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阳光

熊红久

    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被流放至汨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郢都，顿时感到支撑生命的最后一点亮光熄灭了。

    当他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给江边渔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清澈与江水的澄明合二为一了。我知道，这是屈子为保留个体纯净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文化祭坛上最高尚的选择。

    最终，三闾大夫坐在了汨罗江边，坐在了五月初五的阳光里，把最后的生路溺死水中。怀中石的沉重，恰如其心，所以屈原是抱着自己冰凉的心，走进激流之中的。而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而永远被世人铭记。一个普通的节日，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而内涵充盈。

    端午，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

    节日的寿命当然要比人的寿命长久许多，所以，三闾大夫把自己的傲骨托付给了这个日子。在结束自己肉体生命的同时，也放射出了精神的光芒。被江水灌洗的灵魂，犹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刺痛了后人的视线和思想。我知道，这种深入骨髓的隐痛，来自时间深处的行吟，一个背负着深重苦难，行走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答案。所以，端午节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溯流而上的文化追源，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一个诗人的陨落，唤醒了一种文化的崛起，就像屈大夫生未能拯救楚国，却用死成就了《离骚》一样。忽然觉得，端午节其实更像是包裹粽子的苇叶了，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密密细细地包藏起来，让我们极具耐心地一层层打开，最后领略到事物的真相。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糯米的黏质，糯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如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

    我对端午节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那时候的小学课本，还没有涉及“楚辞”或者《离骚》的片言碎语，文化不高的母亲也无法给我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好在粽子并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所蕴含的味道。所以，我总会把端午节和甜香黏软的糯米联系起来。这使得整个贫乏的生活，还能透射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像枯枝间的芭蕾，渗漏出些许隐秘的春意。

    现在看来，那些夹杂在一年日历中为数不多的能激发我们饮食向往的节日，早已成为精神上抵挡艰难生活的盾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些值得回味的生活而向三闾大夫叩谢。对童年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充满人情关怀的节日啊！那种甜腻的感觉，一直泛舟舌津。

    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殇》和汨罗江，知道了每年这一天，人们蜂拥江岸，插艾蒿、挂菖蒲、吃粽子、竞龙舟，把一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历史会在很多场合拐出一道弯来，就像屈原投江时所选择的河泊潭一样——它是汨罗江注入洞庭湖口前的弯曲处。这种弯道，对河流而言，只是改变了水的流向；对三闾大夫而言，却是以生命为笔，填充了历史的章节，引领了情感的走向。许多典故都停泊在河流的弯道，这些远航至此的细节，因为承载了有温度的夙愿，使得坚硬的历史柔软了许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结局让历史的叙述更具悲情。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粽子时，心情会沉重许多。

    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分享一种传统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只在关注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其中蕴含的真谛，却很少探究了。因为时空的距离，让来源变得愈加缥缈和混沌。好在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决方式，它让时间淡化了一个国家的破碎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品质的高贵。它让我们穿越两千三百年的距离，聆听到了一条河流古老的潮汐。这时候的端午，或许更像是一缕阳光，从汨罗江的源头流淌过来，映照着江边每一位过客的内心。

    我知道，有些品格是无法超越的，它更像一面古镜，端放在我们必经的路口，让人们从历史影像中，找到现实的映像。

（有删改）

    “什么？”老两口同时惊叫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也合不拢了。加林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说：“我的民办教师^①被下了。今天会上宣布的。”

    “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呀……”老母亲手里的舀面瓢一下子掉在锅台上，摔成了两瓣。他父亲急得用瘦手摸着赤脚片，偷声缓气地问：“那他们叫谁教哩？”

    “谁？谁！再有个谁！三星！”高加林又猛地躺在了铺盖上，拉了被子的一角，把头蒙起来。

    老两口一下子木然了，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

    这时候，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窗户纸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中。

    高加林仍然蒙着头。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要掉下来了，老汉也顾不得去揩；那只粗糙的手再也顾不得悠闲地捋下巴上的那撮白胡子了，转而一个劲地摸着赤脚片儿。他母亲身子佝偻着伏在炕栏石上，不断用围裙擦眼睛。窑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锅台后面那只老黄猫的呼噜声。

    外面暴风雨的喧嚣更猛烈了。风雨声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这是山洪从河道里涌下来了。

    高加林听见他父母亲哭，猛地从铺盖上爬起来，两只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他对父母吼叫说：“你们哭什么！我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说罢他便一纵身跳下炕来。

    这一下子慌坏了高玉德。他也赤脚片跳下炕来，赶忙捉住了儿子的光胳膊。同时，他妈也颠着小脚绕过来，脊背抵在了门板上。老两口把光着上身的儿子堵在了脚地当中。

    高加林急躁地对慌了手脚的两个老人说：“哎呀呀！我并不是要去杀人嘛！我是要写状子告他！妈，你去把书桌里我的钢笔拿来！”

    高玉德听见儿子说这话，比看见儿子操起家具行凶还恐慌。他死死按着儿子的光胳膊，央告他说：“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哩！公社、县上都踩得地皮响。你告他，除什么事也不顶，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争不得这口气了；你还嫩，招架不住人家的打击报复。你可千万不能做这事啊……”

    高加林浑身硬得像一截子树桩，他鼻子口里喷着热气，根本不听规劝，大声说：“反正这样活受气，还不如和他狗日的拼了！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哩，咱这人活成个啥了！我不管顶事不顶事，非告他不行！”他说着，竭力想把两条光胳膊从四只衰老的手里挣脱出来。但那四只手把他抓得更紧了。两个老人哭成一气。他母亲摇摇晃晃的，几乎要摔倒了，嘴里一股劲央告说：“好我的娃娃哩，你再犟，妈就给你下跪呀……”

    高加林一看父母亲的可怜相，鼻子一酸，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头痛苦地摇了几下，说：“妈妈，你别这样，我听你们的话，不告了……”

    两个老人这才放开儿子，用手背手掌擦拭着脸上的泪水。高加林身子僵硬地靠在炕栏石上，沉重地低下了头。外面，虽然不再打闪吼雷，雨仍然像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河道里传来像怪兽一般咆哮的山洪声，令人毛骨悚然。

    高玉德头低倾着吸烟，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过了好一会，他才扬起那饱经世故的庄稼人的老皱脸，对儿子说：“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哩！”他又转过白发苍苍的头，给正在做饭的老伴安咐：“加林他妈，你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里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啊！唉！说来说去，咱加林今后的前途还要看人家照顾哩！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哩……加林妈，你听见了没？”“嗯……”锅台那边传来一声几乎是哭一般的应承。

    泪水终于从高加林的眼里涌出来了。他猛地转过身，一头扑在炕栏石上，伤心地痛哭起来。

    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河道里山洪的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得这个夜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了……

（节选自路遥的《人生》第一章，有删改）

【注】①民办教师：高加林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村当上了临时代课教师，就是没有编制的民办教师。

鲜花岭的星星

余同友

    2016年初夏的一天，我到有“将军县”之称的皖西金寨县组织一篇稿件。因为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主编曾提前半年约请了省内外好几位有名气的作家创作有关金寨县红色题材的作品，但她看了后均不满意。于是让我直接到金寨县，看看当地作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作品。

    我在金寨县城宾馆待了三天，翻看事先联系好的本土作家送来的作品，没有发现一篇符合主编大人要求的，索性给自己放一天假，到乡下四处走走。

    一个多小时后，城乡公交到了终点站鲜花岭。同行的一位画家在一幢旧房子前支起了画架，开始画画，我凑到他身后一看，画架上却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画面了，画的应该是夜间的景象：岭上有一角房子，房檐上挂着一只灯泡，灯泡泛着微黄的光芒，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站在夜空下看着前方，前方的山道上，隐约可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戴着头灯，自行车旁跑着一只土狗。山、人、道路等，都画得简约而模糊，反而是夜空上的星星却画得灿烂、清晰。

    老先生，您这是画什么呢？我忍不住问。

    他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幅画从一九九六年画起，我画了二十年了，我每年都要来画一次，可是我总觉得还没有画好，没有画出我想要画的全部内容。

    他说着，从拎包里又掏出了一本笔记本，打开来，本子上记着密密麻麻的字。这样吧，你看看我写的这些，你就明白我要画一个什么样的画了。

    那声音好像是骤然响起来的，愣了好一会儿，李大刚才明白那声音是从床头的电话机里发出的。沈阳林在电话里急切地说，老李，不好了，黑鼻头怕是难产，小牛硬是不肯从它肚子里出来。

    他穿戴好，背上药箱，推出自行车，抬头看看夜空，天上繁星点点。他整了整头上的矿灯，在眼前打开一条明亮的道路。土狗花子立即箭一样冲了出去。

    沈阳林住在岭下，从岭上到岭下有十里的样子。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时，他们在江边小镇被整编到一个连队。半夜里突然下起了雪，冷气钻进单薄的棉衣，冻得人直哆嗦，而他们就是要趁这样的夜晚强渡，漆黑的大江对岸，有数倍于他们的敌方兵力在围堵。沈阳林指指头顶对他说，对老天发誓，如果我们能活着回到鲜花岭，那我们就待在那里，一起待到老。他说着，伸出了一只手，李大刚握住了他的手，冷冷的风雪中，他感觉到了对方手心里的热气。

    当年，从金寨转战川陕，长征后，又接着是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俩人都被安排在天津市。两个人一起跑到老领导面前哭闹，就是要回家。他们回到了安徽，从省城，六安地区行署，一路降格降到了县城、镇里，他们始终不愿意，硬是闹着，回到了鲜花岭，胜利争取到了做自己以前的老本行，一个还是当兽医，一个还是当牛司令。

    沈阳林的耳朵还很灵敏，听到花子的叫声，他已经在门口迎接李大刚了。你慢点，他对李大刚喊，那里有个小土坎。李大刚说，知道了，黑鼻头呢？还在牛栏里吗？

    在呢，还是没有出来！

    李大刚蹲下身子，拉起黑鼻头的牛鼻栓，示意沈阳林扶着黑鼻头的后腿，努力让它站立起来。他拼命地拉着黑鼻头，像拉着一艘沉重的搁浅的船。

    他的手深入黑鼻头的骨盆腔，试着将小牛犊向后推，过了快二十分钟，小牛犊才被推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李大刚擦擦满头的大汗，又让沈阳林给他点了一支烟，等到一支烟吸完了，他指指布绳说，好了，先把腿拉出来。

    ……终于，小牛犊的头部露出来了。腰也露出来了。哗，牛犊整个拖出来了。

    沈阳林想站起来。可是，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腿肚里好像被抽空了，支撑不起他的身体了，他不禁哼哼起来。

    站不起来了吧。李大刚说着，托着沈阳林的大腿帮着他，他听到沈阳林的膝盖发出喀喀声。沈阳林站起来了，又反过来伸手拉他，他听见自己的关节也咯吱直响，像转动不灵的门轴。

    星星散落在头顶，其中，启明星亮得最为耀眼。当年，他们都是哨兵，看得最多的就是头顶的星星，各种季节的星星，各个地方的星星，还是鲜花岭的星星最好看。

    他见我看完了，便微笑着向我点点头。

    我有些明白了，我说，您要画的是那样一个夜晚，在星空下面，两个老人的故事。

    两个回乡的老红军。他说。

    老画家对着远处轻声说，好像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说给远山听的：李大刚就是我父亲，他回去后，可能因为太劳累了，第二天就悄然离世了。父亲走了，沈叔叔也走了，只留了这幢房子，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可我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有新鲜的感受，我要把这些新鲜的感受再添加到我的画里去。

    我正准备说什么，手机响了，是总编打过来的。怎么样了？她问。

    找到了，我大声说，主编，我确定我找到了！

最后的下午茶

龙应台

    ①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②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习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③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④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个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 ， 我们谈下去谈下去，彻底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⑤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⑥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绚丽。

    ⑦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⑧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⑨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⑩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⑪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⑫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⑬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⑭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著，因为他深信，真的相信：____________。

    ⑮我看见一个伟大光明的人格。

——原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有删改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台湾《中国时报》创始人。

三三（节选）

沈从文

熟人都说看到三三是在糠灰里长大的。一个堡子里的人，都愿意得到这糠灰里长大的女孩子作媳妇，因为人人都知道这媳妇的妆奁是一座石头作成的碾坊。照规矩，十五岁的三三，要招郎上门也应当是时候了。

三三大了，有时听到堡子里的锣鼓声音，或是什么人接亲，或是什么人做斋事，“娘，带我去看。”又像是命令又像是请求的说着，若无什么别的理由推辞时，娘总得答应同去。预备回家时，打灯笼走夜路，三三不能常常得到这机会，却常梦到一人那么拿着小小红纸灯笼，在溪旁走着，好像只有鱼知道这回事。

当真说来，三三的事，鱼知道的比母亲应当还多一点，也是当然的。三三在母亲身旁，说的是母亲全听得懂的话，那些凡是母亲不明白的，差不多都在溪边说的。溪边除了鸭子就只有那些水里的鱼，鸭子成天自己哈哈哈的叫个不休，哪里还有耳朵听别人说话！

有一天，三三回碾坊来，快到屋边时，黄昏里望到溪边有两个人影子，有一个人到树下，拿着一枝竿子，好像要下钓的神气，三三心想这一定是来偷鱼的，照规矩喊着：“不许钓鱼，这鱼是有主人的！”

就听到一个人说：“谁说溪里的鱼也有主人？难道溪里活水也可养鱼吗？”

三三听到人家取笑她，声音好像是熟人，心里十分不平！

就冲过去，预备看是谁在此掰扯，以便回头告给母亲。走过去时，才知道那第二回说话的人是总爷家管事先生，那男人手里拿的原来只是一个拐杖，不是什么钓竿。什么话也不说了，只低下头笑。头虽低低的，却望到那个好像从城里来的人白裤白鞋，且听到那个男子说：“女孩很聪明，很美，长得不坏。”管事的又说：“这是我堡里美人。”两人这样说着，那男子就笑了。

到这时，她猜到男子是对她望着发笑！三三心想：“你笑我干吗？”又想：“你城里人只怕狗，见了狗也害怕，还笑人，真亏你不羞。”她好像这句话已说出了口，被那人听到了，故打量跑去。管事先生知道她要害羞跑了，故说：“三三，你别走，我们是来看你碾坊的。你娘呢？”

“娘不在。”

三三同管事先生说着，慢慢的把头抬起，望到那生人的脸目了，白白的脸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就估计莫非这人是唱戏的小生，忘了擦去脸上的粉，所以那么白……那男子见到三三不再怕人了，就问三三：“这是你的家里吗？”

三三说：“怎么不是我家里？”

就不理会这两个人，笑着跑去了。

就听到那城里男人说：“女孩子倒真俏皮，照你们乡下习惯，应当快放人了。”

那管事的先生笑着说：“少爷欢喜，要总爷做红叶，可以去说说。不过这磨坊是应当由姑爷管理的。”

三三轻轻的呕了一口，停顿了一下，把两个指头紧紧的塞了耳朵。就坐在溪边的石头上，脸上发着烧，十分生气。心里想：“你要我嫁你，我偏不嫁你！”坐了一会，凉凉的风吹脸上，水声淙淙使她记忆起先一时估计中那男子为狗吓倒跌在溪里的情形，可又快乐了。

到宋家时，宋家婶子正说起一件已经说了一会儿的事情，只听宋家妇人说：“……说是养病，……脸儿白得如闺女，见了人就笑，……谁说是总爷的亲戚，总爷见他那种恭敬样子，你还不见到。福音堂洋人还怕他，他要媳妇有多少！”

母亲就说：“那么他养什么病？”

“谁知道是什么病？横顺成天吃那些甜甜的药，什么事情不做在床上躺着。在城里是享福，到乡里也是享福。老庚说，害第三期的病，又说是痨病，说也说不清楚。谁清楚城里人那些病名字。依我想，城里人欢喜害病，所以病的名字特别多；我们不能因害病耽搁事情，所以除打摆子就只发烧肚泻，别的名字的病，也就从不到乡下来了。”

另外一个妇人因为生过瘰疬，不大悦服宋家妇人武断的话，就说：“我不是城里人，可是也害城里人的病。”

“你舅妈是城里人！”

“舅妈管我什么事？”

“你文雅得像城里人，所以才生疡子！”

这样说着，大家全笑了起来。

母女两人回去时，在路上三三问母亲：“谁是白白脸的客人？”母亲就照先前一时听人说过的话，告给三三，堡子里总爷家中，如何来了一位城里的病人，样子如何美，性情如何怪。

第二天三三的母亲到堡子卫去，在总爷家门前，碰到那个从城里来的白脸客人，同总爷的管事先生。那管事先生告她，说他们昨天曾到碾坊前散步，见到三三，又告诉三三母来说，这客人是从城里来养病的客人。到后就又告诉那客人，说这个人就是碾坊的主人杨伯妈。那人说，三三长得很好，很聪敏，做母亲的真福气。说了一阵话，把这老妇人说快乐了，在心中展开了个幻景，忙匆匆的回到碾坊去，望着三三痴笑。

（有删改）

收 麦^[注]

孙犁

古老传言：“争秋夺麦。”麦收的工作，就在平常年月也是短促紧张的。今年所害怕的，不是一场狂风，麦子就会躺在地里；几天阴雨，麦粒就会发霉；也不是担心，地里拾掇不清，耽误了晚田的下种。是因为城里有日本侵略者，子午镇有张荫梧，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企图抢劫人民辛苦耕种的丰富收成。

这几天，城里的敌人，不断用汽车从安国运来空麻袋，在城附近抓牲口碾轧大场。子午镇的村长老蒋，也正在找旧日的花户地亩册子，准备取消合理负担，改成按亩摊派。

敌人是为麦子来的。

抗日县政府指示各区：要组织民兵群众，武装保卫麦收。指示规定邻近村庄联合收割。芒种和春儿都加入了民兵组织，每天到河口放哨。高四海担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护麦大队长，他的小屋又成了指挥部。

白天收割河南岸的麦子。高四海到各家动员了，秋分又分别动员了那些妇女们。农民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拿着镰刀在堤坡上集合。他们穿着破衣烂裳，戴一顶破草帽，这些草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紧张的麦收，抵御过多少次风雨的袭击。高四海从小屋里出来，肩上背一支大枪，腰里别一把镰刀。用过多年的窄窄白镰刀，磨得飞快，它弯弯的，闪着光，交映着那天边下垂的新月。高四海站在队前，只说了几句话，就领着人们下地去了。

这队伍已经按班按排分好，一到指定的地块就动起手来。割得干净，捆得结实，每个人都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这不是平日内部竞赛，这是和对面的两个敌人争夺。胶泥地是割，河滩附近的白土地，就用手拔。抡着拔起的麦子，在光脚板上拍打着，农民们在滚滚尘土里前进。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大车队在村东村西两条大道上，摇着鞭子飞跑。秋分领导着妇女队，担着罐茅篮，从街口走出，送了中午的饭菜来，也有人担来大桶的新井水。小孩子们也组织起来了，跟在后面，拾起农民们折断和遗失的麦穗儿。

晚上，民兵和收割队到河北去。三天三夜，他们把麦子全收割回来，地净场光，装到各家的囤里去了。田野像新剃了头似的，留下遍地麦茬，春苗显露了出来，摇摆着它们那嫩绿的叶子。

我们的军队，正在平原的边界袭击敌人。这是新成立起来的队伍，最初几天，想办法避开了敌人的主力。不分昼夜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布置的包围圈。对于刚刚参加部队的农民来说，行军就是一种作战准备，在行军中，组织严密了，纪律的感觉加强了，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判断情况，决定动作，掌握敌人运动的规律，并且看穿它的弱点。

晒麦子的天气，白天焦热，一到夜晚，天空是清朗的，星星是繁密的。五龙堂村边平整光亮的打麦场，是农民们夏季夜晚的休息场所，一吃过夜饭，人们就提着小木凳，或是用新麦秸编制的小蒲墩来了。在场院中间，是一个夜晚也在闪着银光的、发散着香味的高大的麦秸垛。

农民们坐在风凉的地方，舒缓白天的疲劳，庆贺护麦的胜利。妇女们刷洗了锅碗，挂上大门，也跟在后面来了。她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扯着宽大的麦秸垫子，铺开了坐在男人的后边。孩子躺在怀里，她们拍打着，哼哈着，什么时候孩子睡实了，就把他放到草垫上去。

这是阖村欢乐的时候、邻居畅谈的时候，然而她们只是静静听着。夏季的晚风吹拂着的妇女们，脚踏着收获过的土地，头顶着明媚的星斗，从这里听到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战争，知道了多少攻防斗智的故事？为那些悲欢离合的情景、多灾多难的人物，她们流过多少眼泪，发出过多少轻声的欢笑啊！

虽然都说“听书长智，看戏乱心”，乡村的文化生活，很早就有了明显的阶级界限。地主田大瞎子，在酒足饭饱以后，在他家的场院上，讲说“三国”。他说这真是一部才子书，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从这一部“圣叹外书”得来的。可是去听他讲演的，只是村中那些新旧富户、在外面发财的商人、年老退休了的教员。农民们进不去，也不愿意进去，他们都是跑到五龙堂来，听些庄稼玩意儿。

这几天，五龙堂的打麦场上，变吉哥正在说唱新编的抗日小段。他说的是梨花调，一定得请高四海来给他伴奏弹弦。高四海很忙，顾不上弄这个。可是那些书迷们，一到天黑，就给他们摆好桌子，放好板凳，还从做饭的大锅里舀来一大壶开水。又有人把鼓板弦子取了来，任凭他怎样推托，也不能不来一段了。

变吉哥说书的兴致是非常高的。这在他也有一套想法：既然自己拔麦手疼，背口袋背不动，能在文化宣传工作上下些功夫讨些彩，不也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每当他唱完一段，说天气不早该休息了，明天还要去耩晚棒子的时候，有几个青年农民说：“变吉哥，不要紧，再来一段。明天一早，我们背上种式去给你耩地，连饭也不吃你的，还不好吗？”

变吉哥，就又抓起壶来，润润嗓子，扬着两块用破碎的犁铧砸成的铁片，叮当地说唱起来了。实际上，你就叫他说个通宵，他也是高兴的。

农民们听得入迷，真是鸦雀无声。直到西北角上变了天，云彩一涌一涌地上来，甚至已经在滴着雨点了，他们还不愿意散。一边往树底下躲，一边说：“说完，说完。下紧了再走！”

其实呀，并没有惊人的场面、离奇的故事。变吉哥不过是把这次五龙堂人们的护麦斗争，稍加编排，添些枝节，大致上是按实情实事说唱一番罢了。

（有删改）

[注]选自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