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戌：早期王权的象征

    王者，一国之主。其形三横一竖，为何这样的构形？汉字早期在表达这个王字时，以器具“戉”的象形来指代“王”，表明了“戉”即“王”的含义。不过这个原初的字义，似乎很快就被淡忘了。两周到西汉时期对“王”字的解释，臆断成分很重。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曰：“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孔子和董仲舒都没有将这个字解释准确。

    甲骨文的发现，为推定“王”字的本初意义提供了证据。文史学家吴其昌说，戊、戉、戍、成、咸诸字皆由石斧的形状演化而来，其锋刃左右旁向者衍为上述各字，其锋刃向下时则衍为工、士、壬、王诸字。这个斧头的形状，居然造就了如此多的字形，斧头的方向判定了字的意义，让我们见识了古人造字的意趣。考古学家林沄有专文《说王》，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

    戉（ ）的象形，是王字定形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古文字学家的共识。历史学家徐中舒也说戉的写法，“像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甲骨文存在的商代，钺已经是青铜质，而戉字的出现却是更早时代的事，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就是证据。良渚文化玉戉的背后，也许已经有了王权的定义吧。

    戉这个字，可以给相关的字形字义更多的提示。有研究者论“辛”，说最早的甲骨文“辛”，是一把执行最严厉刑法的割人肉用的锋利小刀，三面有刃，字的下尖或左偏或右偏，表示刀锋歪斜，类似雕刻刀。这样解释其实并不到位，“辛”（ ）的字形其实是一柄刃部向上的戉，下面那个尖尖其实是柄，刃在上方，那些学者显然是将它认倒了。

    再看看带有“辛”字根的“辟”（ ），甲骨文写成用戉砍掉了一个人的头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极重的刑罚，砍头，古代谓之“大辟”。王是下达或者执行“大辟”的主体，所以王又有了“辟”这样奇怪的代称，这与用戉代称王的意义是一样的。《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棫朴》有“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这里说的“辟王”，就是周天子。汉代贾谊《新书·审微》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朝见于周天子，掌管接见事务的周行人问他的名号，说是叫“卫侯辟疆”。周行人郑重地对卫侯说，辟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卫侯不得已临时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

    古人将天子、辟、璧相提并论。辟之名，可以是天子，也可以就是璧。金文璧（ ）字恰恰是借用了辟字的字形，借形亦借义，只是在字下加了个“玉”。璧是献给天子的，璧因此有了天子的称名“辟”。璧是由辟而来，辟即为戉。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都发现过璧形戉，也许透露出了一个信息：璧与戉之间本来是可以画等号的，都是王权的体现。

马缨花

季羡林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迎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依稀可见当年的富贵气象。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院子里，就仿佛进入古墓。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平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一点活气。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我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和地方，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甚至有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时间也过得真快，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里，我看了、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当然也看了很多美妙动人的奇花异草。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公园里，马路旁边，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给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记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然而，今天的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记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

    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阿芳

林语堂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成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箧，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先生，机器修理好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吧。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

    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须喂笼乌，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诨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秽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一一乒一一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这个老妈并不老，只二十一岁。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两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份。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的回答。

    “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作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 。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词的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

【注】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有私，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赵家米铺

    三教九流，各有其道。五行八作，各有其味。

    赵家米铺，也如此，米味儿、糠味儿四时不断。远近走过，即有那种淡香，过于敏感的，甚至啊哟——来个喷嚏，得揉揉鼻子，心里头赞一声，这米，香味冲。

    赵家米铺前店后仓。店门正对大街，后仓临河，袁店河。从汉口过来的米船，就在赵家米铺后门处的自家码头停下。青条石，高台阶，长跳板。伙计们背米，跳板悠然，人影晃荡水中。看着这些，赵掌柜就想也背上一两包米。

    赵掌柜是靠背米起家的。他不只背米，还看老板怎样验米、卖米，包括跟着出去看米、选米。他不多说话，心里头学了不少本事，三十岁从汉口回到袁店河。十年打拼后，就有了这袁店老街上的“赵家米铺”。人们对他有份敬，总讲起“赵掌柜背米起家”的故事，来激励自己和别人。

    对此，赵掌柜笑笑，在心里。

    对于如袁店河水流淌的日子，赵掌柜也是笑笑。他有一句口头禅：急啥？再急，也得慢慢来。

    这句口头禅有深意，是赵掌柜人生经历的总结。那年，他还不是掌柜，还在街头摆摊售米。进了腊月，快小年了，他从南阳贩了一车好米回来，想趁着年关，赚些钱。车是骡拉的，两匹大骡，悬了铜铃，咣咣地响。风急雪猛，过丰山脚下的袁店河老桥时，天色已晚，雪野茫茫。桥头，一老人团卧雪中。他恻隐之心顿起，坚持扶起老人，安放在米车上，绕道去了药铺，给老人看了病，喂了饭。如此一耽误，晚上就歇在了药铺，陪护老人。

    也巧，就在当晚，罗汉山上的“红枪会”早已通过骡夫对他布下眼线，准备在袁店河的沙湾里劫他的米车！见他心好，所雇的骡夫对他说了这一心事。骡夫说，“掌柜的，您心好，救人一命啊，也救了您自己……”

    赵掌柜握紧了骡夫的手，“以后，我就雇定你了！”

    米铺卖米。大米、小米、香米、糯米。米分等，好米当然是富有人家买去，糙米多是小户人家买的。赵掌柜就坐在柜后，看人流，看伙计量米。量米用升、斗，量时，吆喝，报数。别的不要求，赵掌柜要求升尖、斗满，有赚的即可。薄利就多销。如此，来买米的就更多。不少人家成了常客。谁家喜欢什么米，谁家该来买米了，谁家买米的唤什么，赵掌柜都记得清。这也是本事。

    还有个本事，是赵家米铺的大本事，别的米铺不干，也不敢干。逢腊月初八，逢五月端午，赵掌柜要开棚舍米：熬腊八粥，煮粽子，都用一个特大号的大铁锅。那锅特大，别的不说，熬粥，二百斤大米进去刚盖锅底，煮粽子，能管全袁店镇的人吃。逢这两天，赵家米铺前人满为患，不再做生意。腊八就舍粥，为穷人，为要饭的，热气腾腾，粘粘稠稠。端午就煮粽子，头天晚上天一擦黑就上锅，直到端午早上，各色的粽子摆开，摆在长长扁扁的竹匾里，任人来吃。民国三十年大旱，赵掌柜竟然舍了四个月的粥，从九月到腊月！包括罗汉山的“红枪会”员，也换了衣服，下山喝粥。赵掌柜一视同仁。人们都说好。

    谈起赵掌柜的好，还有一件。每进入腊月二十三，赵掌柜把好米掺入糙米，还当糙米卖。“过年了，都吃点好米吧。”晚上，在柜上，他看着伙计把一半好米、一半糙米掺匀，随手捻了几粒，在嘴里一嚼，点点头。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解放后，这样那样的运动，有的人要找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站出来拦挡；还有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啪！”一掌，“你吃饱了撑的！没有赵掌柜，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爹早就饿死了！”

    找不到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在某个晚上，把赵家米铺前的那口大铁锅给砸了，指把厚的铁锅裂纹五六道，就没法熬粥、煮粽子了。其实，已经好几年不用，那锅就锈蚀着，又加上这碎裂，没有用了。袁店老街改造时，大铁锅就被移到了墙角。时间长了，里面长出了一棵槐树。树越长越高，高出了屋檐，高高地看着老街的变化。根越长越粗，竟翻出了锅沿，扎出了缝隙，树根形成的疙瘩，把铁锅紧紧地抱住，锅与树一体，搬不动，移不走，成了袁店镇的一景！

    有景就得有名儿：锅槐。

    也有人称为“郭槐”，说是唐朝大将郭子仪来过袁店街，用此树拴过马，人称“郭槐”。瞎扯的。

    依我说，“赵槐”最合适。

吃一口自己田里的米

杨汉光

    我把母亲接到城里住，她的一亩三分责任田就租给同村的张六叔耕种，田租是每年300斤大米。开始，张六叔把上好的大米送进城来，煮出的饭又软又香。母亲说，张六叔心眼儿好，做什么事都不会亏待人。可是两年后，张六叔送来的米就不好了，煮出的饭粗糙无味，难以下咽，我不想吃这种饭，叫母亲也不要吃，但母亲照吃不误，她说吃老六送来的米，就想起乡下的田。张六叔又一次送米来时，母亲抓起一把米，看了看问：“老六，我租给你的田专出这种糙米？”张六叔不好意思地说：“这种米是在城里便宜买的。现在种田不容易。”母亲说：“我知道种田难。这样吧，那田租减一半，你以后每年送150斤米给我就行了，但一定要我那块田种出的大米。”张六叔非常感激，立即把糙米拉走，改送好米来。

    大约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张六叔空手来我家，对母亲说：“老嫂子，这田是越种越难种了。你是不是再减点田租？”母亲笑一笑说：“老六，我不跟你说田租了。我的田你照种，送多少米来随你的心意，十斤八斤也行。吃一点乡下的米，我心里舒坦。”

    此后，张六叔的每年只送几斤米来。我说：“这个老六叔，也太吝啬了。”母亲说：“不要多讲，随他。种田苦，你看他头发都快白完了，老得多快。”谁知，老六叔还不知足，这年冬天，他进城来对母亲说：“老嫂子，种田实在难啊！要贴百把块钱给我，我才敢种你的田。”一向宽容的母亲也捺不住性子了，她没好气地说：“老六，你不要得寸进尺。天下哪有倒贴钱租田的道理？这田你不种就算了，我另租给人种。”张六叔说：“那你就租给别人种吧。”

    我陪母亲回乡下的老家，处理那一亩三分田。我许多年没有回老家了。看见村里新建了一些小洋楼，原来最穷的刘二叔也住上小洋楼。母亲说：“刘二叔心眼儿好，我们就把田租给他种吧。”我和母亲走进刘二叔的家里，说想把田租给他种。可我们还没讲完，刘二叔就摇头拒绝了。母亲说：“老二，你听我说完。我是送田给你种，并不收田租，一年只要两斤米，吃一口家乡饭就行。”刘二叔说：“老嫂子，要米你就拿，你的田我却不敢种，一年苦到头，连小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我两年前就改跑生意不种田了。你看河对面，野草长得最高的那一块就是我的田。”我向门外望去，小河两边茫茫的田野上，确实东一块西一块地长着高高的野草。

    我和母亲再也不敢提租田的事。母亲老了，已经没有能力回乡种田。我们也不得不像刘二叔一样，让那一亩三分田生长野草，另外再拿钱交水费和这种费那种费。

    第二年夏天，母亲一个人悄悄地又回老家去。我不放心，追到老家。那时正是收割稻谷的时节，田野上打谷机响个不停。母亲顶着烈日，在她的一亩三分田上割野草。我站在田边问：“妈，你干什么？”母亲说：“这么肥的田，丢荒可惜啊！”母亲连头都不抬一下，双手颤巍巍地割着野草。我理解母亲对土地的深情。我不忍心劝阻母亲，但又不愿让她受苦，于是只好走下田去，递给母亲一瓶矿泉水，接过她手里的镰刀。

    从此，我每年都请人耕种母亲的一亩三分田。虽然田里的收获远不够我支付工钱，但我依然坚持下去，只为让母亲能吃上自己田里的米。

（节选自《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