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砍的不如旋的圆

梁衡

    ①“砍的不如旋的圆”，这是我的家乡农民常说的一句俗话。比如你要做一个木球，可以用斧子慢慢地去砍，但总不如在旋刀下飞快地一旋，便又光又圆。我在孩童时就听到这句话，现已过花甲之年还常常想起，可见真理总是颠簸不破，历久弥新。

    ②过去我当记者时经常碰到一些热心写稿的通讯员，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写稿，投稿，甚至不远千里来报社送稿，虽命中率极低，但还是乐此不疲。后来又碰到一些多少有点权力的干部将自己的讲话、随感、日记，甚至文件汇集，一本一本地出书，以为这样就有政绩，有名气，这正是用斧子砍制一个木球。

    ③砍和旋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跳出自我，敢于革新，就隔一层窗户纸，捅破之后就是质的飞跃。

    ④由砍到旋首先是方法的革命。成语言“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是讲意志、恒心，你真的用绳锯木、水穿石，这要等到何年何月？方法不变，隔靴搔痒。往大的说，工具和方法是生产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往小的说，工具和方法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助推器，是他的生存力。

    ⑤其次，由砍到旋是知识的跃升。你为什么只知道闷头砍，是因为你没有新知识，抱残守缺，还自鸣得意。如计算一道天文数字的大题，人家用计算机算，你却用手算、珠算，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这样。在别人看来很无聊的文字你却在津津有味地写，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审美知识，不知道什么叫好，总在一个低标准上重复。

    ⑥第三，由砍到旋是规律的掌握，是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一个掌握了规律和理论的人一下子就能从根本上判断出这件事该干还是不该干。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在迷着制造永动机，而科学家只须用“能量守恒”四个字就将此事判了死刑。

    ⑦“砍”与“旋”，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如要跨越必得有“惊险的一跳”。 

⑧我们曾有过因“砍”而败的惨痛教训。大跃进的失败是用战争的方法，来“砍”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是用革命党的理论来“砍”执政。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事还沉湎于这种“砍”的盲目和自豪之中。据统计，我国每年拍1.4万集电视剧，而能播出的不到四分之一，每年出版4300部小说，人们能记住的又有几何？再说到每年的会议、报告、文件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废品之多、废话之多群众早已经看得很发笑了，但还是乐此不疲，继续耐心地“砍”制一件皇帝的新衣。

    ⑨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保守、封闭的误区？原来除方法、知识、理论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障碍就是太追求功利，自欺欺人。这样说来，“砍”与“旋”又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这背后又有价值观、人生观在起作用了。

(选自2012年09月04日《人民日报》，有刪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每个概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概念需要凝结成一个整体，以应对无限丰富的现实问题。反思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梳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以两个概念为例。一个是“富强”。民众求富，国家求强。日常生活中，总有人以珠光宝气、香车美人“炫富”。“炫富”表面上是在展示美，但在观者的眼中却是丑，或者“臭美”。人们对这种美丑区分的一般解释是：“炫富”是物质追求，审美是精神追求。以物质和精神来区分“炫富”与审美其实是一个误解。且看“炫富”的内容，集中于名牌服饰、名酒、名表、名车、名度假地。奢侈品林林总总，共同点却只有一个，就是观念性的符号（“名”）。在审美活动中，自然美、艺术美都属于精神世界的内心意象，却也离不开物质的载体（比如有一定的质地、色彩、声响等）。因此，奢靡炫富虽然基于物质，实质却是精神性的。

    奢靡与审美都属于精神的追求，意义的深度却有天壤之别。对追逐符号的人而言，大量珍贵的人力物力被降低为一纸商标的陪衬。追逐奢华揭示着意义的贫瘠和精神的无力。审美的意象则以意义的充盈见长。人心的意象，既可以让金银珠玉装点堂皇的宫殿庙宇，也能令日常的景色转换成大师的杰作，使普通的词语凝结成千古不朽的诗句。审美和艺术创造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例如在戏曲艺术中，舞台角色的气象全系于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正是为了突出人的因素，戏里的一切饰物皆为假扮，道具也被精简到了“以鞭代马”“一桌二椅”。在物质较为充裕的今天，“富”的体现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贵气。富贵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这种美得自个人长期的、自觉的涵养，也得自社会的普遍氛围。富贵之美是花钱买不来的。

    另一个是“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不同的利益、意见、信念在一个统一体中既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又彼此相容、互补，进而造就一个共生多赢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美食是“和”的典范。精于烹调的人，会借用各种辅料的配合来约束主料，去其偏狭激烈之气，以便更好地呈现其独特的味道。近年来的社会文化则极端地强化“同”：大拆大建之后的千城一面、模式雷同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情……“和”与“同”看似是审美观念的分歧，却反映着人把握意义的能力高下。“和”意味着包容力，使人发现相异因素之间的交集，在共识、共情的基础上促成彼此的互补、互动；“同”则意味着不能理解差异。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越能尊重和欣赏差异，越能得道多助，建设性的事业越容易展开。一个“大时代”之所以为“大”，是因为能包容众多彼此相异的“小时代”，为每个人提供登上时代舞台的机会。

    由此可见，“美”意味着意义的丰富，意味着创作和表达的自由。这种“美”也是“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等概念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孙焘《美，价值观的意义建构》）

“微时代”，读什么？

    信息技术代有更替，近两年来，微信成为很多人的移动聊天室，用户已超过6亿。君不见，候机室内，人人运指玩手机；地铁车厢，茫茫一片低头族。对许多人来说，“微信阅读”业已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

    订阅号渐渐增多，“选择”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将各种内容推送给我的公共号，的确是我订阅的；而我订阅的，又是我感兴趣的。看不懂、不感兴趣、不认同其观点甚至仅仅是“讨厌这个账号名”，都可以成为我不订阅、不看的理由，何况，订了我也可以不看，更不用说还随时能“取消关注”了。在这样的“自由选择”下，我的阅读趣味乃至知识水平，决定了我能看到什么。我读到的固然是我喜欢的，但我抛弃的却可能会更有价值。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认知的丛林，我无法走出“自我”这个陷阱。固化的欣赏口味与阅读取向，很可能让我无法去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寻求更为深刻的精神享受，甚至让我对世界的想象力开始萎缩。简单点说，太舒服的阅读。让我无法“突破”，甚至原地踏步。

    虽然没有大数据支撑，但微信的普遍状况，却也证明着这样的观点。朋友圈中分享的公共账号页面，很多都有“揭秘”“爆料”“有染”等种种令人惊悚词汇，更不乏“不得不看的人生格言”“30岁之前要明白的50个道理”等或浓或淡的心灵鸡汤。多有无法深究的八卦，多有似是而非的劝诫，多有浅尝辄止的思考，多有不知所云的感悟……有人调侃说，这样的分享，说者未必懂，而听者也未必信，不过是在寻求饭局上的谈资。这样的阅读状况，难免会让人担心背后日渐失血的心灵图景。

    更重要的是，每天更新的订阅人数、页面访问量，让公共账号的提供者们，精准地掌握着读者的口味，从而不断满足甚至迎合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这样的“正反馈效应”，将使这个新的阅读市场越来越像一个提供廉价用品的超市。你的选择，也决定了你可能有的选择。人人爱八卦，则高谈阔论种种内幕、秘闻的内容就增多；个个爱鸡汤，则励志类、成功学、创业经难免泛滥。

    有人说，世界上种种变动中的关系，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而让人欣慰的是。这两种循环是可以转化的。在微信阅读可能出现的循环状态中，只要有一方愿意迈出一步，就会改变其发展的走向。对于读者来说，走出心灵之宅，克服懒惰或是畏难心理，努力寻找“高一层次”的阅读，去理解那些你或许不同意的观点，去欣赏那些你或许不喜欢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发现那一片“林中空地”。而对于微信公共账号——这些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们来说，则需要保持恒定的审美价值观，在分析与把握受众需求的同时，以更高远的眼界开拓更丰富的资源，不被枯燥的数字牵着鼻子走。

    希望那些微信阅读时代的公共账号，以及那些不远的未来将会发生的更多阅读变革， 在改变我们阅读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以真正的幸福。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传统曲艺的文化空间与传承

    传统曲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为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二批的项目共计96个。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相继有不少原本濒临灭亡的古老曲种被列入非遗项目并确立了传承人，一改原先岌岌可危的生存状况，使其艺术血脉得以延续。

    不过，申遗成功并不等于前途无忧。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缺乏较完备和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而且简单片面地将非遗项目直接挂钩于经济利益，或者人为地将非遗项目作为旅游产业进行市场经营，或者热衷于斥巨资打造场面豪华的“非遗展演”，却根本无视或者有意忽略了其自身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以及当下传承的延续性。因此，在这种被扭曲的空间氛围中“传承”着的曲艺曲种，其生命的走向和归宿着实堪忧。

    早在2005年，就有专家曾指出：“活态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同于博物馆的保存。保护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发展传承。现在一些产业化的操作方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导入了现代社会，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破坏，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本色。”然而，耳闻目睹一些地方无视传承规律的过度开发以及市场异化现象，不由令人对这些终于跻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作的未来命运产生更大的困惑与担忧。

    作为说唱艺术的传统曲艺，其传承的方式归根结底也在“活态”二字上。众所周知，曲艺源自民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传统曲艺如何在新时期背景下求得合适的生存发展空间，无疑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谓“艺以人传”，演员队伍的培养理应是曲种传承的关键所在。尽管一些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曲艺曲种终于摆脱了一度濒临灭亡的窘境，重新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机遇，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一些曲种的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一旦辞世便意味着“人亡艺绝”的严峻形势。而大力培养合格的传承接班人，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局面，并使之可持续性地发展。

    其次，观众的培养亦是曲种传承的重要依托。作为以口语说唱叙事的传统曲艺，其传承的价值正在于观演双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交流。毋庸讳言，和其他诸多民族民间艺术形式一样，尽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时下传统曲艺的演出场所和观众数量却不容乐观。一方面，自幼生活在城市化语境中的年轻观众，对于传统曲艺的特征和魅力难免有所隔膜；另一方面，过于陈旧的曲目和内容与当下信息化时代的快节奏、高速度多少存在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