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江苏省盐城市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材料一:
记者日前在上海采访时看到,早晨7点半,嘉定区赵巷村的垃圾投放点热闹而有序。
志愿者顾彩娥热情招呼前来扔垃圾的居民赵根发,熟练地扫码登记。“滴”的一声后,赵根发收好自己的“绿色账户”二维码,在垃圾厢房配置的洗手台前一边洗手,一边对记者说:“月底我的‘绿色账户’就能有五六百积分,可以换牙膏、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绿色账户”是上海市在垃圾分类激励机制上的创新,向参与垃圾干湿分类的家庭发放。居民只要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就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物品或购物优惠券等。如今,上海的“绿色账户”已经发卡500多万张。
能烂在地里的就是湿垃圾,不会烂的就是干垃圾——简明两句话,居民们记得滚瓜烂熟。有居民说:“垃圾没分类都觉得不习惯了。”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仅仅是第一步。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多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为严防“源头分类、中端混运、后端混合”问题出现,江苏省苏州市加强监督考核,通过第三方单独收运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等措施,加强对既有分类小区的长效管理,重点加强对混收混运的监督管理。
该市还在“苏州垃圾分类”微信平台开设了混收混运举报通道。市民如果发现混合收运行为,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进行检举监督。对于发现混收混运的居民小区,当地将取消垃圾分类小区称号,进行通报批评,并给予举报市民200元的现金奖励。
上海、厦门、西宁、广州等近30个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对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任进行了明确。
(摘编自《推进垃圾分类,推动绿色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
材料二:
(摘编自“人民论坛”)
材料三: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
材料四:
日本垃圾分类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日本基于本国资源特点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这一机制的成功构建,是日本垃圾分类处理成功的最大秘诀。
垃圾分类之后,不同垃圾于何时、何地投放,各类垃圾的针对性处理方法,在日本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且日本政府为垃圾的投放、回收,配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以保障垃圾分类的施行。
日本还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以及建立相关的监督、惩戒机制保障垃圾分类的施行。为推动法律的施行,日本警察、公益性环保组织会联合当地住民,对居民和企业的不合法行为进行劝导和纠正。不按相关法律分类丢弃或者不按规定的场所、时间正确丢弃,垃圾将会返送回去;此外,对拒不改正或恶意扔撒垃圾的企业管理者,则会受到行政处分。
推动垃圾分类治理,离不开宣传与教育。日本建立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对全体公民进行系统而细致的环保和垃圾分类宣传与教育。多年的宣传教育增强了民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同时也教育民众如何科学分类,并形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现在,将垃圾进行分类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摘编自《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经验:资源化利用是趋势》,《新京报》2019年5月31日)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中心城区 面积 (平方公里) |
中心城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
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
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 (公里) |
私家车 出行 比例 |
上下班 高峰期 交通状况 |
|
北京 |
668 |
17774 |
23% |
631 |
38.7% |
重度拥堵 |
上海 |
664 |
17056 |
25% |
683 |
36% |
重度拥堵 |
首尔 |
605 |
15087 |
69% |
1098 |
20.9% |
轻度拥堵 |
东京 |
627 |
14525 |
62% |
2705 |
14.7% |
轻度拥堵 |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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