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业、教育业广义知识付费的概念，本文中的“知识付费”主要指将知识信息加工为产品、服务并将其通过互联网售卖的行为（即狭义的知识付费）。

    互联网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采集、被发布、被传播，消费者面对的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但是，面对海量信息，人类的思维模式还远未达到能够自如接收的程度，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心理，被称为“知识焦虑症”。同时，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都会加强这种焦虑感，而这种焦虑往往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学习意愿。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大量碎片化的时间需要被有效利用以获取知识信息。目前知识付费领域主要分为内容平台与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前者提供专业生产或用户生产的内容供消费者购买。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普通用户也能够以自身掌握的知识实现变现。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则是为内容平台或有变现需求的自媒体人提供技术支持。

    相比传统的出版业与教育业，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知识付费领域因其参与方减少，制作周期大幅缩短，因此内容生产者的获利周期也随之缩短。此外，知识付费能够为内容生产者带来更高的利润率，助其扩大收入规模。

（摘编自《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

材料二：

    据有关教据，某知名知识付费产品在2016年10月单月收入超过1800万元，达到峰值。有观点认为，知识付费实则是在满足人“好像是在获取知识”的虚荣。有用户认为，买了一门课之后，才发现这门课的内容没什么深度。报道显示，上述知名知识付费产品除在2017年3月和下半年开学季成绩有回升外，其他时段的单月参与人数和单月收入都在下滑。

（摘编自胡宁、张均斌《知识付费，2018年将是怎样的姿势》）

材料三：

    2016年以来，知识付费呈火爆趋势。2017年8月，知识付费用户超过5000万，但据了解，当下，消费过知识付费产品的人很多，但持续学习和付费的用户少之又少。在知识需求方面，终生学习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持续为知识付费的习惯有待形成；在知识供给方面，提供的内容或方法不对路，学一次就不想再学了。

    在互联网刚刚普及之时，多数内容是免费的，付费内容似乎天方夜谭。而现在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按服务使用来收费。其实，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高级的业态。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中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给用户提供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如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姜奇平《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

材料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加快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顺利跨越这个关口，就必须激发出创建这个第一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就必须“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的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的双重作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摘编自社论《播撒创新种子，守护创新中国——写在2018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之际》，《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年4月20日）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中国专科调查报告》）

材料三：

    继山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继取得突破后，近日，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科研团队的“电化学脱嵌法从盐湖卤水提锂”技术专利，成功转让给一家科技公司，许可使用费超过1亿元。双方将共同组建平台公司，由平台公司具体负责专利的产业化。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科研创断工作偏重基础理论研究，拥有深厚研发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未能将智力资源转化成市场价值。根据市场发展趁势探寻科技创新方向，不断更断升级科技创新思路，正是提升专利质量、实现专利市场价值的核心之义。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打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藩篱，鼓励高校对持有的科研成果采取转让、许可等方式进行转移转化，对高校以实践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王康等《创新为市场，转化显效益》，《中国知识产权报》2017年9月29日）

材料四：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过程中，高校普遍遇到了一些障碍。首先，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脱钩的矛盾长期存在，大学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创新在目标、路径、组织方式，评价标准及环境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高校的成果很难直接转化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成果转化的机制不畅。高校传统体系是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而设计制订的，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现有体系在机构设置、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匹配性不足。

（摘编自胡罡等《地方研究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新探索》）

材料一：

    2017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及政策文件，为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发布，意见指出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也在加深，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

    我国志愿服务在公益事业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补充，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为初心，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7月，全国志愿者总数达91541104人，志愿团体总数达470846个，服务总时长共计960886172小时。这说明我国志愿服务在近两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和慈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图：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志愿服务方面的信息？

表：你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三：

    现阶段，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发展已进入深水区，存在政策保障不够完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够规范，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志愿服务组织在总体上也存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传统的以政府推动型的志愿服务亟需转型。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平台广泛，类型多样，全国有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志愿者平台，平台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互相独立，信息难以共享，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志愿服务的“互联互通”。民政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志愿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实现相关部门间的志愿服务数据共享与汇聚的目标。此文件为未来三年“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北国网）

材料四：

调查显示，在18—69岁的调查对象中，有38.2%的人曾经有过志愿服务经历；近一年以来有25.5%的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18—69岁人口的占比情况，可推断我国18—69岁的人群中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大约有3.96亿人，其中近一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简称活跃志愿者）大约有2.65亿人。非群众身份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跃志愿者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高，活跃志愿者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更好。

    总体上看，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其队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他们不仅创造了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还具有美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但我们在推动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时，需注意分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志愿服务参与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要在全面发展志愿服务的同时可重点发展“老年关怀”“医疗护理”“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领域；也要加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建设，多层次、多领域、多时点地提供培训机会，推动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网络化；还要整合现有的各类志愿者管理和服务平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志愿者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效用最优化。同时，需要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财政扶持力度，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增加志愿服务对民众的吸引力。

（摘编自《中国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调查报告》）

    材料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英文缩写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2000年，首先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2017年11月5日，中国第三代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它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12月27日，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独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北斗系统有一些GPS系统不具备的性能和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短报通信功能使得用户在高空、海洋等正常通讯无法覆盖的区域可以实现位置信息的回传，从而达到报警和救援的目的。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短短十余年，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无到有，进而投入产业化运营。“北斗之父”孙家栋强调，时间、空间信息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中国需要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可控的基础上，探索和其他卫星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作，以提高定位精度与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地面应用的发展。

    从2017年8月初开始，中国和俄罗斯专家进行了两国导航卫星的联合在轨试验，以测试北斗和格洛纳斯两个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控问题。卫星的兼容，涉及频谱、轨道的协调，目前协调难度还不是很大；但互相操作显得有些复杂，与独立自主有一定冲突，不太容易协调。

（摘编自《“北斗之父”孙家栋：中国发展北斗导航不排斥GPS》）

    材料三：GPS系统占据卫星导航市场90%以上的份额（甚至有数据显示：2015年前，中国卫星导航芯片市场的95%被美国占领，GPS占据了中国卫星导航应用市场近99%的份额；在全球卫星导航产业中，运营服务占其导航产业的比例最大，平均达到60%左右，并且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而我国北斗产业中运营服务占比仅为17%，远远达不到平均水平）。相较于美国GPS，中国北斗的商业化应用启动时间晚了约20年。想要超越GPS，获得更多应用终端的青睐，北斗需要找到“弯道超车”的机会，而技术和产品上的特点是“弯道超车”的物质基础。

    四川九洲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继宏指出，我们要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以泛在高精度的融合应用为抓手，在“源、端、云、服务”等方面打造位置生态链。只有把BDS的服务做到无缝泛在，做到精准和融合，才可能走出一条特色道路。

    美国GPS目前也正在升级换代，预计到2020年实现GPS3，也就是第三代的布局。GPS3卫星彻底实现了军码和民码的分离，为屏蔽民码打开方便之门，这意味着战时那些利用GPS民码制导的武器将可能被直接掐断定位信号，或受到错误导引而产生灾难性后果。和欧洲伽利略系统的竞争，主要是系统建成并提供全球导航定位服务的先后之争，谁先布置完毕，谁先获取应用市场和经济利益。

    随着北斗特色服务水平和“北斗+”融合应用水平的提高，北斗导航系统可以给大众生活带来更多、更显著的便利，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前景广阔》）

    材料一：

    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第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如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材料四：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人口资源聚集，带来宜居度和各种边际效用下降，问题由此而生。

    21世纪的北京，繁华前所未有，却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闻问切、全面谋划，推动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摘编自《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新华网2017年9月18日）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借此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摘编自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学术“背景”大揭秘

    （摘编自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如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存在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佑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取得的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和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而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摘编自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