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  “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最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 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中外读点》 2009年第1期）

最后一趟生意

    漫天的沙尘渐渐退去，蓝天和烈日又一次出现在沙漠上空。他开着那辆破旧的黄色出租车在公路上行驶，道路的两边，处处可见车辆的残骸，远处的浓烟告诉他，战争正在他的祖国里进行着。

    天气晴好，很炎热，没有一丝风，对面驶来一支车队，车上也坐了很多人，这情景有点像这个国度里的乘卡车赶集的人群。不过不同的是，不是卡车，而是坦克，上面都是外国人，手里拿枪。他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他，就这样交叉而过。

    “该死的战争！”他暗暗地咒骂。两天前，一颗导弹落在了他家门口的市集里，几乎毁灭了一切，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于是他决定不再开出租车了，他盘算着等今天最后一趟生意做完，就和妻子孩子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莎拉，孩子们，我爱你们，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等最后一趟生意做完。”

    他转头看了看驾驶座上放的一张照片，相框的玻璃碎了，不过照片上，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笑脸仍然是能让他感到唯一欣慰的东西。

    不久，他到了一个检查站，路边停着不少坦克，那长长的炮管和多边形的脑袋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不少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站在路边。一个外国士兵伸手示意让他停车，他定了定神，停下了车。这几天，几乎没有什么平民的车辆从首都出来，所以现在，路上除了坦克，就只有他一辆车了。

    几个外国士兵走上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一个为首的看了看这破车，弯下腰，又看了看他，问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A ． 他笑了笑 ， 用那士兵能听懂的语言生疏地答：“长官，我从首都来，想离开这个地方，战争太危险了，”说着话，他递给士兵一支香烟，并点上了火，“战争几时才能结束？”

    “快了，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能解放你们的首都，”外国士兵深吸了一口烟，像是看到了车里的相框，“这烟还不错，那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吗？我也有两个孩子，和他们差不多年纪。”

    “是啊，他们是我最牵挂的人，不久前就离开这里了，我这就去看他们，也许不再回来了，战争年代开出租车太危险，我不想干了。”B ． 他看了看外国士兵，仍然微笑地回答。

    “等我们推翻了你们的独裁者，你就可以回来放心地开车了。”士兵靠在车窗上，也许那么多天来，第一次遇上对他微笑的原住民，因而心情也不错吧。

    “也许吧，不过我得去看我的妻儿了，有兴趣去我的家吗，我妻子会为你们做好吃的。一起去吧，最后一趟生意，不收你们的钱。”

    “我们有任务在身，去不了了，代我向你的妻儿问好吧，”士兵显然有些兴奋，他也许认为，这里的人民，还是有不少欢迎他们的，“对了，南方都是战场，你要到哪里去见你的妻儿呢？”

    C．他依旧微笑着，拿起了那个破碎的相框，在照片上吻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依旧得意忘形的士兵，还有他身边其他拿着枪的外国人，一字一句地说道：“天堂。”

    他最后能看到的，是那个士兵惊骇和恐惧而扭曲的表情，还有从指间滑落的烟头。

然后，他按下了按钮。

（选自《全球最佳短篇小说》，略有删改）

【注】故事背景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期。

玄德乃辞二人，上马投卧龙冈来。到庄前下马，扣门问童子曰：“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门，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玄德正看间，忽闻吟咏之声，乃立于门侧窥之，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歌曰：“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做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山里人

侯发山

    周末，我和几个朋友驱车赶往靠山屯。靠山屯有一家农家乐，有不少野味。我去的次数多了，跟老板二狗熟悉。随同去的老孟，是个盖房子的，俗称房地产商，这天是他请客。刚坐下，就对老板二狗豪气十足地说：“先来盘鳄鱼肉。”

    二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为难地说：“老板，小店没有这个。”

    老孟眼也不瞄二狗，“啪”地一声甩出鼓囊囊的钱包：“不差钱，上。”

    二狗忙掏出烟来给我们散烟：“老板，这个真没有。不信您问侯老板。”

    “行了老孟，有那个意思就行了……来，土鸡一只，野兔一份……”二狗拿我当救星，我不能不出面。

    二狗这儿有个规矩，点菜后先交钱再上菜。我点完菜，二狗一算账，四百八。老孟从钱夹里捻出四张老人头。二狗死活不愿意，说俺是实诚人，饭菜也是实价格，没法优惠。

    老孟又抽了一张五十的。二狗还是不愿意。

    我见识过二狗的较真，劝老孟：“人家也不容易，你也不差这一星半点的，给了吧。”

    老孟没说话，又掏出一张十元的。

    “还差二十。”二狗伸着手，很执着，“都是有本钱的，俺不能干赔本买卖。”

    我看不过去，刚要掏钱，老孟见状，忙掏出一张五十的摔给二狗：“不用找了。”

    二狗也不说话，又找回老孟三十元。

    “太抠了，以后打死我也不来了。”老孟黑着脸。

    菜一道道上来了。味道嘛，也确实不错。老孟的脸色慢慢变得红润了。

    这当口来了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高声叫道：“一碗鸽子面。”二狗笑眯眯地应答着，收下了男孩递过去的一张红色的钱币。

    面条还没做成，男孩到门外边耍去了。我忍不住提醒二狗：“狗老板，你可看清楚了，他给你的可是冥币！”

    “我知道。”二狗说罢，就把团在手里的冥币撕了。

    “难道男孩的父亲是个地头蛇，惹不起？”我有点糊涂地看着二狗。

    二狗淡淡一笑：“孩子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大灵醒，经常把冥币当钱使。”

    老孟附和道：“都是有本钱的，咋说也不能干赔本买卖啊。”听口气，完全是在嘲讽二狗。

    “他也只是买碗面，没啥。”二狗不以为然。

    我由衷地说：“你这么好心，孩子真幸运。”

    二狗说：“不只是我，村里凡是开店铺的都这样对他。”

    这时，服务员刚好过来端菜，她说：“这个孩子是村长的。”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老孟放下酒杯，冷冷一笑，说：“谁说山里人老实？也会拍马屁嘛。”

    二狗真是傻蛋，居然没有看出老孟的冷嘲热讽，说：“别说吃碗面条，吃俺身上的肉俺都舍得。”

    想想也是的，谁让人家的爸爸是村长呢？二狗毕竟还受村长的领导嘛，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

    “我明白了，村长在这里挂着账……行。狗老板会做生意。”老孟一副豁然明白的样子。

    “肯定这样。”在座的一个朋友同意老孟的说法。

    二狗没接我们的话茬，叹口气，说：“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下起大暴雨，村长进山巡视，发现刘大爷的屋子裂缝了，忙把刘大爷背出屋子。刘大爷说他的收音机还在屋里。刘大爷孤寡一人，收音机可是他宝贝。村长就放下刘大爷，刚返回屋子，轰隆一声，屋子塌了……刘大爷在屋子前跪了整整一天。”

    我们几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临走时，老孟不声不响甩到吧台上五张老人头。

    “老板，已经算过账了，您是不是喝多了？”二狗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那个，那孩子想吃啥你就做啥……”老孟头也不回，走出了农家乐。

    半个月后，接到老孟的电话，邀我一起去靠山屯。老孟说，那个农家乐还真有点味道。

怀念一颗种子

刘兆林

    我怀念的这颗种子，是一个人，一个我年届六十才偶遇过一面的人。他姓费，我叫他老费。和老费匆匆一聚后的第三年，这颗种子，便落入了泥土。

    这个已归于故乡泥土的种子老费，享年76岁，大我一旬多，是与我没一点亲缘关系，之前也没有一点儿交往的农民。令我特别怀念的，正是他曾作为文学种子之一颗，无意间落入了我少年时的心田。而今，他仍是一颗文学种子，长埋于我们共同生长过的故乡，永远为那片巴掌大的土地延续文脉。

    在我青年时代，有另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这就是与我故乡紧紧相挨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萧红虽在我出生时就早已英年而逝，但她的名著《呼兰河传》，却成为不朽的种子，落在了我心里。萧红这颗文学种子，是在老费之后落入的，虽然她对我产生的影响比老费大，但老费在先。老费的先入之功，是萧红不能替代的。

    不管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反正他们都是种子，人若都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后人心田开花生果，那就不枉来人世一回了。尤其是老费，这颗土生土长的文学种子，不仅在我心里，还在不少乡亲心里发芽以至成活结果，的确让人怀念。

    我在故乡巴彦县西集中学读书时，知道了我们西集兴旺村有个会写诗的农民叫费忠元。在一个初中生眼里，本镇有个能在《巴彦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北方文学》发表诗歌的人，那就是大名人了。我们这些孩子深受感染，很重视语文课。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时，又知道老费还和当时西集另一个名字不能见诸报刊的人是朋友，我就更加觉得他了不起了。那个人叫李兆鸣，也是诗人，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且坐过牢。一个严冬，我在伯父家的果点铺里馋糖吃，店里忽然进来个卖糖葫芦的罗圈腿男人，那男人个子也矬，一条抿裆破棉裤配一件前襟油亮的破棉袄，一副日子最不济的农民形象，他是到伯父的小铺子来蹭暖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李兆鸣。据说老费那时已是村党支部书记，“李右派”写的诗，只能以老费的名字发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及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我更加佩服老费，他能与一个右派分子结为诗友，而且以己之名为其发表作品，并给予多方保护，足见其心地的善良。

    我见到老费，却是离开故乡40多年后的事了。那是我回故乡为“巴彦文学之星”颁奖，得以在同一酒桌上有过仓促碰杯的匆匆一见。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诗人已74岁，体弱多病，但激情仍沾酒便燃。他听说他曾影响过我，是我心中的一颗文学种子时，一口喝干了满杯家乡自产的白酒，布满皱纹的脸上闪出大片橘红的光泽。

    我说的一点都不是客套话，我眼前浮现着当年老费往报社投稿的情形。从我和老费所在的西集到县城，有30多里。如果往市里省里或县里投稿，经镇上的邮箱投，要比经县上的邮箱投慢好几天。有年暑假开学，我和高我一年级的一个同学徒步返校。到了县城，同学没先到学校，而是去邮局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进邮箱。同学说，老费告诉他，往报社投稿就得这样。又说，老费正给市报投诗稿呢。不久我真在《哈尔滨日报》副刊读到了老费的诗，是歌唱我们家乡那条少陵河的诗。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地想，老费把家乡的河唱到老远的地方去啦！老费就是在那一刻作为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的。此后好几年我才知道，少陵河西边，与我家乡紧紧相挨的呼兰，出过一个写过《呼兰河传》的女作家，叫萧红，她的作品曾受鲁迅先生的赞美，比老费还了不起。所以可以这么说，是老费这颗文学种子，让我心中落入了萧红这颗更饱满的文学种子。

    直到从学校参军离家远行，我并没见过老费。40年后偶然见到老费时，我不仅已无数次往报刊投过稿，还能回故乡为一大群优秀的投稿者颁奖了，这怎能不让我感激老费？所以我也一口干了满杯家乡白酒。

    如今，老费已在家乡的黑土下闭上了眼睛，但他敬我酒时带有哮鸣音的深重喘息声，却在我耳边愈加清晰，像在告诫我，也该成为一颗种子，叶落归根时，落入故乡的泥土。

    安息吧，我心田的一颗种子，老费，愿你年年在瑞雪覆盖的冻土下安眠，年年在长风抚摸的暖泥下苏醒，年年在生机勃勃的热土上开花，年年在五谷飘香的巴彦苏苏（巴彦古时称巴彦苏苏，满语意为富庶的原野）继续结果！

万年青

冯骥

才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拿它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子，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

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日出到日落，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无论什么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

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打招呼。

一天，老蔡的堂兄砸断了腿，他必须要去一趟，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当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叫金子美，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没走，不如请来帮忙。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坦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便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金子美笑道：“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心地交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刚天亮就赶到万年青，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子里，没出半点偏差。他一天三顿都在店里吃自带的干粮。一连三天，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放暑假了，学堂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了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学友跑到大营门外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城西。他走到街口，面对着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认出来。待走近了，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老蔡。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人家老蔡了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报了太平，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茬的嘴巴笑了，给子美付了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忽接到老蔡的信儿，约他去万年青。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的事，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法找。”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地看着他。好像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不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情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治病，老伴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早不知什么时候没了。再过多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了出去，小屋的新主人开一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做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