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在一个联网系统中搭桥，允许游戏者因为游戏缺一个人而查看是否有别的人对加入这一游戏有兴趣。游戏者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另一位游戏者出现的形象：他们的性别、发型、体格等。我第一次与这个系统有联系是我急于赴桥牌约会，我没有花任何时间树立我的机上形象。在我和朋友们开始游戏后，他们都给我发来信息，说我秃顶，说我没穿衣服(腰部以上，是屏幕上显示的唯一部分)。即使这个系统还没有将来系统会有的那种影像和声音交流，但它所具有的允许我们在玩游戏同时把文本信息传给对方的能力，也使玩游戏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热闹聚会。

    信息高速公路不仅使人与远方朋友联系简单多了，还能让我们找到新伙伴。通过网络形成的友谊自然会引导见面聚谈。现在我们与我们可能会喜欢的人联系的方法是很有限的，但网络会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将用不同于我们今天用的方式，来见到我们的新朋友。仅这一点就会让生活更有趣。假如你想找到一个人打桥牌，信息高速公路会帮你找到一个水平相当、住在你附近或其他城市及国家的牌友。这种让相隔甚远的参与者玩交互式游戏的方式并无什么新奇之处。多少代的棋手一直在用邮件来持续这种游戏。不同之处在于运行在网络上的应用程序使棋手们容易找到情趣相投者，还能够使棋手们像面对面下棋那样以同样的速度一起下棋。

京剧：演“技”还是演“戏”

刘佳

    ①演“技”还是演“戏”？这个几乎不能构成问题的问题，已经困扰京剧很久了。戏剧当然要铺陈剧情、塑造人物，而非单纯展示技巧，就像说话是为了传情达意，而非卖弄词汇和辞藻。但争论总有原因，我们或许真的应该回到戏曲发生发展的源头，思考一些最基础也最本质的问题。

    ②写意允许适度抽象和夸张，但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变形不一样，中国戏曲始终都在非常认真地描摹生活，只不过在“意”和“有”难以兼得的时候要借助虚拟，把眼睛看不到的“有”转化为心灵能感觉到的“有”——“抟虚成实”，并且，为避免过于个性化的虚拟造成信息传递障碍而将一个个有“意味的形式”——程式固定下来，也就是戏曲的“技”。如果说写意性是京剧的创作思维，那程式就像细胞之于生命、语词之于文章，是一出戏的最小构成单位。作为构成美和呈现美的艺术元素，程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高度提炼概括，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技”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个性和发展轨迹，也形成了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要求，并与人们的审美感受、审美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戏”和“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在戏剧建构的同时，也建构起了美轮美奂的戏剧表演技法，这是中国戏曲无与伦比的艺术特性，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戏曲“实际上并不以文学内容而是以艺术形式取胜，也就是说以美取胜”。

    ③“技”的确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我们单独欣赏一段技艺表演时的审美心理，还是和欣赏戏中之“技”有很大区别的，换句话说，戏中之“技”从来不能脱离剧情和人物而存在。事实上，程式从来不是无源之水，即使是像“云手”这种在今天看来只有美观意义而无具体含义的纯形式，也同样经历了从模仿现实到抽象化、符号化，由再现到表现、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何况是那些还能清晰看出意义所指的程式呢。无数有关故事和人物的内容、想象、观念积淀在形武中，赋予其写意性与象征性，这就是程式的“意味”。如果在运用程式的时候，舍弃了对“意味”的体察而只追求外在形式美，那就不是在演戏而是在卖艺了。“戏”是“技”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当“戏”被忽视，“技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更无法精进了。

    ④能否正确认识“戏”与“技”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京剧传承与新剧目创作的质量。在深刻体察剧情与人物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审美需求的变化，巧妙运用程式，进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才是流派精神的内核。所有“梅派”传人都演《宇宙锋》《太真外传》《霸王别姬》，但有几人能像杨荣环、言慧珠那样将无奈表现得如此深沉，将情到浓时的欢悦、置生死于度外的从容表现得如此可信？这些第一代流派传人在继承流派艺术特色和技术技巧的同时，非常自觉地沿袭了前人的本体性思维和开创性思维，并结合自身条件，以新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流派表演艺术，是“高水平传承”的典范，更是“移步而不换形”的典范。

    ⑤当前，新的历史语境为传统艺术带来新的生存压力与动力，或许也将推动一场广泛、深入而持久的有关传统艺术精神的自省。演人物、讲故事、展示美，是京剧作为一种戏剧样式所应履行的基本职能，更是京剧的初心。重拾初心，才有来来。

（选自2017年9月《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数不尽的萤火虫

    中国有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萤火虫就成为先民的关注对象，诗中“町畽鹿场，熠耀宵行”就是描述萤火虫的。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唐代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便是千古绝唱。“囊萤夜读”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曾激励过无数学子发奋努力。

    现代人是不再需要“囊萤”来夜读了。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出荧光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是一种生物光，它不同于其他的光会伴生热量的损耗，是目前已知唯一已知没有热损耗的光源，因此也叫“冷光源”。荧光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率，但与萤火虫的发光率相比还差得太远。

    最近，研究人员在研究萤火虫发光器时，还意外发现了一种锯齿状排列的鳞片，它可以提高发光器的亮度。科学家将其应用在二极管（LED）的设计中，制作出模仿萤火虫发光器天然结构的LED覆盖层，可使其效率提高50%以上。这种新颖设计可能会在几年内应用在LED生产中。

    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作为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达。人们不但利用萤火虫的基因检测癌细胞，还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把萤火虫的基因转移到玉米中，较快地培育出新的具有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

    萤火虫还是血吸虫病的防疫助手。水生血吸虫的幼虫吃包括钉螺在内的螺类，而钉螺正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萤火虫体内的腺苷磷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程度。萤火虫喜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

    遗憾的是，如今，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除了自然天敌外，人类成了萤火虫最大的“天敌”。美国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取萤火虫体内特有的虫荧光素和虫荧光素酶，出价购买萤火虫，导致人们大肆捕捉萤火虫。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扩张，致使萤火虫幼虫的生存率直线下降。

    萤火虫求偶时，雌雄之间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异性并交尾。然而城市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当萤火虫感知到外界灯光时，就会停止发光、飞行、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去年夏季一些城市刮起萤火虫展览热，千里迢迢从外省引入萤火虫，然后在公园放飞。但萤火虫的很多种类年复一年地在同一栖息地聚集、交配，即使栖息地遭到破坏，也不会迁往别处。萤火虫成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长的也就十几天。萤火虫本就不适合长途迁徙，目的地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不少专家为此呼吁：与其引进萤火虫，不如改善自然环境。

    那些曾在林间泽畔“熠耀宵行”的萤火虫，如今已与我们渐行渐远，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它们的回归。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 ， 因而要靠自然来解决。而且，保护萤火虫不能光着眼于一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如果做到这一点，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萤火虫如是，熊猫如是，白鹳也如是……总之，我们应多想想如何对自然更友好，与万物共存共荣。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13期）

材料一：

    城市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迁入、拓展、优化城市，并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历史过程。又叫城镇化、都市化。城市化的测量标准一般采用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且城市化的进程有一定的规律性。R。M。诺瑟姆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0-25％为城市化发展的初始期，城市化发展速度较缓慢；25％-75％为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城市化发展的速度飞快；75％以上为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此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减慢且相对稳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情况比较如下图：

材料二：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伴随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和高度集中，人口资源的空间矛盾进一步加剧。首先就城市自身而言，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不容小觑。按国际通用标准，当城市辖区内人均建成区面积大于等于250平方米时，通常认为城市无土地资源压力。2010年我国两大一线城市的人均土地面积北京是82平方米/人，上海市仅有56.6平方米/人。其次，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需求量大增，并且污染加重，给城市水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另外，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使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而城市市政设施、公共交通以及城市绿化等公用事业却没有跟上。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造成城市本身的资源超载外，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东部地区，2010年城市化率为58.36％，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清运量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58.2％、41％、54.7％；另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25亿辆，近五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其中北京市2010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达449万多辆，居全国之首。大城市私人小汽车的增加，将直接造成市区交通严重拥堵，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和噪音，使我国的大城市环境问题尤为严峻。其他社会问题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状况糟糕等矛盾日益突出。

（节选自 童玉芬 武玉 《人口与发展》）

材料三：

    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都晚的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和生活在很低水平上有所提高，农村不讲究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无工业化，或者重复投资一些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单纯为了推进城市化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出现了单从城市人口比重来看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工业化水平，而从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说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较低。因此，当城市的人口数量超过城市合理的人口容量时，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企业部门就业的增长速度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长速度时，就形成了严重的“城市过度膨胀病症”，出现了诸如城市拥护不堪、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同时大量城镇人口缺少就业，产生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造成“伪城市化”。如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人口比重已达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摘选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

速度与激情——中国科技的世界印象

    2016，中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稳中有进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海外科研人员看来，这里的科学家正用“速度与激情”，书写着另一个中国奇迹。

成果：春色满园关不住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太空停留33天、“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暗物质卫星“悟空”成功运行一周年、天舟“大空快递”、国产航母下水、C919首飞……一系列井喷的科学成果，不仅让国人“自嗨”，也获得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国家的科研人员纷纷点赞。

    “‘悟空’是中国的首颗空间高能粒子探测卫星，也是中国的首颗空间科学卫星。我很高兴看到它运行状况优异，且数据分析取得重要进展。”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博士乔万尼·安布罗西说。

    “中国能够启动量子卫星，可能出乎一些西方观察家的意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航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登普斯特表示。

    天舟一号太空“快递小哥”只运货不送人，货物运载量将是俄罗斯进步号无人货运飞船的3倍，在功能、性能上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C919首飞直播时，外国网友惊叹居然有驾驶舱的实时画面，有人甚至呼吁波音和空客下一次的新机型首飞时也“搞一个”。

    中国对科研重器的投入力度，让海外同行们羡慕不已。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非常“酷炫”，定会推动全人类科技进步。

速度：轻舟已过万重山

    让海外科研人员点赞的，是中国科研进展的惊人速度。用法国大学教授达尼埃尔•科昂的话来说，这个成长速度“如同火箭升天”。

    安德鲁·登普斯特的专长是卫星导航领域。在他看来，中国北斗系统的发展堪称奇迹。“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GLONASS是仅有的两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但北斗系统却在短时间里崛起，它也已准备好在全球范围投入使用。”

    乔万尼·安布罗西对中国科研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印象深刻。他表示，无论是“中国天眼”还是“悟空”，很多国家都不可能在短短五六年间完成从创意到立项再到落成的过程，但中国却一次次用事实证明了他们具备这样的速度。

    “中国加快了通过科技征服未来的脚步。”达尼埃尔·科昂说，“并且呈现出非常好的发展特色。”

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

    随着暗物质卫星“悟空”不断向地球传来数据，中国有望在暗物质研究领域取得突破。乔万尼•安布罗西表示，正是因为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常进的20年坚守，从当初一个不被同行认可的idea，一步步变成一个可能会改变人类认识暗物质进程的成果。

    作为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专家，达尼埃尔·科昂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表示钦佩，“我知道她，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曾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因为她能够汲取中国传统医学的精华，在治疗疟疾这一世界性疾病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我对她十分崇拜，在那个时代里，她能尝试用这种药物研究治疗疟疾的方法非常有勇气。”

    达尼埃尔·科昂表示，中国拥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这得益于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够让所有人，包括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机会学习知识，可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未来：直挂云帆济沧海

    对于中国科技的未来，他们怎么看？

    “大有前景！”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科学家保罗·欧亚拉说。

    “中国的崛起，将加剧世界科技领域的竞争。”达尼埃尔·科昂说。他认为，英美在科技上长期领先让他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而中国的强势崛起，必然能够激发世界强国发展科研的斗志。

    “只要这样继续努力下去，中国获得更多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曾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说。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也被视作中国科技崛起的潜力所在。达尼埃尔·科昂表示，若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首先要是一个诗人。因为超越现有知识体系离不开大胆设想。“中国科学家的思维如同中国文化一样，充满了想象力和诗意。相信这也是促使中国能够在科技探索方面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新华社“中国网事”）

    笙的前身是“和”。“和”，甲骨文写作 ，，左边表示形，如同笙的样子，右边的“禾”字表示读音。“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而是取象于笙这件和谐共鸣的乐器。“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也。”作为乐器的“笙”，通“生长”的“生”，有万物生发的意思。笙斗就像大地，簧片像种子，笙苗就像生长出来的万物。当我们演奏笙的时候，一呼一吸好似一阴一阳，与《道德经》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殊途同归。这说明了笙与道家文化“天人合一”观念的同一性。《齐物论》中讲到了“地籁”“人籁”“天籁”三位一体的和谐观念，“籁”字也是笙的名字。笙发音，气振簧鸣，气停音止，恰恰蕴藏着天地间万物欢歌的含义。。

    笙可以中和那些个性鲜明的民族乐器，如唢呐、二胡、琵琶等。这些乐器独奏的时候，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合奏的时候，若个性过分夸张，反而让彼此间无法交融。有了笙，这种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笙的每一个音，都用两个以上的音组合起来演奏。这种多音组成的传统和声具有很宽的泛音频谱，可以补偿合奏中缺失的频段，让音乐听起来更加丰满圆融。

    二胡的滑音，唢呐的嘹亮，鼓的高亢，《十面埋伏》里一把琵琶就能演绎出千军万马，这些音乐表达对于笙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笙是簧片乐器，这种发音原理决定了它的局限性。但笙奏出的音乐虽然直接但不僵硬，可以委婉但决不谄媚妖娆，这种疏朗简洁的艺术魅力，是其他乐器所无法比拟的。笙的这种音乐之美，恰恰是庙堂之气与君子之义的绝佳表现：喜不必得意忘形，悲不必哭天抢地。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习惯用一种有节制的优雅姿态来抒发内心的感情。这种细腻而深刻的处置，或许就是我们祖先面对无常人生的淡定和从容。

    清朝人评价姜夔的词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唐代《游春台诗》中亦有“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这里的凤凰，指的就是笙。笙声为“清”，而“清”是中国独有的美学概念。诗文要“清丽”“清奇”为人要“清雅”“清心”。18世纪时，笙传到欧洲，但在那之后产生的手风琴和口琴却没有什么清的音色。原因在于笙的结构。笙片就有了一层用五音粉做的防锈涂层，演奏时，涂层也在震动，细小的铜粉和石粉也在摩擦共振，于是产生了类似于管风琴的声响。

    《周礼》中笙师原是一个官名，被誉为“五音之长”。小型民族乐队、大型民族管弦乐团，甚至“丝绸之路”乐团，大都由笙来校定音准。在为笙校音时，要进入一种极为平静的状态，观察音与音之间是否相和，簧片在呼与吸之间是否平衡，找到一种最大限度的和谐——这样一攒笙调下来，通常要几个小时。这同时是一个正心调性的过程。经过深度沟通之后，人与笙之间的距离更近，达到一种合二为一的状态。心无挂碍，人器合一，只听到那“中正平和”的笙音，带着我们深深地向往飘散到无边的天际。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笙所具有的美学精神，不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的先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选自201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