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材料二：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政治制度）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政治制度）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三：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一：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购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来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