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孔子和他的传人的努力下，“师”的群体，也就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了。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古老民族唯一的历史不曾发生断裂的民族，“师”群体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是以文化聚族，以文化立国的。

    “文化”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以“文”的手段来实施教化。但“师”这个群体产生之前，文化是由贵族来传承的；“师”群体产生以后，文化就由“师”来担当传承了。这个变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要紧的。贵族，本来属于统治阶级，是当时政治体制内的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他们所强调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有利于统治者。而“师”独立于政权，保持了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发扬的，都是对民族、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利的。这样就使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

    孔子倡立“师”这一群体后，“士”这个群体就开始分化。“士”开始是以武士为主的，渐渐就以文士为主了。文士这个群体，有为“师”的，有出仕的，孔子以后就统称为“儒”；武士这个群体，以后就统称为“侠”。到了韩非子的时代，“士”民群体已明显分化成“儒”与“侠”两个群体，再不能将他们统而言之了。

    “儒”这个概念也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但孔子对确立“儒”的概念有重大贡献，把“儒”作为“师”的代称，所以，后世就把“儒”认为是孔门弟子，孔子之道的传人。韩非子指的儒，就已经是这个意思了，“焚书坑儒”的“儒”，也是这个意思。

    据《说文解字》说，“儒”这个字的本初义，就是“柔”。说明“儒”是相对柔弱的文人。“亻”表示指的是某种人，“需”代表发音，也表示意义。“需”是什么意思？“待也”，引申为“做准备”，所以“儒”就是指有准备的人。准备什么？知识准备，道德修养准备。有准备的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做准备，这就是“师”。为什么常称“儒”而不常称“师”？因为“师”本来是官办学校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就像大学教授；“儒”的地位相对较低，就像讲师、助教。常称“儒”是谦称。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孔子倡立的是“师”文化而不是“儒文化”?因为长期以来，“儒”的“师”的意义已经被湮没了，“儒”文化已经变成“臣”文化了，变成依附性的文化了。为了强调孔子当初倡立“师”文化、坚持独立性的本意，我要说“师”文化。

    “师”传的是游戏规则与对游戏规则的意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游戏规则，文明程度越高，游戏规则就越完善。在孔子的语汇里，游戏规则被称之为“礼”。《礼记·经解》中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对游戏规则的意识就是“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孔子进行礼的教育，重在阐发制这样的礼的意义，执行这样的礼的益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孔子倡立儒学、倡立“师”文化传统功垂千秋。

（沈善增《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删节）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于志飞、王紫微的《麟角峥嵘数脊兽》，有删节）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地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悦读》，2013年第9期，有删节）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一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青藏高原作为北极和南极之外的最大淡水储区，被称为“亚洲水塔”。科学家认为，由黑碳排放引起的大气升温和冰川加速消融，将影响亚洲区域的水资源安全，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研究员康世昌告诉记者，化石燃料污染已被全球重视，但对青藏高原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生物质燃烧比化石燃料排放的黑碳更多，发展新能源是一个更优选择。

    记者：黑碳是一种什么物质？它主要来源于哪里？

    康世昌：黑碳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通过大气环流被带到青藏高原，在冰雪表面一层层富集，它有很强的吸光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冰川表面是暗色的。黑碳的累积加速了冰川融化。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黑碳主要来源于南亚国家。在这个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的黑碳比化石燃料更多。生物质包括秸秆、木柴、牛粪等等。

    记者：有人说，“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但如果不烧牛粪，当地居民是否能用煤来替代？另外，每年秋收季节来临，大范围的秸秆燃烧是否也是青藏高原的黑碳来源？

    康世昌：煤是化石燃料，用煤炭来替代是不可取的。“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这是错误的，没有考虑青藏高原的区域差异。青藏高原内陆人口稀少，大片地方是无人区，因燃烧牛粪而增加的黑碳排放非常有限，影响到青藏高原的黑碳，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境外，比如尼泊尔、印度等国。中国燃烧秸秆的地区主要在东部，青藏高原在中国西部，大气环流是由西向东，所以中国东部地区的秸秆燃烧对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影响不大。

    记者：减少生物质燃料的黑碳排放，有没有好办法？

    康世昌：一个办法是使用新型炉具，使生物质燃烧更充分，这样能减少黑碳的排放。我看到，有国际组织在帮助尼泊尔山区居民使用节能炉具。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新能源来替代，比如发展太阳能、风能。

    记者：减少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排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康世昌：大气污染物可以跨境传输，减少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气溶胶，需要跨境联合，国家政府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采取措施，环境外交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目前在黑碳排放的影响下青藏高原冰川退化程度如何？

    康世昌：青藏高原的冰川最近几十年来处于普遍退缩状态，高原边缘区域退缩较内陆地区剧烈，低海拔、面积较小的冰川退缩也较快。就像应对全球变暖一样，我们需要尽快采取减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气溶胶排放。

    （摘编自《中外对话》）

    资料链接：

    冰川可以储水，高峻山体可拦截水汽，冰川、冻土、积雪、湖泊、陆地生态体系可以调理河川径流。通过遥感和实测资料发现，1976年以来，藏东南冰川退缩幅度平均达到每年40米，有的甚至超出60米。

    “亚洲水塔”正朝着失衡失稳偏向发展。总体来看，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季风区水储量减少，北部、西部西风带水储量增进。同时，“水塔”固液布局失衡，液态水体储量的增进导致“水塔”布局失稳。

    近期水资源增进，让我们感受到青藏高原生态变好。但据猜测，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道径流的补给将到达最大值然后减少，因此久远看，将来水资源欠缺的隐藏风险在加剧，相应的灾难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摘编自《科技日报》）

网络文学何以有效对接文学传统

周志雄

    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发展、繁盛，不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而现在已然成为当下最具时代特色、最富有活力的大众文学样式。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应时代而生，网络文学主要吸收了古今中外通俗文学及影视游戏、动漫等大众文化的经验。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印证了网络文学强大的“吸金力”但在火热的表象背后，网络文学成盗版“重灾区”，且侵权成本低、举证维权难，让行业人士苦不堪言。

    中国现代文学主张“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真的文学”，文学要为现实、为人生，表现自我，以现代精神和现代形式对古典文学进行全面革新.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是“轻”的文学，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讲述奇人奇事，叙述人物的困境和愿望的实现，故事跟着人物走，人物跟着理想走与纸媒小说相比，网络连载几乎不受篇幅限制，拓展了网络小说的内容空间，出现了大量数百万字的超长篇网络小说。与那些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相比，网络小说故事性强，结构显得简单，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生含量与艺术含量相对要稀薄，更注重娱乐性，风格上轻松、明朗，充满谐趣。

    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社会程度越高，通俗大众文学越繁盛，大众文化产业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网络文学在中国繁荣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愈来愈高，人们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网络文学以颇具时代性的轻松故事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

    网络文学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学在精神内质上与当下读者的心意相通.好的网络文学作品读来轻松、好看，不“烧脑”，满足了读者的梦想要求，所以，网络小说常被称为“爽文”比如那些青春校园小说，以轻盈的故事叙述青春爱恋之路，守望真情，回望青春的迷茫焦灼，让同类身份的阅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心灵共鸣。

    网络小说是有高下之分的好的网络小说作品是那些适当借用小说套路，但不依赖套路，而是发展、超越套路的作品即便是借用同样套路的作品也有高下之分，决定作品质量的不仅是故事模式，还有语言表达能力，对故事结构的把控力，对生活的洞察力，故事中人情事理的合理性，类型领域的开拓性，细节深处的表现力等在这些方面，网络文学需要向传统文学学习，网络作家需要拓展阅读视野，深入生活、把握时代、适当沉潜、提高修养、勤奋创作，超越商业化的局限，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

    优秀的文学无一不是在和已有的文学传统的竞赛中获得成长的只有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融合世界优秀文学传统，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不断提升内在品质，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