，也包括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各方面的追求，当下人们除了满足吃喝玩乐，还希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看重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为此，除了继续发展生产力，还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先努力发展经济，才能为建设民主和法治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反在经济水平低下时贸然进行改革就可能遭遇东欧式的失败。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主要目标，因此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日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那么新时代的工作重心就是努力实现平衡式发展。例如，通过收入调节政策减少收入差距，通过精准扶贫减少贫富差距。过去中央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区发展差距。若能做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成就不亚于从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变成经济大国。

（摘编自聂辉华《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四个维度》）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东西方“武侠之父”相继离开，需要英雄的世界一直会在

宋金波

    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Stan Lee）辞世。因为与金庸老爷子的私人丧礼几乎是在同一天发生，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斯坦·李联合创造了八成以上的漫威知名角色，被称为漫威的灵魂人物，而金庸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作者，创造了无数武侠人物形象。“东西方两位武侠世界的创造者”相继离世，巧合得不同寻常。

    巧合也因为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有着共通之处。“侠以武犯禁”，漫威超级英雄们也是凭借超能力大打出手。这两个世界中的英雄或者侠客们都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对毁灭世界或破坏江湖道义、秩序的反派都斗争到底。所以也不难理解，一些漫威电影到中国，翻译都是直接取“侠”这个定义，如蝙蝠侠、钢铁侠……而且，与梁羽生主要从中国传统“侠”形象中汲取营养不同，金庸学贯中西，他的小说不少地方借鉴了西方电影剧本的技巧。

    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都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对英雄的需求，支撑了两个世界的稳定存在。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这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文化界限。在东方，侠客传统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向下而至传奇小说、《三侠五义》。在西方，也起码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追根溯源，后面也有侠盗罗宾汉。

    但金庸武侠世界与斯坦·李的漫威宇宙，无疑又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东西方文化本身对一些价值的理解不同。

    比如说，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通常都会面对能力与责任的矛盾，不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英雄形象。而对金庸武侠里的主角来说，除了极少数如郭靖，出于一种模糊的自省，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价值的终极追问，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超能力”——或者高深武功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

    再比如，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在主持正义时，通常会考虑到法律这个限制因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而行动。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部分武林人物不入世，经常不在意破坏既有法律。

    这可能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在观念上正义与法律是相分离的。金庸先生曾说，东西方对侠的理解不同，同样是大孩子打小孩子，德国人看到不会管，而中国人会管。他写武侠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需要侠义精神。但这句话可能不应该做字面理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少足够的法律正义，必须有犯禁的侠客出面解决。

    漫威电影虽然在英雄超能力上比武侠世界更脑洞大开，超人可以撼动星球，而最大胆的侠客想象也无非可以用动车速度赶路，但除此之外，漫威宇宙是趋近现实的。相反，武侠世界对现实更像是逃避。

    也就不难理解，斯坦·李可以不断在漫威电影中客串，给出一个个彩蛋，而金庸老爷子绝不可能去扮演平一指或西山一窟鬼中的角色。论艺术成就，两个世界也许很难有高下比较，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威宇宙无疑更开放、更面向未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比金庸武侠人物更具有现实感的英雄形象，还在未来的某个空间静静等待。

（光明网·时评频道）

材料一：

联对、匾额，在中国园林中，正如人之有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苏州又为人文荟萃之区，当时园林建造复有文人画家的参与，用人工构成诗情画意，将平时所见真山水、古人名迹、诗文歌赋所表达的美妙意境，撷其精华而总合之，加以突出。因此山林岩壑、一亭一榭，莫不用文学上极典雅美丽而适当的辞句来形容它，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

例如拙政园的远香堂与留听阁，同样是一个赏荷的地方，前者出自于周敦颐《爱莲说》“香远益清”句，后者出自于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雀雍崔衮》“留得残荷听雨声”句。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又都是根据该处所种的树木来命名的。有些游者至此，能回忆起许多文学艺术的好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色了。我希望今后在许多旧园林中，联对、匾额里如果无封建意识的文字，仅是描写风景的，就应该将它们好好保存下来。苏州诸园皆有好的题辞，而怡园诸联集宋词佳句，与各处景观配合尤为相得益彰，可惜实物皆不存了。联对、區额所用材料，因园林风大，故十之八九用银杏木阴刻，填以石绿；或用木阴刻后裂漆敷色，不过色彩都是冷色。亦有用砖刻的，雅洁可爱。字体以篆、隶、行书为多，罕用正楷，取其古朴与自然。中国书画同源，联对、匾额本身是个艺术品，也必定让园林生色。

(摘编自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

材料二：

以自然风景著称的古典园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摹写了自然山水之美。明代造园经典著作《园冶》就曾开宗明义地提出，园林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园林的写真不是机械地照搬自然，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创造，从而表达了造园家的主观情思和理想真实。园中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皆要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这使得欣赏者“息心”“动色”的不仅是花草树木的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风景所表现出来的造园家的审美情趣，以及由此情此景交融而形成的独特的抒情意境。为了更好地暗示出这种意境的本质，艺术家除了组织安排山水建筑，构成具体的风景形象之外，还吸取了诗词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为辅助。前者使用的是构园物质的线条、体形、质感和色彩，是自然符号；后者表现为园林中各风景区或主题景致的题名、厅堂亭榭的匾额、柱上的楹联、山石上的镌刻，应用的是文字形式的诗句词章，是人为符号。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区和园林，历来都用简炼的诗一般的文字点明景题，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七十二景等。犹如西方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景”。只要说出它的景名，亲临游历过的观赏者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形象的图画，由此可见题名在自然风景欣赏中的强化作用。自然美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由于出身、经历、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之不同，各人对景色的欣赏和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园林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必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风景形象或景区所作的概括含蓄的命名题对就带有这种强制性，对观赏者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园林的创作构思，较重视意境的设计。造园家在构思时，往往先将园中主要风景区的意境，以简约的笔墨、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然后再推敲山水、亭榭、花树等每一个具体风景的布置，使之最合乎诗意。清代诗人汪春田有一首写造园的绝句：“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很透彻地道出了园林创作同诗歌创作相类似的特点。在园林大体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在一些主要风景点的建筑和山石上配刻以题名诗句，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符号”对“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园林景色进行一次鉴定。《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有一段文字很恰当地点出了题对景名的重要。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清客一行边赏景边为园中建筑、风景题对，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为何不能生色？ 就是因为园林应用的自然符号在表情达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直抒胸臆”，而题对能够画龙点睛地集中表现出艺术的生气和意境。

风景题对必须切题，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景色的特征。德国美学家莱辛说：“愈使它的人为符号接近自然符号，也就愈接近它所能达到的完美。”这种接近，不是粗浅的直接表露，而是要既含蓄又达意，要充分引起“比”“兴”的联想，由景生情，以辞表意，来抒发景物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赏荷之处，然而二者的题名都没有直接和视觉发生联系。远香堂主嗅觉，留听阁主听觉，题名都很有新意，既点出了二处的风景特色，又沟通了视觉、听觉、嗅觉之间的联系；并且能使游览者联想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因而增加了审美的感受。这是我国园林利用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个佳例。

(摘编自刘天华《〈拉奥孔〉与古典园林—浅论我国园林艺术的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