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秦汉时期的反腐败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如“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监察官员被称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删改）

文学与治疗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枚乘《七发》一文。文章称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所说七事分别为：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以及要言妙道。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没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楚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汉书》中说太子刘奭身体欠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于是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应该信而有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引《典略》道：“（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虽然是正史，但是《典略》一书却是魏人鱼豢所著的野史，所以《三国志》所引内容难免有误。真实的情况是：陈琳当时正事奉袁绍，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胪列了曹操诸多罪状，痛骂了曹家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便好了。陈琳这篇檄文的效果匪夷所思，无愧于“壮有骨鲠”的称誉。

    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元稹说：“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白居易说：“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毛滂也说过：“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王之望则说：“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王之望的说法颇为夸张——读了远方寄来的诗歌，胸襟受到荡涤，不仅治好了头风病，甚至连耳聋病也治好了。而贾岛则说：“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这是《投孟郊》一诗中的两句，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百病皆愈，身体康泰。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除了夸张之外，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

    当然，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唐人李縠有诗道：“岂有头风笔下痊，浪成蛮语向初筵。”李縠的质疑，恰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了流行的说法；李縠质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做翻案文章而已。

    文学医病，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难免会遭受歧视，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岂不快哉？所以孔子倡导“游于艺”，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

（作者：朱美禄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16版）

大众文化的冶炼

虞昕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轻电影”盛行，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不过，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文化”是隔靴搔痒。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譬如，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蝙蝠侠》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武侠电影”则脱胎于晚清民国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火爆，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爸爸去哪儿》《跑吧！兄弟》等高票房的国产“综艺电影”，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这类电影正在式微。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就有怎样的电影。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特别是观影人次多、舆论影响力大的“大众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而像《亲爱的》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社会舆论影响到了相关立法，更是明证。

    所以，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作为创作主体，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谄媚观众，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实际上，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灵魂”，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近几年来，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绝大多数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反思、提炼和再创作，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竞技庆典是古罗马文化中一种独一无二的仪式，它集竞技、宗教庆祝、胜利游行、血腥表演为一体，是几百年间最为流行的全民娱乐方式。

    为罗马辩护的学者试图把竞技庆典中的血腥表演归结为古代民族中非常普遍的以活人献祭的宗教行为。然而，史料显示，罗马社会中使用人牲的现象比较罕见，通常只用牛羊献祭，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明显威胁时，出于迷信的原因，才象征性地处死少数异族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罗马人往往将活人献祭视为野蛮民族的愚昧行为，以此作为自身“文明性”的反衬。

    公元2世纪至5世纪罗马人与基督徒的论战也从反面证明了罗马人憎恶人牲的立场。在论战中，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以活人献祭，以此确立自己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将对方钉上野蛮人的耻辱柱。

    如果说罗马人的部分屠杀行为具有某种宗教色彩，那也是与军国主义捆绑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公开处决战俘的确有向庇佑罗马的诸神感恩的意味，但这并不是主要方面。正如普拉斯所断言，“竞技庆典从本质上说是为生者举行的仪式，而不是为死者举行的献祭”。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民族来说，这些屠杀行为首先是国家强力的展示。但屠杀行为竟会演变成娱乐节目，则与罗马人纵容和欣赏的态度有密切关系。罗马的所有阶层都对血腥表演极为痴迷。上至皇帝、元老院议员，下至身无分文的城市贫民，都热衷于观看人兽搏斗、集体处决和角斗士对决等节目。这些被处死的人主要是战俘、罪犯和奴隶，他们被称为“有害之人”，换言之是罗马帝国的害虫。因此，他们的死在罗马观众心中激不起任何同情，按照塞内加的说法，屠杀他们只是出于“游戏和娱乐”的动机。正因为这样的屠杀没有触动罗马人的道德底线，所以他们才毫不掩饰、甚至自豪地在雕刻和马赛克艺术中加以描绘。

    虽然仁慈一直是罗马人崇尚的道德准则，罗马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大规模的抵制血腥表演的运动。更令人惊讶的是，扮演社会良心角色的知识分子同样没有在原则上否定这样的血腥表演。西塞罗虽然在一封信中批评了庞培的竞技庆典，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这样的表演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毫无乐趣可言。塞内加是竞技庆典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表演性的屠杀，只是反对以娱乐为唯一目的的屠杀。他认为残酷的集体处决是绝对正义的惩罚。他真正担心的是如此密集、强烈的暴力表演对观众道德的腐蚀作用，所以他强调，竞技庆典中的死亡一定要体现出勇敢的品质和道德的警戒效果。另外一些哲学家甚至称赞此类表演有助于培养罗马公民的勇气和斯多葛主义所追求的忍耐精神。

（选自李永毅、李永刚《死亡盛宴：古罗马竞技庆典与帝国秩序》，有删改）

材料一：

鸟类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鸟类资源可以造福生活在其活动范围内的人类和生态系统。迁徙鸟类是地球上最具流动性的生物类群之一，借助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鸟类极大地影响了迁徙途中相关联的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基于一年当中利用不同区域栖息地的需求，鸟类在距离遥远的不同生态系统间进行迁徙，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鸟类拥有强大的飞行能力，可以快速、主动选择高质量且低风险的生活环境，因此鸟类被视为对栖息地质量和变化非常敏感的指示生物。依据《湿地公约》当湿地承载的水鸟数量高于某一阈值时，就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一规定将水鸟和湿地这两者的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倡导了保护鸟类栖息地就是保护鸟类的思想。

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全球迁徙鸟类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水鸟数量下降尤为严重。

湿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文和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虽然淡水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2%，但是储存了几乎所有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冰川和地下水除外），同时还支持了世界上超过40%的物种的生存，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和服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也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全球已经丧失了50%以上的湿地。亚洲的湿地丧失和退化导致了水鸟数量锐减，开展水鸟和湿地的监测与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笔者团队绘制了水鸟全年利用湿地的热点图，从中可以看出，迁徙水鸟在年周期中长时间利用的湿地高度集中，开且大都分布在我国东部的洪泛平原。过徙水鸟集中越冬和停歇的湿地面积之和不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5%，却在非繁殖季节承载着亚洲20多个国家的水鸟。其中，长江中下游湿地已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鸟越冬区域，鄱阳湖承载了长江湿地约30%～50%的鸟类，因此被列为亚洲最重要的湿地。

湿地围垦和水坝建设等大型工程，会改变湿地的面积、地形地貌和涨落区面积等，对湿地功能和迁徙水鸟生存威胁很大。

1978—2008年，中国湿地总面积下降了33%。围垦和修建大坝等人类活动是过去60年长江流域迁徙水鸟数量和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1950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1000多个湖泊消失。

（摘编自曹垒、孟凡娟、赵青山《保护湿地，让水鸟不再“无家可归”》）

材料二：

人类活动对湿地退化消失具有强烈影响，负“直接责任”，比如开垦湿地、破坏植被、水污染等等，其中过度开垦湿地是中国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自然演变对湿地的影响相对于人类活动来说是缓慢持久的，负“间接责任”。但是自然过程很难逆转，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弥补。

以沿海湿地为例，有专业研究人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1999年至2019年期间沿海湿地（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潮滩）损失达13700平方公里，新增加的沿海湿地面积为9700平方公里，最终20年间沿海湿地净损失达4000平方公里。这些变化中27%与转为农业用地等人类的直接活动有关，还有人类对河流集水区的影响、海岸带的广泛开发等，其他变化则主要归因于自然驱动因素，如自然海岸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等。

气候变化对湿地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全球变暖主要通过水源补给方式和水文过程影响湿地的分布和生态功能。同时，气候变化通过对大气降水和陆面蒸散等环节的影响，间接影响湿地水位、面积等水文特征；区域性降雨和径流的变化会影响湿地蓄水量的季节性变化。

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给滨海湿地带来极大冲击和变化，许多滩地、红树林和沼泽在海浪的不断水淹和冲蚀中逐渐消失。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是抵御台风的天然屏障，可以有效吸收海浪的冲击力，降低海浪、风暴潮和海啸的强度，减轻极端天气对海岸带的破坏。但根据预测，到21世纪80年代，仅海平面上升就将使全球22%的盐沼和红树林丧失。许多红树林和盐沼植物群落是水鸟和湿地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这些生物的生存也将同样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湿地既是水源，又可滞洪、净化水源和空气，同时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被冠以“绿色水库”“生物贮水库”“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等多种称呼。

湿地退化将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或丧失。因围垦、泥沙淤积和开垦，湿地、沼泽的草根层和泥炭层蓄水、防洪能力下降，水资源紧缺和洪涝等问题加剧。

湿地水质被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许多河段和湖泊丧失使用功能，影响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

湿地植被的破坏还将导致土壤侵蚀加剧，土地肥力、生产力下降，湿地生物多样性也会受到影响。

湿地的破坏和退化，与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泥炭地。据计算，泥炭地占地球表面积的3%，却储存着地球30%的碳，是全球森林总碳储量的两倍。当泥炭地沼泽森林和土壤被抽干、焚烧、开采和过度放牧，贮藏的碳就会被排放到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进程。

（摘编自中国气象数据《进退之间，湿地退化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