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徐僖：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徐僖，高分子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初，徐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塑料厂──重庆塑料厂和中国高校第一个塑料专业，所以被誉为“中国塑料之父”。

徐僖教授不仅严谨对待科学，为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更是对处在困境中的学子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酬劳和奖金资助贫困学子。徐僖教授无疑是一位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在师从候教授研究染料过程中，他产生了从川黔地区丰富的土特产五棓子中获得的3、4、5-三羟基苯甲酸制备五棓子塑料的想法。1947年5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公费留学生，赴美国李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深造。学业告成后，他满怀对祖国的深情，经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

    1950年他在重庆大学化工系主持筹建了棓酸塑料研究小组，采用自己设计的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五棓子塑料研究，同时培养生产技术骨干。1953年5月1同重庆棓酸塑料厂正式投产，这是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完全采用国产设备和原料，在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塑料厂。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徐僖先生用坚忍不拔的意志，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为创建我国塑料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春，高教部授命徐僖先生在四川化工学院(1955年并入成都工学院，后成为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筹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塑料工学专业。1961年出版了我国高等工科院校第一本高分子教科书《高分子化学原理》，60年代初，他和同志们一起创办高分子材料系，1964年创建了国内第一个高分子研究所。在徐僖教授的带领下，经过半世纪的艰苦努力，四川大学建成了我国高分子材料领域第一个拥有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四位一体的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最近该基地又被纳入了国家985工程。半世纪以来，这个基地为国家培养了上万名高分子材料专业人才，为我国高分子材料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僖教授在国际交往中，十分重视维护祖国的尊严。他是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简称PPS)的国际代表。 PPS是由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权威联合发起成立的全球学会。当时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高分子水平不高，年会没有必要在中国召开；还有人指责中国穷，想靠办会赚钱。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使徐僖教授毅然走上讲台，列举大量事实向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高分子科学迅速发展的状况；针对代表们提出的经费疑问做了详尽、合理的解答，消除了部分代表的误会。最后执委会通过决定，该会议仍按原计划在中国上海召开。

    徐僖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求真求实、无私奉献。他一贯清廉自律，十分痛恨以权谋私。他身兼许多职务，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地为国家、为社会工作，但从不收取兼职工资。大量的兼职报酬都被他如数退还，有些不便退掉的就积存在他工作单位里，作为资助学生或捐献社会之用。

    徐僖教授在年逾八旬之时，依然辛勤地工作在科研教学工作第一线。他殷切地关注着高分子材料科学事业和他所创建的高分子材料学科基地的发展。他依然全日工作，依然坚持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工作强调高质量、高效率。很难想象，这么多年来他竟然是以一只眼、半边肺这样忘我地工作，夜以继日地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默默奉献。他的格言是“人生的乐趣在于无私奉献”，他最大的心愿是“中国人能在世界上普遍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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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僖教授1921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自幼勤奋好学，从小同情贫穷苦难的人们。青少年时代，徐僖颠沛流离、辗转东西，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景给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激发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南开中学“允公允能”和浙江大学“求是”的校训教育他无私无我，实事求是，为祖国鞠躬尽瘁。他立志献身科学事业，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使祖国富强。

②在同事眼中，“工作是徐老最大的爱好”。繁重的工作使徐僖积劳成疾，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三分之二的肺被切除，但却一心扑在工作上，把工作视为生命。1980年5月，徐僖咯血不止，住院治疗，切除了左下肺。两个月后，他不顾医生劝阻，提前重返工作岗位。徐僖的儿子告诉记者，父亲春节期间还在处理工作信件，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准备到研究所去上班。

    一只猴子坐在意大利帕尔马的一间实验室里。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科学家事先在它大脑中负责计划和执行动作的区域植入了一些细小的电线。每当这只猴子抓起一件物体，或是移动一件物体时，其脑部区域的部分细胞就会被激活，这时实验室的监视器就会发出一阵“卟卟卟”的声音。不久，一名研究生手拿一只圆筒冰淇淋走进了实验室。这只猴子马上盯住了他。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这名学生把冰淇淋放进他的嘴里时，连接猴子脑部电线的监视器上突然发出了“卟卟卟”的声音。但是，这只猴子当时没有做任何其他动作，只是在看这名学生吃冰淇淋。

    该实验室的负责人、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神经科学家乔柯摩·里佐拉蒂和同事们发现，恒河猴的前运动皮质F5区域的神经元不但在它做出动作时产生兴奋，而且看到别的猴子或人做相似的动作时也会兴奋。他们把这类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里佐拉蒂根据经颅磁刺激技术和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得到的证据提出，人类也具有镜像神经元，而且有一部分存在于大脑皮层的布洛卡区（控制说话、动作和对语言的理解的区域）。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促使我们对人类的理解行为及其本质进行重新认识。过去，科学界对高级哺乳动物的“理解”行为认知，一直采用“推理模型”。即认为高级哺乳动物包括人，之所以能够“理解”事物，是因为大脑里的记忆神经元有推导功能，可以对事物各个方面的特征和属性进行快速分解和推理，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到：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通过直接模仿做出基本动作；在看到这些动作时，也能迅速理解，而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这样，就产生了一套新的“顿悟模型”，这个模型认为高级哺乳动物特别是人，对事物的“理解”采取的是“顿悟”的方式，即在瞬间就可以“看透”事物的潜在意义。人脑中存在着顿悟机制，这恰是人类理解的奥秘。

    镜像神经元具有深刻的教育内涵，它真正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性，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高度上理解现代教育。人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仍然把眼睛看做感性器官，并没有真正赋予眼睛“心灵”“智慧”“思维”“理性”等高级心理属性。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眼睛“刮目相看”——眼睛不仅仅是外界万千事物的“感受器”，而且由于它与镜像神经元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理性器官”。换句话说，人人的视觉有思维能力。思维，从“看见”的瞬间就同时开始了；他所看见的，就是他所思维的，所以叫“所见即所思”。教育的本质是传授间接经验，而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恰在于领悟和承受间接经验。镜像神经元原理说明，当孩子们看见（某种现象）的时候，教育作用已经“自动”地发生了，这属于无声无息的“首次教育”，而我们大人、老师在孩子们“看见”之后对他们的教育，已经“晚”了一步，属于“二次教育”。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说到“排水”，古人首先是从屋顶下功夫。古代建筑的屋顶多采用高屋脊、大坡度的设计，靠近屋脊两侧的坡度超过60°，而在檐部的坡度不足30°，利用陡坡使水急下，再因惯性冲出檐外。各种屋顶式样中，最有利于排水的叫做悬山顶。所谓“悬山”，就是屋顶房檐伸出“山墙”外，显然更容易将雨水排出，悬山顶在屋顶的式样中等级不高，因此多用于百姓的建筑，皇室建筑用的不多。此外，随着品质的提升，屋顶瓦的吸水率降至3%，雨水不会渗入屋内或停留在屋顶。

    但从屋檐泄下的水该如何处理呢？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故宫——紫禁城，600多年中未受积水之苦，这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排水系统。故宫的地面上有很多形状像铜钱一样的孔洞，被形象地称为“钱眼”。这些“钱眼”，其实就是排水系统的进水口。雨水从“钱眼”进入各种明沟暗渠后，通过螭首排出，形成“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随后，排水系统利用故宫中央高、四周低、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迅速将雨水汇总排入内河，流出宫外。

    至于地下排水的典范，要数故宫西北的北海团城。团城的城墙上找不到一个出水口，地面上也没有任何沟渠，但是不管下多大的雨，地面都不会积水，原因就在于团城大部分地方铺设的青方砖是上大下小的倒梯形，青砖之间形成三角形的缝隙。这些青砖本身渗水透气性就不错，雨水透过青砖之间的接口进入到地下三角形的缝隙当中，渗入地下，通过地下水系统缓冲和渗排出去。

我国考古学具备更好发展的条件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或用文字记载，或以神话和传说等方式口头传承。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历代史家为记述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不懈努力，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其中也包括推动我国考古学发展。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利用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生活，探讨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点与规律，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借鉴。考古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研究，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才能不断深入。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考古学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考古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与自然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更加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更加需要严谨科学、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风与学术精神;考古学的研究区域和内容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往往具有国际性，适于开展国际交流;考古学的研究年代虽然非常久远，但与当今时代又密切相关，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古城保护利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我国生态环境多样、文化丰富多彩，许多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都有用武之地，往往能产生更多成果;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许多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肌体之中，民众对考古学具有亲切感和浓厚兴趣等。

    新时代推动我国考古学更好发展，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是实物，但这些实物资料除了诸如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资料，通常不能直接反映历史事实，大都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阐释。不同的人对同一资料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阐释。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考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考古学研究要以传承文明为己任，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坚守底线，与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作坚决斗争。三是坚持考古学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学化，就要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化。推进国际化，就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我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考古“走出去”的力度。推进大众化，就要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家。

    新时代，我国考古学要发挥优势，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高我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权，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考古研究强国。

（《人民日报》2019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