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刘

冯骥才

    ①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有时呆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②快手刘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他两只手各拿一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只碗下边扣着两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只茶碗下边去了。

    ③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把一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我看见了！”“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行！我说准了！”我一口咬定。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手的茶碗翻过来。“瞧吧，在哪儿呢？”咦，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难道球儿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个球儿居然又都出现在碗里边。四周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之声。“你输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我臊得脸皮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人圈后边去了。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

    ④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正当壮年，精神饱满，肉重肌沉，皓齿红唇，乌黑的眉毛像用毛笔画上去的。他一边变戏法，一边卖糖，一双胖胖的手，指肚滚圆，却转动灵活。这双异常敏捷的手，大概就是他绰号“快手刘”的来历。

    ⑤我上中学以后就不常见到快手刘了。只是路过那路口时，偶尔碰见他。他依旧那样兴冲冲地变“小碗扣球”。

    ⑥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了。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的情景，就像鲜活的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了的回忆。谁能使过去的一切复活？那去世的外婆，不知去向的挚友，妈妈乌黑的鬈发，久已遗失的那些美丽的书，那跑丢了的绿眼睛的小白猫……还有快手刘。

    ⑦高中二年级暑期，我回家度假。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心中怦然一动，竟是快手刘！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但人已经大变样子。十年不见，他的模样接近了老汉。饱满的曲线没了，脸盘仿佛小了一圈，眸子更没有当初左顾右盼、流光四射的精神。这双手尤其使我动心——他分明换了一双手！手背上青筋缕缕，污黑的指头上绕着一圈圈皱纹，好像吐尽了丝而皱缩下去的老蚕……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笨拙地翻来翻去，那四个小球儿，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他的手不灵了！孩子们叫起来：“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哪！”“指头中间夹着哪！”

    ⑧我也清楚地看到，在快手刘扣过茶碗的时候，把地上的球儿取在手中。这动作缓慢迟钝，失误就十分明显。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刘张开手，快手刘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朝孩子们尴尬地掬出笑容。这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好像一个皱纸团。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是在碗里呢！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这些稚气又认真的孩子们偏偏不依不饶非叫快手刘张开手不可。他哪能张手，手一张开，一切都完了。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刘这一副狼狈的、惶惑的、无措的窘态。多么希望他像当年那次——由于我自作聪明，揭他老底迫使他亮出一个捉摸不透的绝招，小球突然不翼而飞，呼之即来。如果他再使一下那个绝招，让这些不知轻重的孩子们领略一下名副其实的快手刘而瞠目结舌多好！但他老了，不再会有那花好月圆的岁月年华了。

    ⑨我走进孩子们中间，手一指快手刘身旁的木箱说：“你们都说错了，球儿在这箱子上呢！”孩子们给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眼角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的快速度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球在哪儿呢？”孩子们问我。快手刘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瞧，就在这儿哪！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

大风刮过

邢永贵

    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在不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它要刮过去，比任何一场风讲信用，比任何一场风猛烈，比任何一场风彻底，也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可是大风在没有变成大风之前，我只能叫它风。

    此刻，风从我身旁起步。

    风从我脚下启动脚步。我脚下的大地开始不安起来，我从不怀疑脚下的大地对风有所谓恐惧，不会的，大地要比我们的内心沉稳得多。这是大地在抗拒风的诱惑。风用远方向此地，用多维向二维，用轻向重，用抽象向具体发出了邀请。大地终于动摇了，在二月的风里，大地微微颤动着，在宇宙里，它一定像一个刚刚点火的发动机。它的能量不是来自燃料，而是来自风热情的手臂。

    风当然是有手臂的，它先绅士一样向大地做出了邀请，之后，它又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挥动起了手臂。它的手臂摇动了地面上的草茎、麦苗，摇动了马的鬃毛和墙上的枯草。风用手一遍遍摸过大地，去秋落下的树叶，不知什么时候丢掉的纸片，都随着风的方向去了。风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们紧紧攥住，牢牢地掌握在手心里。这些我们无从把握的事物，总有能把握它们的力量。风就是其中之一。

    风从我脚下起步以后，开始还是中规中矩的，它只是在我的身边走动。但很快它表现得焦躁起来，它加快了脚步，想要离开我，去寻找新的栖所。我能说什么和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它是－－风。它要是蜗居于一隅，它就不是风。风是自由的，飘逸的，它也是散漫的，不受羁绊的。风向往着天空，风要从一个新的高度上打量这个它不可理解的世界。

    风开始高出地面，高出麦地，高出马背，也高出了墙头。风的脚还在地面上，可它的身子已经在空中了。风变得粗大，风也开始伸长，风要用自己的身体让世界更充实。风并不认为吹动一根牛毛比撼动人心更容易。只要想做，风从来都是一心一意的。风攀上了树梢，树梢颤抖起来。风越过墙头，追逐喧嚣不已的人们。风掀动人的衣襟，它要让自以为是的人从内心惧怕。风要把自己吹进人的心里去。人们裹紧了衣服，关紧了门窗，从玻璃后面偷偷地看风。

    风在乡村里驰骋，在高楼间巡游。风从来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风的眼睛无处不在。风在窃笑：那些躲在玻璃后面的人们是多么的虚弱。

    风用力拍门。风跑过房顶，晒在房顶上的草粪跟着跑动。风吊在电线上玩秋千，电线发出了“啾啾”的鸣叫，那是恐惧并欢乐着的声音，每一个荡过秋千的人都深有体会。荡得越高，那种伴随恐惧而来的兴奋就越强烈。风在空中乱蹿，它已经像一个酒汉一样不可理喻。

    此时，可以叫它大风了。大风，人们这样叫着，大风却没有答应。大风呼啸着奔驰，大风摇摆着转圈，大风猛然间跌倒在地。大风的脾气终于爆发了。这个世界，没有谁可以与它对话。大风用脚蹭起一阵阵沙土，用衣袖鼓荡着，撒向天空。这是大风的染料，世界此时已无法避免被它任意涂抹的命运。大地是黄的，天空是黄的，人的心里也是黄的。

    但大风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恶作剧。大风用手撕扯世界。它捅破硬撑着的窗户纸，折断已腐朽的树枝，刮翻行将倒塌的建筑以及一切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之极的东西。大风降临，世界的虚伪和软弱被撕开。

    大风把那些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这就成了悲剧。大风还把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那就不仅仅是喜剧了。那些陈年的垃圾，那些已经忘却的伤口，那些不敢面对的丑陋，被大风一一抖落出来，摆在人们的眼前。看吧，善于遗忘、习惯于遗忘、乐于遗忘的人们，看看你们这肮脏的、充满腐气和病毒的生活。

    当大风吹过，人们才发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它并不如美玉般浑圆，也不像铁板似的坚硬。它暗藏了许多肮脏，也掩饰了不少的空洞和虚弱。

    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不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它还要从我们的心里刮过去，带着冬的利刃，同时也带着春天的阳光。它要刮过去，比任何一场风猛烈，比任何一场风彻底，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也比任何一场风讲信用。

    大风吹过，世界安静下来，大地春暖花开。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6年4期，有删改）

流浪的名著

蒋新

    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

    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着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

    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

父亲的一课

王熙章

    16岁那年，父亲送我去一家电脑培训中心学习微机课程，那些枯燥的操作命令很快使我厌倦了。渐渐地，一有空我便溜到与中心相邻的“创世纪”网吧上网玩游戏，几个月下来，我微机知识没学到多少，倒是对那些神奇莫测的游戏入了迷，经常玩个通宵达旦。

    网吧老板是一个过早秃顶的中年男人，在众多网民中，他好像独独对我这个学生特别反感，走来走去总要教训我两句：“玩物丧志，这词儿你懂吗？”

    世上哪有老板赶顾客出门的道理？我对他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只顾在网吧中玩得昏天黑地。

    一天，父亲从乡下到城里来看我。我正痴迷地玩“僵尸与侠客”的游戏，突然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说：“好！精彩，好安逸哟！”

    这话音好耳熟，方言土语在城里极少能听见。我猛回头，只见父亲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那一刻，我有一种做贼的感觉，赶紧站起身，垂手而立。父亲却神情古怪地一把拉住我的手说：“章子，精彩，来，继续玩！”

    我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不但不骂我，竟然让我教他玩游戏。我兴奋地抓住他的手，教他如何选择按键、如何控制鼠标、如何躲避对方的打击、如何出击，没想到父亲学得还真快，不到3分钟便投入于那醉人的游戏中。

    一晃7天过去了。父亲的玩法越来越高明，也越来越上瘾，竟好几天通宵达旦泡在网吧中。

    这时，我的衣袋中只剩下30块钱了。父亲省吃俭用，每月寄400元钱给我做生活费，我却将它们全都消费在了这些醉人的游戏中，刚过了半个月，我的衣袋就快空了，再向父亲要钱，我开不了口。

    那天在网吧里，父亲问我：“章子，身上有钱吗？拿出来，让爸过足这把瘾！”

    一听这话，我的脑袋便“嗡”地一下大了。我家在城里没有亲戚，身上没了钱，我跟父亲在城里如何生活？父亲是个复员军人，只听说他在城里有一个战友叫方伯雄，我到城里来上学，父亲便让我去找方伯伯，可我却压根儿没心思去见那些古板的人。

    那个秃顶的网吧老板又来催缴费了。按每小时两元结算下来，父亲已欠费300余元。眼看父亲翻遍他所有的衣兜，再也没有翻出一分钱来，我心里焦急万分。

    网吧老板呈现出他从未有过的凶相，威胁说：“3个小时内不缴清欠费，就把你们扭送到派出所。”父亲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偷眼看着网吧老板那副讨债不成不罢休的架势，不由胆战心惊。

    我退下手腕上那块花去父亲80元钱买给我的手表作抵押，谁知网吧老板竟然不屑一顾。父亲指着他身上那件过年时新买的呢大衣诚惶诚恐地说：“要不，我、我脱下这身衣服给你？”

    网吧老板用鼻孔哼了一声说：“一个乡下人的破衣服，能值几块钱？”

    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将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在对我的父亲指指点点：“没钱玩什么游戏？乡巴佬！”这时我看见父亲的嘴角抽了抽，就在那一刻，我感觉那讥讽的话语就像皮鞭似地抽打在我的脸上。我发狂似地冲出人群，找我的同学去借钱，可他们一见我，仿佛都如见了瘟神，慌忙离去。

    “天哪，这个时候，我到哪里去弄钱解救我的父亲？”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心里说。我不禁悔恨交加。回到网吧，跪倒在父亲面前，我痛哭失声地说：“爸，是我害了你，我不该教你玩这种害人的游戏！”

    父亲也不禁老泪纵横，他一把拉起我说：“孩子，你终于明白了，这就叫玩物丧志！来，爸给你介绍一位伯伯，他就是我在家跟你提起过的方伯雄伯伯！”

    我抬起头来，顺着父亲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网吧老板一反常态，正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

最好的顾客

（法国）亨·特罗亚

    厄泰尔普夫妇的花圈铺子恰好设在一个市民公墓的附近。店铺外陈列着三五个花圈，暗紫色的飘带在风中飘荡着，店铺内的各种花圈摆放得错落有致，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不语。

    一天傍晚，快关店门的时候，厄泰尔普太太正在忙着结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很瘦，看上去有七十来岁，显得很忧虑，一只手按住胸口，显出痛苦的表情，双目直勾勾的，撅着嘴唇，像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厄泰尔普太太温和地招呼客人：“花圈都在这儿，您要多大价钱的？您同那位仙逝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听这话，陌生的顾客变了相，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亲戚关系。”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他是您的什么人？”

    顾客拉长了脸，盯着厄泰尔普太太的前额，那眼神好像是喷射而出的一股冷水。

    “无可奉告，但每一种要一个。”

    “请原谅！”厄泰尔普太太惊得透不过气来，低声说。

    “每种一个，别再哆嗦！”那人气愤地重说了一遍，“当然仅限于男性的，这很清楚，在我看来！”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您家所有的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全部遇难了！”

    “一点不错！”陌生人辩白道，“但是，快一点，把那个送给伯伯的花圈放好一点，摆在这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他毫无争议地付完钱，上了出租汽车，关上车门，没有打招呼，汽车就开走了。

    回到店里，她把此事的经过叙述给丈夫维克多听。

    “谁会付这么一大笔款子？”维克多说，“你开玩笑！他没让你减一点价钱，而且数量又是很多。毫无疑问，他想在近几天把家中的男性逐个干掉，或者一次灭绝。”

    厄泰尔普太太感到这真可怕，应该不惜一切避免这样的大屠杀，需要赶紧采取措施。她选择了报警。

    ……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表现出杀人的行为。

    忙碌了一天，厄泰尔普太太坐在店门口，想透口气。还没坐五分钟，突然看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正走着她想要找的那个恶棍。厄泰尔普太太像打了鸡血一般，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穿过马路，跟上那人，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走进了一道走廊，她蹩在墙角，远远监视着。她见他打开了一个房门，房间里赫然摆放着那些花圈。厄泰尔普太太突然出现：

    “站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

    “莫里斯·巴罗丹。”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七十……但是，您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些？”

    “不许动！”

    “不要这样，太太，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有权……”

    “你什么权也没有。你得听我的，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

    一听这话，莫里斯·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厄泰尔普太太看到她正击中了那人的疼处，接着说：

    “是的，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一个坏人，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我已经报告了警察……”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仍捂着脸，哽咽了起来。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

    “不应该报告警察，”他呜咽着说，“我没有害人的心，我向您发誓……”

    “我很想相信你，”她嘲弄似的驳斥道，“但是，请你解释一下，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磕磕巴巴地说：“这是……这是一个秘密……我全给您说了吧……是这样，我老了……有心脏病……医生们都说我还能活几个月，也许只能活几天……简单地说，我总是想着死，想着自己的葬礼。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我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好像人们确实怜惜我……”

    他微微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在您眼里也许是荒诞可笑的，请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厄泰尔普太太泪流满面。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几个月之后，他死了。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柩车上堆满了花圈，看上去真像巍峨的高山。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在花圈堆中，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有删改）

海     龟

张抗抗

他有一个可爱的3岁女儿，对女儿一向有求必应。他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两小时路程，为了减少往返。他总在周末才回家。每次回家，女儿在晚上临睡前必要让他讲个故事。一年过去了。什么大灰狼小白兔，他肚子瘪瘪塌塌早已被搜刮干净。

女儿却不肯善罢甘休，抱着他的膝不肯上床，连妻也哄她不好。

他满心焦虑。虽是周末，晚上他还得赶写一篇文章，研究所的头儿亲自点名让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他将有机会在同行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才华。

爸爸讲故事呀，女儿纠缠不休。

讲什么呢？他真没有时间。发言关系到对他实际水平和个人价值的确认，听说很快就要评职称了。

他突然记起当天报纸上看到的一则趣闻，当时无意瞟了几眼，现在倒可以用来对女儿随意应付一番。

从前，在一个海岛上……他开始尽量耐心委婉对女儿娓娓道来。那儿的人家家户户养着一种大海龟。海龟像一张小桌子那么大，有很硬的壳和很粗的爪子。那个海岛上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小毛驴，一个人要到岛上另一个人家去串门，就骑着海龟去。海龟最爱吃大香蕉，它的主人就坐在海龟背上，用一根细杆子拴上一根绳，香蕉就悬在海龟脑袋上，离它只有几步远，海龟想吃香蕉，就开始往前爬，可它一爬，那背上的人手里的香蕉也往前走了。它怎么也够不着，于是它就拼命往前爬，它爬香蕉也爬，就这样它背上的人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睡着了，腮上挂着浅浅的酒窝。

他连续昼夜伏笔奋战，发言很成功，获得大家的好评，文章将被收入当年的年会专集。有人私下议论，说他虽是助研，实际上相当于副研究员的水平。

转眼又到星期六了，他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时，才想起这一星期忙得昏头昏脑，竟然忘了给女儿准备故事。 出乎他意料，女儿临睡前忽然对他说：“爸爸，今天你还讲那个大海龟好不好！ ”他松了一口气，却纳闷女儿何以对这大海龟如此感兴趣。

从前……就这样，骑着海龟的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他敷衍了事地讲完了故事。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同女儿亲近的情绪。他心里实际上还在惦着自己的职称。如果这次能评上副研，他一家三口就有希望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工资也可增长几十块钱，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昨天上头又给了他新的任务，他必须在一个月内，译出一部有关w理论的200页的著作，三个月内编出一部新的辞典，六个月内与人合写一部有关w理论的评述……他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做完这些事。

“那骑海龟的人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怎么样了呢？”女儿竟然破例没有睡着，眨着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问。

他说，骑海龟的人到地方了以后，就把海龟整个儿翻过来；翻过来它就不能逃跑了，只能乖乖地等它的主人去办完事，再把它翻过来骑它回家。女儿似还要问什么。他不耐烦地拍拍她的后脑勺，把她交给了妻。

为了不受干扰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上全部任务，真正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索性把铺盖搬到了研究所，黑夜白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不这样做就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领导对他的信任。一个几百人的研究所，老的老，小的小，真正能顶用的还是他这样的中青年骨干。但无论怎么辛苦，他觉得前面总还有个盼头……

半年后他第一次疲惫不堪地回家，心里如释重负。女儿见到他，目光转向妈妈，那句话没问出来：这个人是谁呀？临睡前，破天荒第一回并不缠他讲故事，大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回，终于问：“我想起来了，上次你讲的大海龟，后来到底有没有给它吃香蕉呢？ ”

他一愣，含糊回答可能是给了。女儿却不满意，又问他到底给了几个，他说一大堆，女儿又问是不是每次都给。他茫然……

星期一上班得知职称名额已定，他因年限不够，没有希望晋升；工资不动，住房当然暂时也不能动……他感到浑身骨骼疏松……

不知怎么他想起了那只海龟，他如果告诉女儿：人并没有把香蕉给海龟吃，对女儿来说未免太残酷了，他不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