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肉包 我的香蕉

张珠容

    ①肉包和香蕉的味道，曾经充斥在我童年中的某一段时光。

    ②12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父母带着我四处求医。在省城的一家大医院，病情终于得到确诊，医生建议给我做手术。慌忙为我办理了住院手续后，母亲就离开了。这几个月的奔波已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花去大半，母亲必须回去为我筹集动手术的钱。

    ③病房里尽是惨白的颜色，我的心情愈加沉重。大部分时间里，我喜欢静静地坐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或许是怕惹我心烦，守在我身边的父亲也总是小心翼翼地陪我一起沉默。

    ④只有每天清晨，才是父亲最活跃的时候。他总是早早起床，冲出门去，买回4个肉包，当做一天的饭菜。肉包是小贩们提来叫卖的，数量有限，很多人抢买。我好奇父亲为什么总要去买肉包，父亲抱怨说医院的饭菜味道太怪，他吃不习惯。我的看法倒与他不同。医院的饭菜里有我从没吃过的豆芽菜，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肉制品，香甜可口。所以，每到饭点，我吃饭配菜，父亲吃肉包，配一碗清汤。肉包的味道很浓，经常惹来病房里其他人的小声抱怨，但父亲还是雷打不动地买，雷打不动地吃。

    ⑤过了几天，母亲筹集的钱寄来了。当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父亲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什么话也没说。但我能感受得到，父亲是想鼓励我坚强、别害怕。年幼的我对手术难免恐惧，但我努力对父亲挤出微笑，直到他的身影渐渐离我而去。

    ⑥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病房。父亲趴在我的病床旁睡着了。我刚试着动了下身子，父亲就一个激灵坐起来，怜爱地摸摸我的头，问我想吃点什么。

⑦我很想对他说，我想吃李子、桃子或苹果。李子和桃子是我们县城最常见的水果，我怀念那种味道。而苹果是我很少能吃得到的，一直对我充满诱惑力。但话到嘴边立刻就被我改了——“我想吃香蕉。”我轻轻地对父亲说。我观察过，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李子、桃子和苹果的标价都在每斤3元以上，唯一便宜的就是香蕉，每斤1.5元。

    ⑧父亲很乐呵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就提了一串香蕉进来。虽然我并不爱吃香蕉，但为了帮父亲省点儿钱，此后的20天里，只要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都会回答“香蕉”。

    ⑨出院回家后，有一天，母亲要出门买东西，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没想到，我和父亲同时指着对方喊到：“只要不给她（他）买香蕉（肉包）就行！”母亲一头雾水，而我和父亲只是相视一笑。是的，只是笑，不必要说什么。原来，我和父亲都早已猜透了对方的秘密——我岂会不知道，父亲啃肉包是为了让我能吃医院里的好饭菜；父亲也早就明白，我要香蕉是故意为他省钱。

    ⑩肉包和香蕉，承载着我们这对清贫父女心有灵犀的默契。很多时候，最深沉的爱，往往无需言明，埋于彼此的心底，默默享受，便已足够。

《水浒传》中“血腥描写”的相关争论

    《水浒传》中有关食人、虐杀与滥杀行为的“血腥描写”并不多，但因多附着于人物和情节之中，所以显得刺目虐心，为许多读者所诟病，近今甚至成为某些学者以“暴力崇拜”否定《水浒传》价值的主要根据。

    再加上《水浒传》被多次改编搬上银屏，其“血腥描写”的影响无可避免地被放大，从而引出对《水浒传》影视的否定与批判，并延及对《水浒传》价值与传播的质疑。

    吴世昌动议禁演《武松》。1982年2月27日，由山东电视台拍摄的十八集电视连续剧《武松》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前四天，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红学家吴世昌致函中央电视台指出：《水浒》这部小说中……最残暴、最野蛮、最无理的凶杀情节正是武松《血溅鸳鸯楼》这一回。除了他的三个“仇人”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外，他还杀了……十七人。这被杀害的十七人，除夫人外，都是封建社会中受压迫的“下等人”，而武松自己的出身却是“都头”（相当于警察局长），这种故事，也算是“农民革命”吗？……在《血溅鸳鸯楼》这一故事中，武松宣布他的杀人哲学是：“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不是一种疯狂嗜血的杀人哲学吗？ ……因此，我紧急动议：立即停止播映《武松》这类货色！

    2010年，基于以上基本相同的事实，长期旅居海外的刘再复指《水浒传》等为“中国人的地狱之门”。2014年，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提议“禁播《水浒》”，认为《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

    潘知常等学者对《水浒传》也多有责难，认为《水浒传》描写的是“暴力盛宴”，要求踢出《鲁提辖》，打倒《林教头》，撵走《武行者》，主张将《水浒传》从四大名著中扫地出门，将《水浒传》从中学课本中彻底删除。因为在他们看来，读《水浒传》只会助长人们的暴力倾向，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在他们眼中，像李逵等，不过是个嗜血者，最多是“淳朴的嗜血者”。

    另有学者认为：读者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是以审美的感受为标准，而不是用科学和道德的标准来接受和衡量的，不能用文化批判、道德批判代替审美批判。任何理解都必须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参照，而且是整个文本，而不是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必须是审美欣赏，而不是实用价值，否则就是胡言乱语，无稽之谈，成为对文本的误读，甚至歪曲。就像我们读《背影》不能只读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读《水浒》也不能只盯着“暴力”“血腥”。

    山东师大教授杜贵晨：《水浒传》中包括食人、虐杀与滥杀等“血腥描写”，既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又是上古文化传统的产物，同时是当时小说写人艺术由“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之幼稚与蒙昧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进阶。读者只有以历史与美学的观点，对《水浒传》主旨、总体构思及叙事写人艺术作全面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这些“血腥描写”产生历史的同情与审美的接受。至于某些人以《水浒传》“血腥描写”是“宣扬暴力”的指责，则是非文学或不善读书及杞人忧天的批评。《水浒传》通过有关描写已表示了对“血腥”行为的否定。当前，《水浒传》阅读与传播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需出现与时俱进的关于《水浒传》乃至其他古典小说的研究与批评，以扶正纠谬，探幽烛隐，引导构建名著阅读与传播“新常态”。

    网友“轻烟残月”：《水浒》中的一些情节的确过于暴力，即使“不说禁播，起码要从名著中剔除。这么一部把杀人狂、无良灭门者、开黑店卖人肉等恶人都歌颂成英雄，还脑补打败辽国，这种负能量爆棚的（作品）跟其他三大经典并列名著，太亵渎其他经典了”。

    网友“影子”：“《水浒》中的英雄个个杀人无数，血腥暴力，堪称恐怖分子中的杀人冠军军团，价值观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相差甚远。”

    网友“007”：我活了二十多年，也亲身拜读、受教过《水浒》，向来不知道这本书竟然能够引导中学生的价值观念。如果这本小说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的话，我想社会也不至于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青少年犯罪率升高’就迁怒怪罪于这本书，那是否为了禁止早恋，就废止《红楼梦》；怕老百姓学得有心眼儿，是不是也应该把《三国演义》焚毁了？”

    网友“郁崇幽”：如果《水浒》和时代不符，暴力情节太多，那么抗日游击战争中那么多的情节和时代相符吗？这些都不暴力吗？代表们能不能关注点实在的问题！禁播《水浒》的提议，没有文化真可怕。

    《水浒传》的传播与接受确实受到了来自政治和道德伦理方面严峻挑战，其所反映的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与转型中一个有关古典名著理解与对待的严重困局。为此，有关《水浒传》“血腥描写”的理解与评价，不能不成为当下为《水浒传》阅读与流传解困的第一要紧的话题。

国涛先生二三事

王祥夫

作为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评论家、作家，李国涛先生60多年来笔耕不辍，左手创作评论，右手编辑，为山西文学的发展、山西作家的成长多有贡献。2017 年8月31日，李国涛先生仙逝。今特刊发作家王祥夫的忆念文章，以表达追思之情。

——题记

国涛先生口音很重，当然是徐州的口音，他的口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别“侉”。但你不会听不懂。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已不再做主编，感觉他那阵子很闲适，见面只说说散文，说说某某的文章。他那一阵子力荐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你没有我给你一本，我说有。有一次，他忽然给我寄来一张照片，他本人的半身照，他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有一只鸽子落在他的手上。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无意中有只鸽子飞到手上挥之不去。他在信中还要我把这张相片给某某看一下，我当即明白，他心里是不愉快的，他其实对有些事情是不屑的。

国涛先生是个文化人，东四条唯一有文化气息的老人，及至他后来用“高岸”的名字发表小说，长篇中篇短篇加起来，真是吓我一跳。当时我很吃惊，我对他说，你这是老树开花，他只是呵呵笑。就是那次，他请我给他治印，印文为“高岸”二字，我当然答应，并且多给他刻了一方，七字白文：“老树著花无丑枝”。他看了喜欢，说，要钤( qián，印)在书上是不是有点不谦虚?我说，你不是老树吗?你那些新写的小说不是花吗?他瘪(biě) 了嘴哈哈笑，很开心。没过多长时间，他要

我再给他刻一方七字印：“抛却心力做诗人”。亦是白文，我那时只刻白文，嫌刻朱文麻烦。

国涛先生送我书，书上的两方印，一方就是“高岸”，另一方是“抛却心力做诗人”。一方正方略小，另一方也是正方而略小。

我去国涛先生家看他，带一点新绿茶，他马上就沏了喝，他一杯我一杯，且说些散文事。我让他给《羊城晚报》写点随笔，他说那边没认识的编辑，我说你给唐朝人，我对他说一声。国涛先生便写起，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又一次，他要我送他画，我自然乐意，便画三尺山水送他。他看过我送他的画，一高兴就去了里屋，很快拿出一卷东西打开让我看。那是他父亲画的山水，是四条屏，尺寸是四尺对开，不能说小，用笔是仿四王且一笔不苛。再细看，笔笔相接处法度亦严谨，而且四条均没设色。国涛先生说“我的父亲”，只四字，再没下文，登时顿住。我想他大概是怀念他家大人了。

再有一次，坐着闲聊，他问我现在写字作画研不研墨，我说要研，松烟漆烟是不一样的。他问我用什么砚，我说我家的砚很多，但我一直用我父亲生前常用的那个锅底砚，是老端，猪肝紫，很好用。国涛先生看着我，当即沉吟起来，说现在用砚的人不多了，过去我家的砚真多。我想知道国涛先生家到底有多少砚，就问他，有多少?他说了一句话，又吓我一跳。他说，过去他家的砚如果垒起来就是一堵小墙。他这么一说，我当下痴在那里。

国涛先生的小文章好看，有味道，能写他那样好文章的人东四条再无第二。国涛先生从不用电脑，手写，也就一稿，不怎么修改。我对他说还是改改好，他说，习惯了，就这么吧。

我很喜欢国涛先生。

(选自2017年9月1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