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之美，不是以沉默的方式去体物，不言不是不说话，而是放弃“人之言”，达到“天之言”的境界。“天之言”乃是不以人的知识去言说，而以生命的本相去呈现。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句话是传统美学不言之美的一个代表性观点。这句话有三个理论层次：其一，不言之美作为一种“大美”，不与“小美”相对，它是根本的美，是美的本体；其二，天地以“不言’为美的根本特点，美的创造就是归复自然之道，故以“不言”之美为美的最高准则；其三，天地之美并非与人的世界无关，在中国哲学中，天地不是纯然外在的物质世界，它是人的生命所映照的世界。

   《庄子》一书共使用“美”52次，其中多处含有哲学意义。它将美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一般的美，这是相对的美；一是道之美，这是绝对的美。前者称其为小美，后者称为大美，或者至美。前者属于人的理性的视界，是人的语言可以表达的。而后者不涉人的理性，是人类语言所不可分别的浑然之美，是不言之美。前者是人为之美，后者为造化之美。在庄子看来，美是一个自然呈现的世界，美是不可说的，可说则非美。有言的世界是语言可以描述的世界，语言的有限性决定它无法真实反映这个世界。所以庄子认为有言之美一定是有限的、相对的、不完全的、片面的。而不言之美中，没有外在的审美，有外在的审美，就是认识，是观照者对对象的认识，不言之美排除这样的对象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的美只能通过体验妙悟而获得。在庄子看来，一般美是是知识的判分，是有分别的美；而大美则是超越知识、是无分别的美。一般美不脱主观性，而主观世界下的美则不是真美。一般美受制于主体知识的局限，那位因大雨高兴而跳跃的河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样的美的结论带有虚幻不实性。一般美是一种局部的、片面的美，而不能达到“共美”。一般美都有标准，而无言之大美是没有具体标准的。

   从根本上说，庄子以为不言之美为绝对之美，为美的本体。以知识去解说天下，到底是“小识”；而无知无识，心中混茫，葆纯全之志，这就是大识。大识就有大得，大得有大美。大美便只在不言中。显然，庄子承认有一个绝对的美的本体，而美的创造应该循此为道。一切自然显现的都是美，而这美都根源于“不言”的美的本体。

   (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尽管有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超越时代、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但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人无论如何都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土地而飞翔。创作也同样如此，企图漠视、回避、拒绝现实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优秀文艺都是这个时代现实精神及其发展必然性的表现。它们或者呼唤新的社会理想出现，或者表现特定现实中人们的生活与努力，或者揭示出这一时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追求。

    有一种观点认为，表现现实，就不能回避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揭露现实中的负面现象。对这样的观点需要进一步分析。一种立场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揭露而揭露，看不到战胜这些困难、挑战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作品与现实不符，难免片面、浅薄，会消损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另一种立场是，在直面问题的同时，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爱、正义、理想，并给人以未来与希望。对这些负面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而真正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作品总是要给人以前行的力量。

    还有的人认为，创作最关键的是要写出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状态，至于是不是表现了现实生活，并不重要。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倡艺术表达的百花齐放，也倡导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但是，不论什么样的题材与手法，都难以脱离作家艺术家生活的现实。即使是那些历史题材、魔幻题材也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它们并不一定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但依然彰显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精神与智慧，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

    存在上面错误观点的原因，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急遽变化的疏离、隔膜与迷茫。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要求进行更为深入的感受与研究——不仅仅是某种表面的，更应该是穿透表象进入本质的；不仅仅是局部的，更应该是透过局部通达全局的。任何自以为是、故步自封的行为都将被时代抛弃。

    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真实与生动，虽然要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但是，那些能够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标志的高峰之作，总是要给人以精神的激励，要为这个时代提供思想资源、价值引领、智慧启迪。现实生活丰富多彩、高下杂陈。我们感受到什么样的生活，并进行怎样的表达，决定了创作者的格局，也决定了作品的品格。这涉及创作者能否承担时代使命的问题。虽然并不否定那些小题材、小情调、小格局的作品，那也是文艺百花园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能够有万紫千红的绚丽光彩。但是，更期待那些能够对时代的发展进步提供力量与启迪，具有宏阔气魄、博大品格，能够表现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与历史必然性的史诗性作品出现。

（摘编自杜学文《呼唤深刻表现恢宏变革现实的文艺作品》，有删改）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 “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

    “相对于共享经济中的增量，我更关注存量部分的资源盘活。”全国政协委员汪浩然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大量闲置资源以及公共资源共享还存在瓶颈，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目前一些租赁模式的共享经济在资本炒作下增量过快，一味通过从增量中找增量的方式，出现了无序投入、资源浪费的情况。共享经济想要健康发展，还须“从存量中找增量，而不是从增量中找增量”。江浩然呼吁，“国家应该在鼓励共享破除瓶颈上出台政策措施，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共享经济要发展更要健康》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共享经济的萧条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2018年12月，大概是ofo最难捱的日子。自中旬起，ofo总部就遭到讨还押金的用户的围堵，队伍从五楼排到一楼，又从大堂延伸到马路上。曾与ofo分庭抗礼的摩拜单车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在被美团收购后20多天时间里，摩拜毛损人民币4.07亿元，平均每天亏损1500多万元。

    仅在几年前，共享单车发展的速度如同搭上火箭。2015平10月底，ofo投放单车数量仅2万辆，到2017年，这一数字迅速攀升至2300万。疯狂扩张的背后，是投资者们不断输送的融资血液。数据显示，2016年有超过20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存，融资总额超过30亿元。用户规模也呈指数级增长，2016年共享单车的用户1886万人，同比增长700%。

    但到2017年底，共享单车死亡名单越来越长，悟空单车、3Vbike单车、小鸣单车、酷骑单车等皆上榜。市场洗牌、管理失控、烧钱恶性循环、资本逃离，甚至挪用押金填补缺口，这些因素汇聚起来，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向还未成熟的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大败局》）

    材料三：

    共享单车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公司管理不善，“罪魁”或许来自共享单车商业模式无底线的炒作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挑战。

    当资本把分段式租赁炒作成共享经济后，这种商业模式就注定无法实现盈利。正如德国一家媒体为共享单车算的账所显示：每辆单车成本250欧元，按照每个用户4天使用一次的平均值及每小时12欧分的价格，想要依靠用户的租金收回成本，实在遥遥无期。它不但不能激活闲置资源，反而增加了共享单车的运维负担。

    从人性角度看，共享单车挑战了国民素质。之前有报道称，共享单车是一面“国民照妖镜”。它们就那样几乎无监管地放置在街头巷尾，你可以把它破坏了，或是据为己有。监管和追查的成本都不低，而惩处的力度却不高，这就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破坏与损毁的行为也就随之而来了。低监管、低惩罚的现状确实构建了一个道德陷阱，引诱人们往里跳。

    共享经济或许在中国真的很难实现，它不仅考验创业者的胸怀，同时也挑战了人性黑暗面。当急功近利、烧资本成了许多创业者的通病后，这种商业方式犹如闪闪流星，转瞬即逝。

    （《共享经济始于炒作，毁于人性》）

    材料四：

    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李开逐表示，共享单车是重线下重投入的行业，相比毫无节制、粗放的大规模投放，这个行业能够持久性地健康地运行下去，必须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去年10月，哈啰单车陆续投入使用了具备五重定位、自适应蓝牙组网、智能语音等功能的第五代智能锁，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共享单车的运营效率，可以有效降低车辆的闲置率。比如自适应的蓝牙电子围栏，单车须要停放在蓝牙划定的范围内才能锁上；针对车辆容易堆积且有去无回的“城币黑洞”，哈啰通过AI算法和大数据，自动找出“黑洞”区域并设置为“禁停区”。

    共享单车的运维服务商说，限于政策规定，哈啰单车在北京地区的投放总量是不占优势的，但为了提高每辆单车的使用效率，线下运维人员会将单车来回捣腾。“即使是在热点的地铁口，哈啰也不是每个出口都投放，而是会选择那些人流量更大的出口。”

（《共享单车比拼精细运营》）

材料一：

    在里约奥运会上，一个名为“张小明”的新闻机器人小试锋芒。在奥运会开始后的13天内，共撰写了457篇关于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的消息简讯和赛事报道，每天30篇以上。不仅涵盖了从小组赛到决赛的所有赛事，且其发稿速度之快，也让人惊讶——几乎与电视直播同时。

    “张小明”的核心——“写稿模块”由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同北京大学计算机所共同研制。其工作原理是结合最新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视觉图像处理的技术之后，通过语法合成与排序学习生成新闻。作为第二代新闻机器人，“张小明”不仅可以通过检索图片自己选择图片，还能模仿人类的语气，使用诸如“笑到了最后”、“实力不俗”等词语。

    新闻机器人，或者叫AI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在新闻领域的最新应用。其实，在“张小明”出现以前，新闻机器人就已被世界上的主流媒体关注并加以使用。例如，国外有美联社的WordSmith、华盛顿邮报的 Heliograf以及纽约时报的blossom等。国内则有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的dreamwriter等。这些写稿机器人无一例外都运用到了大数据处理技术。首先通过数据采集，将其录入数据库中，在将这些数据按照语句出现频率以及新闻要素关键词进行分析加工。制作出一套符合该媒体发稿风格的模板，然后将新闻元素5W1H代入其中，一篇新闻消息就这样产生了。

    （摘编自《新闻写作机器人的应用及前景展望》）

    材料二：

    机器人跟记者并肩工作，写新闻，已经是一些媒体机构的现实。有些体育消息，如果不加作者名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机器人新闻”不是关于机器人的新闻，而是机器人做的新闻，在人类世界普及的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对于此刻正在电脑前写稿的记者们来说，似乎饭碗受到威胁，形势不太妙。

    然而，写稿只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机器能就特定话题做电话采访吗？能写出有文采、直抵人心的报道吗？技术上这是可能的，可以事先把问题拟好，让机器打电话采访。但编辑是否愿意这么安排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更靠谱的判断是，机器人或软件将很快成为记者们手里的一个工具，用来搜寻新闻线索或生成内容。

    记者的核心职责是从采集到的数据和信息中筛选、掂量、分析、权衡、组织，写出有理有据、有血有肉、全面平衡的报道。这是一门活技术，代代相传到今天，经过百余年的演化。如果说机器人最终也能掌握这门人性比重极大的技术，那也不大可能是现在。

    （摘编自《机器人都能写新闻，记者真要失业了吗》）

    材料三：

    如今，“机器人新闻”在全世界的新闻编辑室里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出版商们正在努力应对报纸发行量日益减少以及资本向在线广告转移的残酷现实。尤其在美国，机器人写稿越来越普遍。2014年以来，《洛杉矶时报》的地震警报讯息一直由机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数据自动生成。这中间也出过岔子。去年6月，《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加州海岸发生6.8级地震的报道。但它实际上依据的是USGS错误发布的1925年地震记录，于是闹出了一个地震预警响了92年的笑话。

    但这些风险并没有降低媒体机构对机器的热情。《华盛顿邮报》去年宣布，开始由机器发布有关高中橄榄球比赛的报道。这些稿子每周都会自动更新，资料来源是高中橄榄球教练提交的净胜分数据。在欧洲，各大新闻编辑部在算法的帮助下，去年每月生成数以万计的稿子。荷兰的一个机构甚至使用一种算法，用更简单的语言改写稿子，为儿童“量身定制”新闻报道。牛津大学的亚历山大·芬达坦言，虽然这些系统的生产效率比较高，但仍不够精密。虽然人工智能无疑会越来越多出现在新闻编辑室，但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本·顿认为，专业记者们写稿时应对的真正困难和最严格的部分——仔细权衡信息和呈现平衡的、情境化的故事——将很难被机器掌握。

（摘编自《好新闻需要专业技艺机器人“记者”难取代“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