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作为一种韵文，向来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它不但是那一个时代灿烂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就像王国维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多少有些把文学神化和偶像化的意味。

    翻开我们的文学史，透过唐诗、宋词、元曲，甚至更早的诗经、楚辞等文学形式的表象，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它们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三百，原本大都是可以“弦而歌之”的民间歌谣；楚辞，是由南方民歌发展而来的文化人的歌辞；唐诗，多为可以吟唱的“歌诗”“声诗”；宋词，是专为歌曲词牌而填写的歌词；元曲，更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联系，以至于它的名称中，也只剩下音乐——“曲”的意义，尽管如此，它仍然使人想到常常在街头巷尾飘然入耳的流行歌曲。实际上，无论唐诗、宋词还是元曲，这些各自时代的“乐府”，正是那一时代的流行歌曲，与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民谣并无二致。而且，元曲与之更有一种相似之处：在它自身所处的时代，它是最为低下的艺术形式，被那些“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视为刍狗。正如我们今天对流行歌曲并不一定在意，抑或看不起它一样。然而，就是这些下里巴人使人们终于有一天幡然而悟——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是“乐府”。夸张一点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流行歌曲的历史。

    流行歌曲由于体制的短小，能够迅速地反映特定的情绪。而抑扬顿挫的音乐旋律，使它更富于表达能力和感染力，更易于流播和普及，把作者的思想传达给更为广泛的大众。这正是每一时代真正关心生活、关注社会命运的作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元曲是大众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其中戏曲的部分。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有着明确的观念——为了面向大众的演出而作，必须更多地表现普通人所关心的话题。而诗词则更多地咏叹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形式上，元曲更少格律、语言和风格上的限制，因而能更为自由地表达作者所希望表达的一切。

    元代的作家们，天才地把元曲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而且细微、真切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情绪与感受：他们的欢乐与烦恼，喜悦与遗憾，渴望与失望……以及深藏在这背后的爱与恨。他们的描绘又是那么的淋漓尽致、曲尽人情，那么的动人心魄，尽管我们没有听到而且再也无法听到那些存于我们想象中的音乐的旋律。这便是元曲，史诗般的文学。

    元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散曲，它又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类似于宋词，多是独立的曲子；套数则是由不同曲牌联缀而成的组曲。二是杂剧，即以北曲演唱的戏曲。三是戏文，即以南曲演唱的戏曲。

    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有“词山曲海”的说法，比喻曲作的数量之多，浩如烟海。但由于元曲是非正统的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流散十分严重。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个收藏、出版和研究元曲作品的高潮。清代是寂寞的，对于元曲来说。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思潮的兴起，使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通俗文学，寻找文化与艺术的本真，寻找对抗正统的利器。于是，元曲再一次被发现和重视。

（有删改）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 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毋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所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喊打造文化？仅仅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么？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 ——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作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还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哨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地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拇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选自冯骥才《文化可以打造么？》）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能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实际并非“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三种境界分别引自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句。若自原词观之，晏殊的“昨夜西风”三句不过写秋日之怅望；柳永的“衣带渐宽”二句不过写别后之相思；辛弃疾的“蓦然回首”三句不过写乍见之惊喜。这些词句与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其相去之远，真如一处北海一处南海，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势，而王国维先生竟将其比肩而立，这只是由于联想而已。

    “联想”原为诗歌创作与欣赏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就创作而言，所谓“比”，所谓“兴”，所谓“托喻”，所谓“象征”，其实无一不是源于联想，所以螽斯可以喻子孙之盛，关雎可以兴淑女之思，美人香草，无一不可用为寄托的象喻，大抵联想愈丰富的，境界也愈深广，创作如此，欣赏亦然。

    不过欣赏者之联想与创作者之联想又微有不同。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为具体之意象；欣赏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作品中所表现的具体的意象，由联想而化为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与思想。

    创作者的联想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简明的例证，其一是李后主“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其二是秦少游“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自“离恨”到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自“回肠”到金炉断尽的“篆香”，这当然是联想。而“离恨”和“回肠”是抽象的感情，“春草”和“篆香”则是具体的意象。使读者自此具体之意象中，对抽象之感情、感觉、思想，得到鲜明生动的感受，这是创作者之能事。

    至于欣赏者的联想，则我们自《人间词话》中就可以找到两个例证，其一是评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的话，王氏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其二是评冯延巳《鹊踏枝》词的话，王氏云：“‘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自“菡萏香销翠叶残”到“美人迟暮”；自“百草千花寒食路”到“诗人之忧世”当然也是联想，而“菡萏香销”和“百草千花”是具体的意象，“美人迟暮”之感和“诗人忧世”之心则是抽象的感情，自作品具体之意象中，感受到抽象的感情、感觉和思想，这是欣赏者之能事。

    这种由彼此之联想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成的相互触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感应，而且这种感应既不必完全相同，也不必一成不变，只要作品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真切而深刻的感受，就已经赋予这作品以生生不已的生命了，这也就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以为欣赏单只着重联想，而便可以将作者之原意完全抹煞而不顾，我只是以为一个欣赏诗歌的人，若除了明白一首诗的辞句所能说明的有限的意义之外，便不能有什么感受和生发，那么即使他所了解的丝毫没有差误，也不过只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愚子而已；反之亦然，若一个欣赏诗歌的人，但凭一己之联想，便认定作者确有如此之用心，那么即使他所联想的十分精微美妙，也不过只是盲人摸象的痴说而已。所以我以为对诗歌之欣赏实在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要由客观之理性对作品有所了解，其二是要由主观之联想对作品有所感受。

    《人间词话》三种境界之说，当然只是王国维由一己主观之联想所得的感受，但王氏的可贵之处则在他并不将一己之联想指为作者之用心，他还能以他自己的感受给其他读者一种触发，将其他读者也带入了一个更深广的境界，虽然每个人之所得不尽相同，但每个人却都可以就其不同的感受而将之加深加广，这种触发的提示岂不是极可贵的么？

（节选自叶嘉莹《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有删改）

    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的家长用于训诫、教育子弟后代的文字。它包括家诫、家规、家书、家范、家箴、家语、遗训等形式。

    家训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从周文王的《诏太子发》算起，成文的家训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历代的名人志士、文家学者、文武大臣多以家训的形式训诫子弟、垂饬后代。这些家训有不少一直流传到今天，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很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有些家训收集了不少警世哲语，并将这些警世哲语加以编排、分类，读来朗朗上口，对今人也颇有警策意义。有些家训，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除了教子、治家等内容外，还涉及音乐、风俗等内容，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家教百科全书了。

    一般来说，家训的内容包括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立志、气节、为政等几个方面，其中又以修身、处世、治家为最主要。

    封建士大夫历来重视对子孙后代的人格教育，反映在家训中，就是勉子立志、劝子为学、教子修身的内容。教子为学方面的家训，关于学习方法和治学态度方面的论述所占比例极大，尤其在家书中，更是占绝大部分。其中如“志当存高远”、“有志者当勉学以就业”、“君子忧天下不忧个人”等，足可让人奋发；“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正不可不守”、“清白之家，当以家声为要”等，又足可让人守定气节，义不受辱；反映戒骄戒躁、反躬自省、节欲制怒、淡泊寡欲等思想的力诫之言也举不胜举。

    因为是“家训”，所以“治家”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盛行宗法制度下的大家族，所以“治家”不仅仅是父慈子孝，耕读传家，而且包括了相当部分的有关宗族礼法、墓域祸堂、田产房屋、奴仆侍役等方面的规定。其中立家以勤俭为本的思想为主，中间还夹杂安贫乐道、耕读传家、教子当早、教子当严、齐家以和、忍让兴家、教子以正等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今天应该加以弘扬的。

    已广为人知的家书，是家训的一种重要形式。家书往往随事而写，有感而发，尽管不很系统，但富有情感，词气真切。在家书中，有的直接点出了教子的主题，如西汉刘向的《诫子歆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

    与家诫的板起面孔的训诫相比，家书中那些妮娓道来的长者之言，更富于感染力，更能启发、教育和鼓舞下一代。如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鼓端淑的“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为者亦难矣”，左宗棠的“志患不立，尤患不坚”等，都是家书中的教育名言。这些名言，今天读来，仍使我们的心大为之震撼。

（选自《华人时刊》，2011年第十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