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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大庆市实验中学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商家不断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这些被认为“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这一方式收获了大批听众。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这个数量以千万级计算、以4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和知识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正面遭遇,产生了核爆级的知识需求,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摇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段时间,美国一杂志网站刊文介绍中国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都成了泥沙。这就需要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我们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摘编自2018《人民日报》《阅读经典,成就“今典”》)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类的阅读载体虽然不断更新,但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变。 B、阅读方式的丰富让人们能轻松地接触经典,使得“知识付费”成了互联网最重要的现象。 C、“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的扩大是“知识付费”商业模式兴起的一个重要基础。 D、中国的文化大众群体数量很大,他们对知识的需求很强烈,满足其阅读需求是文化刚需。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移动互联时代为背景,指出尽管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但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守望是永恒的,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刚需。 B、文章以杂志对金庸的评价为例,说明成就“今典”需要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和大众的文化参与。 C、文章多角度举例,论述经典作品的永久魅力,把论证不断引向深入,强调当今不但要阅读经典,更要成就“今典”。 D、本文层层递进、深刻论证了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表明作品保持民族和时代精神气质的重要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一些“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收听收看知识讲座等获得了大批听众,说明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会让经典更亲切。 B、大众的参与,使阅读不再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而是变成了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 C、如果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能做出正确的引导,“经典化”过程中泥沙俱下的现象就能够避免。 D、知识更赋予当今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这需要我们好好把握,善加运用,从而阅读经典,成就“今典”。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很大,东西文化的差异同样显著。即便是在南北两个区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东西文化。例如在黄河流域,由西向东,依次就有关陇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文化的地域差异,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影响了文学的多样性。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另一方面,这种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久而久之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家愈多,文学作品的质量愈高,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贡献就愈大,这个地方的文化土壤就愈厚实,它对新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就愈有利。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等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会有所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另一方面,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新的地方,除了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当地的人文养料,他在当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即反哺于当地文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大量存在,但不会是,也不应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单纯。大量情形下,这种影响并不是显在的,而是隐性的。浙东农村的目连戏这种文艺形态对鲁迅的创作不能说没有影响,有时还相当明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浙东那个“报仇雪耻之乡”的精神文化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他,影响着他那辛辣、冷峻的精神气质与文学风格。然而,并不一定每一个浙东作家都会深受这种民间文艺形态和地域文化的影响,都会有这样的气质与风格,如果是那样,则一个地域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一些气质相仿、风格雷同的文学家,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扫兴的事情!实际上,一个文学家会接受哪种类型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种程度上接受该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是有密切关系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和其他文学品种相比,诗的语言最具特点。宋代王安石把诗歌语言称为“诗家语”是有其道理的。诗家语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②从生成过程来看,诗有三种:诗人内心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内心的诗。因此,诗的传播就是从内心走进内心。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无言的沉默。在这一点上,诗和禅相通。禅不立文字,诗是文学,得从心上走到纸上,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有人说:“口开则诗亡,口闭则诗存。”在心灵世界面前,在体验世界面前,一般语言捉襟见肘。因此,古人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诗人寻奇觅怪,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

    ③诗家语的特点是德国学者黑格尔所说的“清洗”。诗的内蕴要清洗,诗家语也要清洗。清洗杂质是诗的天职。诗是“空白”艺术。高明的诗人善于以“不说出”来传达“说不出”。诗不在连,而在断,断后之连,是时间的清洗。诗在时间上的跳跃,使诗富有巨大的张力。臧克家的《三代》只有六行,却既写出了一个农民的一生,又写出了农民的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农民的命运,从具象到抽象,从确定到不确定,从单纯到弹性,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诗不在面,而在点,点外之面,是空间的清洗。余光中的《今生今世》是悼念母亲的歌。诗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最忘情的哭声”,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可以说,每个字都是无底深渊。恰是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淼满目前。

    ④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诗人总是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而长短句、散曲、近体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与内容相对而言的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这是诗歌艺术的铁的法则。

    ⑤诗家语在生成过程里,诗人有三个基本选择。第一,是词的选择。诗表现的不是观,而是观感;不是情,而是情感。诗的旨趣不是叙述生活,而在歌唱生活。所以诗倾吐的是心灵的波涛,而落墨点却往往是引起这一波涛的具体事象。第二,是组合的选择。在诗这里,词的搭配取得很大自由。这种组合根本不依靠推理逻辑,而是依靠抒情逻辑,尤其是动词与名词的组合常常产生异常的诗的美学效应。同时,虚实的组合也会让诗有了很大的情感容量。第三,是句法的选择。优秀的诗在句法上都是很讲究的,许多名句和句法的选择分不开。从散文的眼光看,诗句好像不通,其实妙在不通。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轻轻的我走了”,词序是倒装的。(摘编自吕进《“诗家语”的审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重庆公交坠江悲剧发生后,许多人也在悲痛之中追问:公共安全该如何保障?道德教化之外,怎么做才能惩前毖后?近日,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用法槌作出回应:法治。在3起与之类似的拉拽公交司机案件中,被告人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法治,是这个时代的共识。不文明行为之所以更为刺目刺耳,除了社交媒体这个放大器,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公众法治意识在稳步提升:因时间延误而大闹机场,一道起哄者少了,认可“黑名单”制度者多了;警察执法,更多人能站在公允立场,支持“既不能粗暴也不能宽松软”。对热点话题,公众的探讨逐渐向法治层面深入。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开车逆行、违法占道停车等“目中无法”的现象依然不少见,这是因为: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但法治意识还没跟上。一些人越来越珍视自身的权益,却常常对法律规范表现出无知或冷漠:重视自己的言论自由,却随意上网谩骂;希望医生重视自己的诊疗,却一言不合就挥拳伤医。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自身权益才能被保障,彼此权利都能被维护,社会的福利才能最大化。

    涵养法治意识,呵护的正是社会文明。醉驾入刑后,人们从一开始的“忌惮严查”到后来“自觉遵守”,再后来,同桌都劝着“开车别喝酒”。一个法条改变的不仅是路上的文明,更有饭桌上的风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电子商务法的保障下,键对键的网络交易,可以比面对面的传统交易更安全。

    法治社会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君子慎独”,而有赖于制度化约束。这也意味着,涵养法治意识,离不开一以贯之的落实。正如飞机、高铁上对吸烟的“零容忍”,让烟瘾再大的烟民也能在旅途中安分守己。制度的刚性,不仅树立了稳定的法治预期,也助推了文明的“提速”。正因如此,当“高铁霸座”连续刷屏,绝大多数人倾向于要亮剑、要刚性执法。保持权利边界的清晰可见,避免不文明对文明的挤出效应,以严格执法捍卫守法者的权益。

    时至今日,法治不仅是一种社会信仰,也是一种生活刚需。党的十九大报告写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法治,正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之一。

(摘编自11月13日人民日报评论《涵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阅读下面语段,完成各题。

莫把汉学当国学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搂梦》艺术的个性何在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各种人物的复杂关系的处理,对人、对物的细微刻画都是高超的。他写人、写物、写事、写境都包含着个性,我们只能以这种认识读这部作品,才能理解《红楼梦》。曹雪芹写贾宝玉对人生的看法,在后半部写晴雯的死,先写怡红院中的一棵海棠树枯萎了。贾宝玉说:植物是有生命、有灵姓的,它也有情、有理、有感应、有交流,晴雯死前海棠树先枯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活物,有生命、有灵性、有血、有肉、有脉,凡生命有的,他(它)都有,而且还包括性情。我们欣赏《红楼梦》,体会它的魅力,就要把它看成是鲜活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生命的精华。西方文艺理论要求一件作品(小说)形象要鲜明、性格要突出、刻画要细致……。写一个贵妇人,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戴什么首饰等等。大家看《红楼梦》中有多少这样的描写?林黛玉穿什么衣服,老太太长什么模样,穿戴如何等等。《红楼梦》为什么不写这个,笔墨用在什么地方。大家看《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一上场就是二句话,很简单。他的笔墨用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而不是外貌、衣着上,专抓人的“精气神”。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全书贯穿着一种“伏线”。比如说一上来有一个《好了歌》,《好了歌》甄士隐做了注解。每一句都是伏线,那里边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床,古代的一种坐具,这句话意思是说,这个大富贵之家,他们家做官的下了朝来,笏板都摆满了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意思是当年那个繁华,现在一看,一堆荒草,一根衰柳,这就是荣国方大观园的变迁。后面每一句,“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每一句一个埋伏,伏在那儿,指的是后面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他写的这里,他的心血指神一直贯穿到那边,后半部分。这一个大手法,是他的个性,这个个性是他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手法—伏笔,伏笔贯穿会;是他个人特有的创造,所以叫个性。

《红楼梦》的艺术个性还体现在创新上,以往的小说大多千人一面,曹雪芹的书与别人不一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如何写人的呢?荣国府那么多人,他们的相貌、衣着如何?贾宝玉、林黛玉个性如何?千头万贯,如何写起。而《红楼梦》一书中,据有人统计各种角色最少有400~500个,最多600~700个。我认为曹雪芹的500~600人是融入一本书中,其创作难度要大得多。

曹雪芹写《红楼梦》借鉴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的艺术主张,写形为了传神,只用几句话就把13岁的贾宝玉给烘托出来了。写怡红院用粉墙低护、垂柳滴翠八个字,达到了最好的境界。写大观园、牡丹、古树、柳荫,宝玉联想杜牧的诗,把时间、空间和人的生老病死的变化都包含进去了,把境与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总之,曹雪芹的《红楼梦》艺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他有着哲学家的思想、科学家的精确、历史家的洞察、诗人般的境界。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艺术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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