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

左世海

    当麻大急匆匆赶回村里时，他的弟弟麻二和妹妹麻花也早到家了。昏暗的屋子里，除了盘腿坐在铺着破芦席的土炕上的娘，还有位陌生的秃顶老头。

    “这是吴叔叔，你爹生前的好友。”娘向麻大他们介绍道：今天让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啥事呀？大老远的催人回来，我单位还忙着呢！”麻大瞄了眼坐在炕上的老头，疑惑地问。

    “可不是，有话快点说，我公司还有事要办。”麻二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都吃公家饭，哪有我忙，早上走得急，家里猪还没喂哩。”一旁的麻花也嘟哝道。

    “他叔，还是你来说？”母亲望了望众人，示意秃顶老头先说。

    “是这样！”老头拧灭手中的烟头，望着麻大笑笑，说，“十年前，你爹老麻和我在一个施工队干活，两人相处得亲如兄弟。有一天下班后，老麻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婆婆，蹲在路旁冻得浑身发抖，她的面前放着个挺好看的青花瓷瓶，说啥也要卖给他。老婆婆说这是她祖辈留下的东西，为了吃饭活命，只好拿了出来。当时，老麻看她确实可怜，一咬牙花了100元买下了那只青花瓷瓶。”

    “那，后来呢？”麻大禁不住问道。

    “后来，老麻又跟着施工队去了河南，我没去，临走时他把花瓶存放到了我家，说等返回时来取。不料这一走竟然杳无音信。直到上个月，我遇到一个和他一起打过工的老乡，才知道那年他在河南工地出了事。唉，好人命苦啊。”

    老头说着，从提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布包，捧到母亲面前，一层层打开后，果然露出一只尺余高的很好看的青花瓷瓶。

    麻大、麻二和麻花见了，立即凑过脑袋来。

    “这可是宝贝呀！”老头又说，“前些日子我专门找专家看了，说这是地道的宋代官窑真品，按现今的价，少说也在50万元以上。”老头边说边将花瓶递给了麻大娘。

    麻大娘盯着花瓶，抚摸着，半晌，两行浊泪从满是沟壑的面颊淌下。

    麻大等人听后呆了。

    “我和你们爹是兄弟，他虽然走了，但我不能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这不，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你们这个村子，这次物归原主，我也放心了。”

    “这……这花瓶真值那么多钱？”麻大瞪大眼睛，紧盯着娘手里的花瓶，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有假？”老头笑笑说，“专家亲自鉴定过的。本来，我想出50万，把花瓶留下来，可你娘非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商量后再定。”

    “娘，我看卖了吧！50万，值了！”麻大说。

    “娘，大哥说得对，卖了吧！”麻二和麻花在一旁帮腔。

    麻大娘看看儿女们，又望望对面坐着的老头，迟疑着，最后摇了摇头。

    “这……您老糊涂了咋的？”兄妹几个急了。

    “我不卖，自有不卖的理由！”娘抹着泪，思虑了片刻说，“你爹死了，这是他的东西，我想留个念想，有它在身边，就像有你爹陪着我一样，我不孤单。再说，我不愿看到你们为分几个钱弄得六亲不认，家事不和，要卖也要等我死了后，你们咋分、咋闹，我不想看到。”

    麻大兄妹听了，面面相觑。

    “你娘说得也对！”老头插话道，“这古董嘛，越放越值钱，到你娘百年之后，就不止这个数了。”

    麻大兄妹听了低头不语。

    老头走后麻大抢先发话了：“娘，我看您跟我到市里去吧，这老屋走风漏气的，哪像人住的地方。”

    麻二赶紧说：“娘，还是跟我到县城去，您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出去捡垃圾，您听听村人背后咋骂我们，说您养了几头靠不住的白眼狼。”

    麻花也急了，说：“娘，跟我到镇里去吧，看看您脏的，衣服、被褥多年没人洗，都快发霉了。去我那儿，给您换一茬儿新的。”

    可麻大娘始终摇着头，抚摸着那个花瓶，浊泪横流。

    兄妹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没辙了。

    月初到了，麻大破天荒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说：“娘，我工作再忙，以后每月也都会来看您，您想吃啥，尽管说。”

    麻大走后没两天，麻二也回来了，说：“娘，以后我每月专门请假回来看您，您没零花钱和我说，我少下一顿馆子，就够您用了。”

    未到月底，麻花又来了，说：“娘，这是我给您买的新衣服，您先换上，我这就给您洗被子去。”

    村人见麻大他们隔三岔五来看娘，都说：“这麻婶有后福呀，早些年一个人凄惶的，没人管。现在好了，俺以后老了要是能像她这样，就知足了……”

    麻大娘听后，嘴上笑着，眼窝不由又淌出几滴眼泪。

    两年后的一天早晨，麻花突然给麻大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咱娘屋子烟囱倒烟，昨夜她一氧化碳中毒，等人发现时，已经去了。”

    麻大听后立即驱车赶回村子。

    安排完娘的后事，麻大、麻二和麻花迫不及待地取出娘珍藏的那个青花瓷瓶，话不过三句，就吵闹起来。

    在麻大娘的坟前，一个秃顶老头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念叨着：“老嫂子，放心走吧。要不是我当初编了个故事，给你一个假古董，你这晚年咋活呀！”

亮丽家园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花园宫的一切是如此的完美无瑕，每座房子的表情都骄傲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新盖的大房子中间，经常还能看见另一种屋子，那就是老城区像富勒顿太太家那样的老房子。这些幸存下来的老房子阴沉沉的，被围困着，显示出岁月长短不同的沉积。它们的无序和突兀、不协调的屋顶角度和斜坡，透露出某种近似原始的气息，与这些街道格格不入。

    一群邻居家的女人坐在起居室里，还有一些男人也在。玛丽知道她们在说富勒顿太太的房子。她绝望地看着窗户外头，或者盯着自己的膝盖，想方设法找出几句漂亮的解释中止这个话题。她没有成功。

    “要是我住她隔壁，”史蒂夫表情愉快而温和，显然在期待随后的笑声，“我把孩子带过去，让他们带上火柴。”

    伊迪斯道，“亲爱的，你在开玩笑，我却努力做了点什么，我给市政厅打过电话了。我说，他们至少可以让她刷刷墙，或者把那些棚屋推掉一些。”

    “还有那些鸡。”贾妮·英奇说，“我的天哪，那个味道。我知道我们住在边远地区，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隔壁就是家畜棚。”

    “住街对面可比住隔壁更糟糕。我都纳闷，我们干吗费半天劲要景观窗。”另一个女人说。

    史蒂夫竟然说，“按规定市政厅得给我们修条路，她的房子正好挡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我们现在让市政厅通路，这样，她就得走。这是法律。”愉快的笑声响起来。

    玛丽开口之前，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哆哆嗦嗦。“不过，你们想没想过，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我们大部分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她拼命地想找一些别的话，比现在这些话更有力、更理智的话，但她就是找不到一句。他们的话从四面八方向她侵袭。棚屋。扎眼。肮脏。私有产权。价格。

    “她的时代已经走了。”卡尔说，“不管你明白不明白，这栋房子压低了这条街每一座房子的价格。我做这行，我知道。”

    另外一些声音也参与进来。愤怒的情绪在他们之间蔓延，在他们的声音中散发，如同一股狂热的洪流席卷了他们。

    “我们现在已经争取到每一个人了。”史蒂夫说，“用不着一家一家跑了。”道路申请书开始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

    玛丽跪在地板上，和丹尼的拉链斗争了半天，然后站了起来，穿上外套，理了理头发，戴上手套，随即又摘了下来；她再也想不到什么能做的了，于是走向餐厅的桌子，那是通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卡尔把笔递给了她。

    “我不能签字。”她回答。她的脸刷地红了，声音战栗。“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权利。”

    “玛丽，你不在乎这里的环境吗？你也住在这里呀。”

    “哦，我，我不在乎。”想象之中，每当你支持什么的时候，总是会声音洪亮，而周围的人被你惊醒，感到羞愧不安。但，在真实生活里却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自己变成大家下次一起喝咖啡时的笑料。

    “大家不是为了好玩才想赶她走。”卡尔说，“这很不幸，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得为社区着想。”

    “没错。”玛丽回答道。但是，她把双手塞进了外衣口袋，她突然想到了，他们是对的，为了他们自己，这都是他们必须做的。玛丽带上丹尼，走出了门。

    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进口袋里，保留一颗不打算服从的心以外。

扎满鲜花的吊桥

阿成

    姑姑的第二故乡，在“白山王气，黑水霸图”的坡镇。那是中东铁路上的一个重要车站。旅客站在月台上环顾四周，的确有一种东北大野的苍茫之感。

    镇子中央，便是那条古时可以扬帆的蚂蚁河。蚂蚁河源自张广才岭，早年水势极壮，清冽而湛凉。法国人产的三星啤酒，就是汲这里的水酿成，并从这儿运出去，享誉整个战乱迭起的欧洲市场。

    斗转星移，到了20世纪初，蚂蚁河的水势渐渐地小了，几叶扁舟，一域静水。于是，便有了那“座”用数十根粗麻绳拉就的绳索桥。若女人在桥上面走，悠悠然，十分的俏——这情景的确是坡镇的神来之笔。

    到了盛夏避暑的季节，每值周末，照例会有一趟从省城哈尔滨驶向这里的旅游专列。那些到伪满洲淘金的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纷纷洗净一双双掠夺的手，领着自己的家眷到山清水秀的坡镇来度假。

    姑姑就住在蚂蚁河南岸的一幢俄式的铁路房里。

    姑姑每天都要提一个很大的篮子，带着她的儿子，到阳光灿烂的南山坡上去采野花。那时姑姑已经20岁了。20岁的女人在那个时代，似乎是很大很大的岁数了。不像现在这个宽容而充满着同情心的年代，连40岁的女人依然可以甜甜地称自己是个“女孩儿”，并在自己很时尚的坤包上系一个可爱的小浣熊。

    姑姑是坡镇上出名的美女。几十年后，我去看望姑姑，仍然能看出来姑姑年轻时那美人胚子的影子。

    姑姑初到坡镇时，没人知道有关她的故事。单知道她的男人死了，带个儿子从她的第一故乡博平，千里迢迢到黑龙江来谋生。

    在坡镇人的眼里，姑姑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

    那时的坡镇，差不多是俄国人的地盘。不会俄语，几乎无法在这里谋生。于是，姑姑便进了当地俄国人开的女子中学。那时候姑姑只有18岁。两年后，姑姑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

    ……坡镇的南山坡，俨然一个天然大花园，姹紫嫣红，盛开着数不清的百合、芍药、玫瑰、野菊花和达子香。姑姑要赶在省城来的那趟旅游列车到来之前，采满一大篮子的野花。然后，带着儿子，去那个横跨蚂蚁河的绳索桥，把采来的鲜花，分别扎在长长的绳索上……

    旅游列车到了，一下车，就能看见那个扎满着鲜花的绳索桥，它像一条锦龙似地拦江而过，于是，那些来度假的洋人都欢呼起来。

    这是姑姑的工作。由一家旅游公司付给她一点点微薄的工资。

    有时候，姑姑用野花扎成一个个花环，卖给那些来这里度假的洋女人……

    日月如梭，光阴如箭。蚂蚁河的水越发地瘦了，越发地憔悴了，只剩下深沟里的窄窄一束，坡镇人甚至可以赤着脚趟过去了。

    那座绳索桥已经不见了，似乎已无存在的必要了。每逢周末的旅游列车早就停了，过去的一切恍如梦境了。

    姑姑仍然住在蚂蚁河南岸的那幢铁路房里。姑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壮实得像头牛，他完全有力气养活姑姑了。

    姑姑老了，已经是满头的银丝了。每逢天清气朗的日子，姑姑照例要提个小篮子，去阳光灿烂的南山坡采野花。

    清和的南山坡上空旷无人。年迈的姑姑把采来的芍药、玫瑰、野菊花，扎成一个绚丽的花环，然后戴在自己头上。

    南山坡一下子变得神圣起来。姑姑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她也有一个女人的绚丽而温馨的梦啊……

    一次，成了男子汉的儿子突然向姑姑问起了他的父亲。

    姑姑凝视着儿子，突然苍老地痛哭起来……

    儿子望着窗外，望着那开满鲜花的南山，长长地叹气了。

（选自阿成《扎满鲜花的吊桥》）

长波

陆颖墨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长波台刚要开工建设，援建的苏联专家就撤回国了。之前，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潜艇是依靠苏联的长波台，所以说，不管多艰难，中国人也要把自己的长波台建起来。海军迅速抽调力量组建了一个指挥部，一时，荒凉的海滩热闹起来，除了两个工兵团，还来了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全海军挑出的宝贝疙瘩。当时大家奇怪的只是，上级派来的一把手霍总却是一位只在长征路上才开始识字的大老粗。

    霍总在战争年代的传奇故事很多，如过草地时，他七天七夜不吃饭，居然没有饿得晕倒，出了草地，还能马上投入战斗，空腹空手夺来两支步枪；再比如，百团大战中，他能单身爬入炮楼，用一颗土制手榴弹让七个鬼子都举了双手……

    刚来那几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仰视着霍总，他在指挥部的地位也无人可比。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霍总的文化水平，最明显的标志是经常说错别字。知识分子的嘴巴比一般的军人要活跃，渐渐议论就多了，霍总这样的文化水平能不能当好这个总指挥，确实叫好多人捏把汗。

    开工誓师大会是在海边的一片沙滩上举行的，两千多名官兵都坐着小马扎，黑压压的一片。大会开始前，全场起立，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大家唱得都很豪迈，也很激动。指挥部参谋长宣布开会后，霍总开始讲话。他一张嘴，就让全场振奋起来。台下的人都挺身坐得笔直，好像长高了一截。

    他说：“现在有人坑我们一把，只有靠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全国人民就会睡不着觉。我们能让人民睡不着觉吗？”说着站起来用右臂猛地一挥。

    台下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不能”！一时间，整个海滩让一股豪迈之气震撼，仿佛潮水也退了一大截。这时，霍总又是人们传说中的霍总了。他喝口水，坐下来，拿出准备好的稿子，开始部署任务。

    他刚念到第二节，就出了个错别字。当时全场还沉浸在豪迈的气氛里，没有什么反应。等他念到那些专业名词时，那些知识分子竖起耳朵，拿着笔记本用心记录时，出错的频率一下子增多了，有时一句话中会念错两三个字。

    台下出现了嗡嗡的议论声。霍总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疑惑地停下来，看了看台下。由于他的目光，台下暂时又安静了。可他刚开口念了一会儿，又嗡嗡地议论起来。他忽然觉察到什么，右手翻开下页时，翻了两次才翻过去。但他还是稳得住，清清嗓子又接着念了下去。下面记笔记的由于许多次听不明白，只好停下手中的笔，一个个满脸迷茫。突然，他再一次念到了“频率”俩字，念的是“步卒”，终于有人听明白了，前排有个调皮的开发了艺术细胞，说了句“我们不是步兵是海军”，周边上的几个人忍不住“哧哧”笑了起来。霍总自然听到了，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是个直性子，突然把手中稿子朝前面用力一摔，大声说“写的什么破玩意儿，没法念”。全场惊呆了。

    稿子散了一地，让风吹得满地跑。主持会议的参谋长带着几个兵费了好大的劲，才一张张捉了回来。参谋长满头大汗地把稿子理好，用目光请示霍总。这时的霍总喘着粗气谁也不理，用手撑着脑门，满脸涨得通红。参谋长咳了一下，对台下说：“我先做个自我批评。这稿子是我带人准备的，昨天晚上搞得匆忙了些。字体比较潦草，笔误也比较多。霍总年龄大了，眼睛老花，念起来不方便。现在由我来替首长念完。”然后，参谋长就念了起来。霍总还是保持那个姿势，一直到参谋长念完。参谋长收起稿子，请示霍总：“是不是散会？”霍总看了他一眼，突然说：“我说几句，刚才参谋长有几句话讲得不对。”参谋长一下子紧张了，在场的人也都紧张了。霍总从参谋长面前把稿子又拿过去，然后面对台下举起来：“哪有什么笔误？哪有什么潦草？大家都看看，这稿子写得很好，字体也很工整。”

    霍总缓了口气：“同样的稿子，为什么我念不下去，而参谋长念得好好的呢？你们说。”这时候，自然没有人会站起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他说：“很简单，就因为参谋长上过高中，有文化；而我小学都没上过，没文化。这下好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了吧。”他停了一下，又说，“在座的，文化程度有高的，也有低的。我想啊，这长波台咱中国人没搞过，文化程度不论高低，都要拿镜子照自己身上的不足。低的自然要学。为了让别人不笑话我们，为了让人民能睡得着觉，高的也要学。从今天开始，我带头学，因为你们的文化都比我高，都是我的老师。”

    全场起立，自发地响起了雷鸣般掌声。

（选自《海军往事》，有删改）

书匠（节选）

葛亮

秋天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

小龙说，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没把我气死。

父亲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许多业界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馆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很稀见。可是书皮烧毁了一多半，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省外的专家，都主张将整页书皮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你说说看，仪器做了电子配比都没辙。你一个肉眼凡胎，却要跟自己过不去，还立了军令状。毛羽，再想保他，我怕是有心无力了。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怎么应承我的？

老董不说话，闷着头，不吱声。

父亲说，你回头想想，当年你和夏主任那梁子，是怎么结下的。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

老董将手中那把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了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

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是帮了我大忙。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

父亲说，谈何容易，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

老董笑笑，凡蓝五种，皆可为靛。《天工开物》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苋”。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会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老董家里，沙发套和桌布、窗帘，都变成了靛蓝色。这是让老董拿去当了实验品。

中秋后，我照旧去老董家练书法。父亲拎了一笼螃蟹给他家。老董说，毛羽，今天放个假。我带孩子出去玩玩。

老董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父亲笑笑，也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听伯伯的话。

老董就踩着一辆二十八型的自行车，带着我，穿过了整个校园。老董踩得不快不慢，中间经过了夫子庙，停下来，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我问老董，伯伯，我们去哪里啊？

老董说，咱们看秋去。

也不知骑了多久，我们在东郊一处颓败的城墙处停住了。

这里是我所不熟悉的南京。萧瑟、空阔，人烟稀少，但是似乎充满了野趣。沿着水塘，生着许多高大的树。枝叶生长蔓延，彼此相接，树冠于是像伞一样张开来。我问，这是什么树？

老董抬着头，也静静地看着，说，橡树。

老董说，这么多年了。这是寿数长的树啊。

老董说，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老师傅们就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每年都来，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和人结伴。有一次，我和你爷爷一起来。

你爷爷那次带了画架，就支在那里。老董抬起胳膊，指了指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人高的芦苇丛，在微风中摇荡。

你爷爷说，这是个好地方，有难得的风景啊。

他说这个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老董的目光，渐渐变得肃穆。他抬起头，喃喃说，老馆长，我带您的后人来了。

我问，伯伯，我们来做什么呢？

老董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那东西浑身毛刺刺的，像个海胆。老董说，收橡碗啊。

我问，橡碗是什么呢？

老董用大拇指，在手里揉捏一下，说，你瞧，橡树结的橡子，熟透了，就掉到地上，壳也爆开了。这壳子就是橡碗。

这时候，忽然从树上跳下来个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它落到了地上，竟像人一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看到我们，便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老董说，它也识得宝呢。

我问，橡碗有什么用呢？

老董这才回过神，说，捡回去洗洗干净，在锅里煮到咕嘟响，那汤就是好染料啊。哪朝哪代的旧书，可都补得赢喽。我们这些人啊，一年也盼中秋，不求分月饼吃螃蟹，就盼橡碗熟呢。

我听了恍然大悟，说，原来是为了修书啊，那咱们赶快捡吧。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基本完美地将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复制了出来。

因为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请他参与主持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作，老董摇摇头，说，本来，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

（有删改）

云端上的哨所

裘山山

早上8点20，我们离开亚东团部，去东嘎拉哨所。东嘎拉是亚东所属的五个山口之一，海拔4300米，其余四个，有著名的乃维拉和则里拉。

无论海拔多高，这些山口都有我们的哨所常年守卫。他们在雪山之上、云端之上，保卫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士兵们的艰苦和不易，非一般人能够体会。尤其到了冬季，大雪封山，一堵就是半年，那种蚀骨的寂寞，让人发疯的安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承受。虽然士兵们一年一换，但那一年，已经等同于千锤百炼了。

我去看他们，心里怀着歉意。这样的歉意，是由衷的。

最初我们沿着一条河走，一段时间后，我们就离河上山了。山中郁郁葱葱。一个回头湾之后，我看着我们身后的路如蛇一般缠绕在山腰。到一个交叉路口，带队的崔大校给我们介绍说，往那边上去是则里拉。

一百多年前的冬天，即1904年的12月，冰天雪地中，英国侵略军就是从则里拉山口偷越过境，进入亚东峡谷的，然后又从亚东深入到帕里，再进攻到江孜，十分猖獗地用洋枪大炮包围了整个江孜城，江孜人民和藏军奋起抗击……这便是著名的江孜抗英保卫战。这一战役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持续了大约一百天，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

现在，我们的哨所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像盾牌一样挺立在山口；像城墙那样矗立在蓝天下。有了他们的存在。一百年前的血腥入侵绝不会再重现了。我在心里，向他们，向那些盾牌和城墙，致以遥远而真诚的敬意。

我们继续上山。郁郁葱葱的树木忽然没有了，因为我们已升至了雪线以上。路边只有一些低矮的荆棘灌木。铺着雪、盖着雪、裹着雪，寒冷和寒冷纠缠在一起，凝结成一个肃杀的世界。路很窄，只能勉强过一个车。再往上，连灌木丛也没有了，只有雪，白茫茫的一片。

二十七公里后，我们的车终于停在了没路的地方，全体下车，爬雪山。真的是爬雪山。

雪很白，阳光耀眼。我们要从海拔4116米的地方，上到4300米的地方，直线距离600米，可是就这600米，把我给累得大喘气不止，心狂跳，前所未有地狂跳。

因为太累，我怕自己掉在后面，就努力往前走。这是我的诀窍，越在前面越不容易掉队。

回头看后面的人，尤其看邱将军和崔大校，他们两个都状态欠佳，一个原本身体不好，一个感冒了，但他们两个都很稳地一步步地走上来，坚决不要随行的参谋搀扶。

雪不但白，还平滑整洁，没有一点儿人的痕迹。

忽然，我看见了杜鹃。一丛丛的匍匐在雪地里，尚未开散。叶子墨绿到黑，在雪地里坚强地支棱着每一根枝条，花骨朵紧紧裹着，好像裹着一个承诺：不见初夏的阳光绝不开放。我蹲下来给它们照相。须知在这十天的时间里，我已看到了老、中、青、幼四个阶段的杜鹃，等于看到了杜鹃的一生。

远远地，我看见一队轻快的绿色身影从山顶下来。崔大校说：“他们接你们来了。”同行的导演阿岩，连忙举起她的摄像机，去拍下山的战士。绿色的身影走近了，前面两三个，大概是营里和连里的干部，他们敬礼，我还礼，然后握手。最后两个小兵走到我跟前时，我发现他们看上去完全还是孩子，可那张稚气的脸庞已经变了颜色。我忍不住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一一拥抱了他们。

跟战士们一起下来迎接我们的，还有几只可爱的狗狗。它们使劲儿摇着尾巴，说着它们的欢迎词。

四十分钟后，终于到达山顶了。

四周全是白雪皑皑的大山。连绵着，起伏着，袒露着，却没能让我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我眼里，它们依然雄伟，依然高大挺拔。此时是上午9点，阳光正年轻。我大口呼吸着缺少氧气却无比新鲜的空气，让自己狂跳的心渐渐平复。

我们走进战士们的宿舍，很简陋，墙上有斑斑水迹，地面也湿漉漉的。战士说，房顶总漏水。洗脸盆沿着墙角放在地下，毛巾叠成香皂那么大一块儿，摆在牙缸上，没地方晾晒。我问：“冬天是不是很冷？”他们说是的，最冷时零下20摄氏度。

在排长的宿舍，我看见了他们的书柜。两个五层高的柜子，摆满了书，但几乎所有的书都旧得起了边儿，掉了皮儿，肿得像馒头。幸好我们带了一些新书上来。

我们又去了厨房，两个战士正在做饭，很简陋。

走出来，我看见屋檐下摆着一个很大的铁捅。他们说是接屋檐水的。“接来干吗？喝吗？”我又问。他们说：“是的。用药片洁净一下，作饮用水。”

我感到吃惊。但细细想：不喝屋檐上雪化的水，在这个高山顶上，还能喝什么水？

走出哨所，心里特别不好受。

崔大校他们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把带来的书赠送给哨所。全体战士集合站好，我们将书一一送给他们。

送书的时候，我看见阿岩和战士们一一拥抱。我相信那一刻她的心里溢满了柔情。我相信那些年轻的士兵能真切地感觉到她的柔情。遗憾的是我们这么匆忙就要走。我们能为他们做得太少、太少了。我们就在山上待了两三个小时。

合影留念后，我们下山。战士们纷纷来送，狗狗也跟着送。一只叫黄皮的狗，一直送到山脚。看着我们走远了，头还在那儿一点一点的，目光有些忧伤，好像在说，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而我，不能给他们任何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