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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2016-2017学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试卷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清明节

    “清明节”拥有自然科学和民俗学的双重身份:既是天文学上的重要时间节点——节气,又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节日。

    古人根据对日影的观测,在一年中定出24个节点,每一节点指代的那天被称作一个节气。一年中,以立春为起始,清明是第五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与地球在绕日轨道上的特定位置相对应。

    因赤道与地球公转轨道面间存在夹角,地球在绕日轨道上的位置不同,便有了四季更迭。一年中日影最长的那天,被古人称为冬至,此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日影最短之日则被称为夏至,此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而春分、秋分正好将“二至”平分。人们把一年从4个时间节点再等分为24个时间节点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千余年。现如今,在这24个节点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和冬至。

    “清明”从节气演变为兼有“节日”内涵的文化符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对寒食、上巳二节吸纳融合的结果。

    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据载,晋文公流亡多年复国后,论功行赏竟遗忘功臣介子推,待他想起时,介子推早已携母隐居绵山。于是文公焚山逼介子推露面,未料介子推“不受富贵、志在清明”,宁肯抱树而死。文公为表达对介子推的哀思,下令禁火寒食,自此相沿成俗,有了寒食一节。

杜甫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中的“三月三”,是上巳节。汉代以前上巳节在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是修禊的日子,即春浴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写的就是上巳节春浴的情形。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有“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之句,说明当时上巳节已经与寒食、清明合在一起了。

二十四节气示意图

(1)、阅读材料一,找出能够统领其主要内容的语句。

(2)、材料一最后两段引用的文史资料,证明了什么观点?

(3)、根据材料一及《二十四节气示意图》,判断下面“二十四节气歌”(节选)中,划线字分别指的是什么节气?

雨惊春清谷天,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中国古代书院作为一种教学载体及教育制度,与官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办学目的是“为教育的而非为科举的”。

    书院的教育模式大多因师因学而确立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授课形式,最主要的教学环节便是老师升堂讲说、学生分斋授课。升堂讲说类似现代学校的课堂讨论,有主讲,有提问,还有辩难。分斋授课则指学生的大量时间是在斋舍或书楼自学,同时有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切磋、质疑问难。南宋建康的明道书院规定,每旬“三八讲经,一六讲史”,“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讲经与讲史即为书院山长的升堂讲说,经疑与史疑实则为分斋授课。

    教学活动并非局限于讲堂与斋舍,祭祀、展礼、游览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以多种方式发挥老师启发、辅导学生读书自学的优良学风,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多因时、因地而制宜,但一般都包含经学、史学、文学、诗学、小学、算学、制艺帖括等内容。宋代各书院主要设置“五经”课程,南宋朱熹集注“四书”后,“四书”课程的设置更为普遍,元代书院大多以《四书集注》为必读教材。同时,书院也设置其他课程,例如,濮州历山书院特设医学,内乡博山书院特设数学、书法等。除四书五经外,学生也选修前四史、文选、杜诗等课程,有的书院还辟有“射圃”以传授武学。

    大多数书院都重视作为传统教学内容的“展礼”教育。祭拜先师、朔望祭祀等教育,成为书院不可或缺的常规课程,体现尊师重道、崇贤尚圣的精神。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氛围中,学生养成了对先贤的景仰与礼敬之情,由此形成了书院崇圣尚礼、人格养成的尚德精神。

    书院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会讲制与讲会制对书院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院会讲制实为各书院举行的学术性聚会或研讨会,含有对时人所关心的重大政治学术问题的讨论、讲辩之意。讲会制则是诸教育大师凭借书院以传播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与会讲制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形式有别,讲会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团体组织。黄宗羲《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南宋淳熙年间,在明州诸书院讲学的学者杨简、沈涣、吕祖俭、袁燮等人,组织举办了学术交流组织“四明讲会”,这不仅活跃了书院的教学活动,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方面,书院教育强调弘扬“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以人格教育、繁荣学术、人才养成、传授知识为培养模式。

    历代教育大师在大力倡办书院教育的实践中,都明确反对把书院办成攫取功名利禄的名利场,反对把专攻科举考试所需的文辞之学作为教学重点,而主张效仿古代圣贤“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把造就“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济国之才作为培养目标。如南宋学者张械明确反对把科举利禄之学作为书院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朱熹也说“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他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虽然要求书院必须为皇朝政治服务,把维护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育的方针,但同时更明确反对把“务记览、为词章、钓名声、取利禄”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的育人准则。针对官学和科举诱导士子“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积弊,他强调书院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修身养性等。

    中国书院教育注重弘扬中华民族正心诚意、修身为本,讲求经世致用、学术创新等的优良品德和传统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院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选自张熙惟《古代书院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有删改)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文物曾“无人问”,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①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古诗词“瘦身”,但谁都不敢放言要把古诗词赶出教材。争来争去,无非是个“量”的问题。那么,现代人要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合适?这个话题恐怕先要弄明白“读古诗词有啥好处”。

    ②有位网友所言极是:“文言文虽不适合生活,但在写作上微言大义,意境悠远,往往超越字面本身,引人遐想。现在的白话文虽然口语化,更贴近生活,却没了汉语的优雅和精确。”前些时候,一首英文金曲被译成文言文走红网络,歌词成了“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等之乎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失落情绪的宣泄。点赞的网友说“突然有种想学好文言文的冲动”。

    ③多读些,“技多不压身”,至少不会被忽悠。像“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等“古体诗词”,是否真如某位大家所说“亦属绝唱,已属绝伦”?“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美其名曰“辞赋体”,算得上“世无孤品”吗?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只需课本多留几篇古诗词,想来连小学生也能念出个所以然。可悲的是,某些传统断根已久,心灵无从浸润的现代人连“照妖镜”都不会用,连“画皮”都看不出。

    ④93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自幼博学强记,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他始终相信“背”是做学问的重要方法,但教人读书并不主张一味贪多,要求学生读《古文观止》,在《国语》《左传》《战国策》三者之中各选两篇精读,读到能背诵,其余的能读能解即可。西汉文精读《报任少卿书》等篇,骈体文只要读熟《滕王阁序》一篇,韩柳文章只精读《柳子厚墓志铭》即可。

    ⑤余秋雨说:“古人学富五车,其实算起来没有现在的一本书容量多,但他们可以在山下、水边静静地思考。”想要给“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够”一个准数,怕是永远都找不着答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必要学习古诗人,像他们一样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摘编自9月16日《福建日报》,原题为《学古代诗人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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