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刊印的这个“摘要”必然是不完善的。我不能在这里为我的一些论述提出参考资料和证据；我期望读者对于我的论述的正确性能有所信任。我虽然时常注意，只信赖良好的根据，但是无疑错误还是会混入的。这里我只能举出我所得到的一般结论，用少数事实来作说明，但我希望这样做通常可以把事情说清楚。没有人比我更感觉到有把结论所依据的一切事实和参考资料在这里详细刊印出来的必要，我希望在将来的一部著作中做到这一点。

时间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这首歌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是啊，时间到底去哪儿了？

    幼年的时光去哪儿了？我们为何很难记起3岁以前的事情？研究表明，时间的感知需要儿童的注意力和短期记忆能力的完全形成，这需要前额叶皮质和海马体发育较成熟以后才能具备。这两个区域的成熟速度较慢，往往到了童年后期才能渐渐完善。孩子们的遗忘速度远比成年人要快，所以他们的记忆更替也更快，这意味着留下童年记忆的可能性并不大。

    幼时记忆究竟从何时开始模糊，直到被永久遗忘？研究发现，早期回忆往往从7岁开始丢失。虽然不少3岁孩子能够记得前一年发生的事，但这些记忆也只能持续到五六岁。在7岁这一年中，童年记忆迅速衰退，到了八九岁，大部分孩子只能回想起童年生活35％的内容。这是因为在7岁时，人们形成记忆的方式开始改变——在那之前，儿童缺少时间和地点的观念，而在年龄较大的儿童中，回忆早期记忆的内容和形式更趋向于成年人。

    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总是盼望快快长大，但是似乎过了很久才长了一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感觉时间越来越快，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人体内的生物钟在逐渐变慢，实验表明，让年轻人和老年人估测1分钟有多长，结果年轻人还没有到1分钟就认为已经到1分钟的时间了；而老年长的人，则往往过了1分钟觉得这是1分钟的长。在生命的进程中，人体内的某种节律在变慢，而客观的时间没有变慢，老年人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快了。

    其次，与新鲜感能刺激人大脑记忆有关。比如我们新去一个地方时，去的路总是显得很长，回来时却似乎要短得多。因为去时路上你所看到的景色都是新鲜的，你的大脑需要对这些新鲜事物进行处理记忆，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路似乎很长。而回来时，这些景象不再是第一次体验，一切变得熟悉，大脑需要处理的事物也就少了，时间过得就快了，路也似乎短了许多。人生也是一样，小时候看这个世界都是新鲜的，外界充满了各种新刺激，这样就显得每一天都很漫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外界的事物已经缺少太多的新鲜感，更多的只是一种单调的重复刺激。丰富的经验使神经对于生活中的信息处理得极为快速，渐渐进入了“适应性”的状态，不但削弱了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同时保留的记忆也信息不全，这样显得一天不经意间就过去了。

    第三，可以用“相对论”来解释，一个5岁的儿童，他会感觉过去的一年很长很长，这是因为过去的一年占他生命总过程的20％（1/5）；而一个20岁的青年，过去的一年只是他生命总过程的5％（1/20）；而对于一个50岁的中年人，过去的一年仅仅是他生命总过程的2％（1/50）。人越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光阴在其整个人生当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同漫漫人生相比，就会觉得这些微不足道的时间过起来很快。

（选自《百科知识》2014年底4期B，有删改）

    种子萌芽从汲取水分开始，种子首先膨胀，胚部接着生长。①发芽就像分娩，一旦启动就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发芽的时机攸关生死，种子早已演化出各式各样的手段找对时机。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寿命极短，若没有在散播后几个小时内找到湿泥地，就会死亡。热带雨林中，许多树木结的大型种子如果没有在几周内发芽，就会腐败。对这些物种来说，要掌握正确的发芽时机，得先掌握正确的结子时机，因为种子一旦成熟，保存期限是很短的。

    一年中，若季节气候对种子来说太干燥或太寒冷，不利于发芽，种子就进入休眠，等待不适宜的气候过去。

    如果将植物行为以精巧度衡量，扁蓄的发芽行为只有初级程度。扁蓄是长在耕地和花园中的杂草，种子先天为休眠型，未经冬天不会发芽。土壤中的种子在冬季感受到低温，打破休眠状态，预备好在春天来临、土壤回暖时发芽。没有在五月发芽的种子，又逐渐进入休眠状态，静待另一波寒意来临，准备好再次发芽。扁蓄的行为其实相当合理，称为初级程度好像不太公平，更何况相似的植物还不少，许多杂草也有依季节循环的休眠期和发芽期。

    另一种相当常见的杂草则要比扁蓄技高一筹，那就是羊腿藜。羊腿藜在年初结不休眠的种子，产季时则结休眠的种子。有了年初生产的种子，这年的羊腿藜就有更多子代，后来所结的种子则安然保存至明春。

    一年生植物的种子发芽机制就更精巧了，这些植物会打赌冬天冷不冷，许多冬季一年生植物，像雀麦草，都是在秋天发芽，这样做的风险是冬天的寒霜很可能冻死幼苗。但如果存活下来，就有了回报，因为比起其他春天才发芽的种子，这些幼苗抢先一步发育成长，能长得比较大，结的种子也多得多。冬季一年生植物也懂得分散风险，让部分种子在冬季休眠、春天发芽。比起熬过冬天的幼苗，这些春天发芽的种子长出的植株比较小、结的种子也比较少，但是存活的几率通常大一些。由于某几年的冬天比较冷，某几年比较不冷，所以有时不休眠种子长得好，有时休眠种子胜算大。

    目前为止所谈的发芽行为，精巧程度都还不及格。种子还能从其他线索得到更精确的讯息，以决定什么时候发芽。许多像莴苣一类的种子，对光很敏感，在黑暗中不会发芽，即使温度和湿度都很恰当。这样的机制可以避免那些被埋得很深的、没有机会到达土壤表层的种子发芽。而只要一丝阳光，就能让种子自休眠中苏醒。替菜圃翻土会让阳光传递讯息给土壤中许多对光敏感的杂草种子，让它们知道接近土壤表层了。

    很多种子的招数更了不起。植物可借由远古演化而来的光感受体（即光敏素分子）感知光线。光敏感分子有两种形式，可彼此转换。一种称为Pr，吸收红光后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称为Pfr，Pfr吸收远红光后再转回Pr型分子。Pr对Pfr的比率是由接受多少这两种不同波长的光而定。这种Pr对Pfr的比率提供了地方环境的讯息，对植物来说极为重要。②未被遮蔽的日光，红光/远红光的比率为1，然而，阳光穿过树叶后，大部分红光为树叶吸收，这时比率远小于1。植物透过Pr对Pfr比率能侦测到光的改变。由此，植物利用光敏素察觉邻近植物的位置，调整自己的生长以避开邻近植物。同样，种子如果暴露在透光叶子照射的阳光中，就不发芽。与其在其他植物的遮蔽下发芽、长出难以存活的幼苗，还不如维持休眠状态。

    光敏素有个缺点，就是在黑暗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因此只有位于土壤表层或接近表层的种子能加以利用，侦测竞争对手是否环伺在侧。不过还有另一种线索，能让深埋土中的种子知道上方有没有一线生机。土壤表层的植物，例如草类，就像一层隔绝物，调节土壤内种子感受温度的范围。光裸的土壤表层没有这层隔绝物，所以底下的种子会感受到强烈的温度起伏，许多种子就从这种温度起伏中得知土壤表面是光裸的。如果感受到温度起伏，种子就会在春天发芽；而如果感受到的温度很平稳，没有高低起伏，种子就不发芽。

（选自【英】乔纳森·西尔弗顿著、徐嘉妍译《种子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4年，有删改）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因为宇宙辽阔无垠，所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适用于地球的量度单位——米、英里等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用光速来量度距离。一束光每秒钟传播18.6万英里，约30万公里，也就是7倍于地球的周长。一束光从太阳传播到地球用8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太阳离我们8光分。一束光在一年之内约穿过10万亿公里（相当于6万亿英里）的空间，这个长度单位——光在一年里所通过的距离——称为1光年。光年不是度量时间的单位，而是度量距离的极大单位。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0³³分之一（10³³ ， 在1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一：

    我很高兴发现一群和我一样喜欢自然的孩子，但聊着聊着就发现他们中有一半人最喜欢的是在自然里骑车。有个男孩说：“我和爸爸在沙漠里骑车，基本上都不走大路。我爸爸和越野车们赛车。他说就算走大路去沙漠也很好玩，因为还是可以看到动物，而且和汽车比赛很有趣。”还有个男孩说：“我们每年8月都去犹他州，我妈妈的朋友有3辆全地形车。我们骑着好玩，但最主要是晚上看鹿啊臭鼬啊之类的动物。你要是把鱼的内脏丢在外面，晚上出去就能看到5头黑熊。太好玩了！”第三个男孩说：“我们每周末都去沙漠，他们那儿有比赛。有个小山没人去，因为上面都是石头，所以我们把它改造了一下，上山后可以跳下去，我们在那儿看到蛇洞和蛇了。热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找蜥蜴。”还有一个女孩天真地补充说：“我爸爸有辆四轮驱动的卡车，我们去沙漠，不去自然之类的地方。”（摘编自理查德·洛夫著，郝冰等译《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材料二：

【注】其他，指机构一类的特殊群体，如政府机构等。自然教育，指以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们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关于自然的知识，建立与自然的联结，树立生态的世界观。

材料三：

    去爱非人类的生物，其实并不太困难，只要多了解它们就不难办到。这种能力，甚至是这种倾向，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生命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特别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的生命形式的倾向，有时甚至会想与它们进行情感交流。人类能够很敏锐地分辨出生命与无生命。我们认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样的。未知的生物，不论生活在深海、原始林，还是遥远的深山中，都会令我们觉得兴奋。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物的想法，也总是吸引着我们。恐龙更是人们心目中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象征。在美国，参观动物园的人数要超过职业运动比赛的观众数。而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是昆虫馆，因为这儿展示的物种最新奇，样式也最多。（摘编自爱德华·威尔逊著，杨玉龄译《生命的未来》）

材料四：

    与亲生命性相对的是生物恐惧症。和亲生命性一样，这些生物恐惧症也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恐惧的强度会因个人的遗传与经历差异而有所不同。最轻微的症状只是稍微厌恶，或感觉不安。但严重的案例，可能就是标准的临床恐惧症，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恐慌、恶心以及冒冷汗。这种根植于天性里的生物恐惧感，随时准备为危险源所激发，而危险源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在自然界中所遭遇到的危险，包括高度、密闭空间、湍急的水流、蛇、狼、老鼠、蝙蝠、蜘蛛以及鲜血，却不包括刀子、磨损的电线、汽车以及枪支，虽然它们比起古代的危险源，更具杀伤力，但在进化历史上还是太过近代，不足以形成可遗传的天性。（来源同材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