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黄朴民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黄金岁月，是古代政治走向清明、积极进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朽象征。在“贞观之治”的诸多优良传统中，“和谐”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内涵，它体现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属性，象征着“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唐太宗李世民以博大的襟怀与气魄，在治国经武时做到虚怀若谷，宽容包纳。这表现为：在制定方针，实施政策时，能够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在君主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能够容忍魏征等臣下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在胜利面前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在人才任用上，能够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在民族关系处理上，能够摈弃狭隘的“夷夏之辨”畛域，打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怪圈，奉行“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理念，甚至赦免宿敌颉利可汗的性命，从而最大程度上化解了长期以来因民族征伐而积聚的民族仇恨，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和而不同，因事设宜”。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用人上，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像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能断，唐太宗使两人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佳话。又如在边疆治理上，提倡“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不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这样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造就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

    “文武并用，恩威互补”。考察“贞观之治”，我们能够发现，唐太宗君臣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很好体现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显著特点。如一方面，提倡法制，执法不避权贵；另一方面，注重教化，以温和的德治方式争取民心，“令上下同意”。一方面，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另一方面，又敢于决断，雷厉风行。做到了“仁”与“礼”的有机统一，“德”与“刑”的相辅相成，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又如在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高者抑之，低者举之”。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贞观之治”为后世封建社会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其三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扩大统治基础，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某些粉饰之辞，但所概括的“贞观之治”的显著成就，还是基本可以信从的，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煌煌治绩的背后，所蕴涵的正是追求和谐、实现和谐、维系和谐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之时代精神，它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内核，其价值、其意义乃是超越时空的，留给后人以永远的追慕与启迪！

（节选自《光明日报》2008年5月   有删改）

    ①优美是人类最早把握的一种美的形态。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对于美的最初认识，都是“美在于和谐”，都强调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统一之中，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和谐，也就是优美。

    ②优美的基本特征是和谐，是一个事物的各种对立因素的统一。它首先表现为感性形式的和谐统一。优美的事物往往是小巧的，光滑的，逐渐变化、不露棱角，娇弱以及颜色鲜明而不强烈等等。其次它还表现为内容的完整与统一。亚里士多德就强调美的事物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说：“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再次，它还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即形式能够完美地适合于内容，内容和形式处于交融无间、互相适应的状态，既不是形式压倒内容，也不是内容溢出于形式。另外，这种和谐还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即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状态中，主体感到了他同外部世界的统一，外部世界成了他的自我的肯定，从而产生一种审美的愉快。

    ③优美的这一基本特征是由优美的本质决定的。美的本质和根源在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真和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矛盾统一，而优美、崇高、喜剧、悲剧等等便是这种矛盾统一的各种具体不同的形态。优美以比较单纯直接的形态表现了这一本质，它表现为现实对于实践的单纯的肯定，而不是二者的对立、冲突和斗争；表现为对于丑的排除，而不是美丑并存的局面；表现为实践的静态成果，而不是实践的艰苦历程。在这里，现实与实践、真与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似乎是处在交融无间、相对统一的状态中，所以在形式上它呈现为和谐与相对稳定，给人们的审美感受也是单纯平静的。

    ④优美的这一本质还可以在它的各种具体形态中得到进一步说明。社会生活中的优美往往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一种融洽的关系与和平宁静的生活氛围，像体现着无私的友谊、贞洁的爱情、亲子之爱等等的各种场景与行动。自然中的优美往往是那些为人们所熟悉所把握了的对象，如花颜月色、珠光宝气、鸟兽虫鱼等等，以及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甚至野外的荒郊小径。艺术中的优美是现实中的优美的能动反映。优美的艺术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一般不具有严峻对立、不可调和的性质，而且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而优美的诗歌和散文，则是往往摄取一些日常生活小景，集中地表现，在形式上也力求完美和谐。

    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只关注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与立场的人。这些人既是专家，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

    假定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的人，可被推崇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其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再者，当今学术的专门化，细目化，各有专家。而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并且必须做“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 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确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则难如登天。当下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一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机会也可可谓空前；生今之世，如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我们何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美研制出新型半导体墨

    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新型半导体墨，这将使生产商向着制作柔性电脑屏幕或更低价的感应式标签（帮助零售商跟踪库存）又迈进一步。伊利诺伊州化学品公司百代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稻垣说，这项发现来自一种新型材料——一种可携带负电荷的可溶性半导体墨。通常情况下，半导体有两种基本形式：携带正电荷的P型和携带负电荷的N型。研究人员说，迄今为止，大多数半导体墨只能携带正电荷。在《自然》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这种新型半导体墨为N型半导体。

    稻垣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在同时拥有这两种半导体的情况下，你可以使芯片和电路运行得更快、更可靠、更有效。这非常了不起。”他说，新型半导体墨可以用改造过的喷墨打印机印在柔性材料上，例如塑料薄膜甚至纸张。稻垣说：“我们真正想做的是像印报纸一样进行印刷。它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成本相当低。”这可能有助于实现在大部分消费商品上打印便宜的射频识别（RPID）标签，帮助零售商对库存进行更好的跟踪。他说：“它还能帮助制造更复杂、更有效的灵活显示器——一种实际上可以弯曲的显示器。它还能使一些新的感应器技术成为现实。”该公司技术主管安东尼奥·法凯蒂说，在设计这种新材料时，他利用了类似于制药公司开发新的药物配方的方法。他说：“你在寻找一种新分子。”

    在此次研究中，他研究出一种核心不带电的分子，使之成为负电荷的极佳携带者。法凯蒂说：“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携带电子。”他说，这种分子可以溶于溶剂，因此可以被用作一种墨。公司计划以“Ac vhk”为商标出售这种墨。

    稻垣说：“我们还处于这项产业的极早期阶段。第一批产品刚开始出现。”

    “我们有可能取得像当前的硅技术一样伟大的成果。”

（选自《参考消息》2009年1月23日第7版）

    提倡格律和提倡不要格律都有危险，这岂不是一个矛盾么？这并不是矛盾。创造不能无格律，但是只做到遵守格律的地步也决不足以言创造。我们现在把这个道理解剖出来。

    诗和其他艺术都是情感的流露。情感是心理中极原始的一种要素。人在理智未发达之前先已有情感；在理智既发达之后，情感仍然是理智的驱遣者。情感是心感于物所起的激动，其中有许多人所共同的成分，也有某个人所特有的成分。这就是说，情感一方面有群性，一方面也有个性，群性是得诸遗传的，是永恒的，不易变化的；个性是成于环境的，是随环境而变化的。环境随人随时而异，所以人类的情感时时在变化；遗传的倾向为多数人所共同，所以情感在变化之中有不变化者存在。

    这个心理学的结论与本题有什么关系呢？艺术是情感的返照，它也有群性和个性的分别，它在变化之中也有不变化者存在。比如单拿诗来说，四言、五言、七言、古、律、绝、词的交替是变化，而格律则为变化中的不变化者。变化就是创造，不变化就是因袭。把不变化者归纳成为原则，就是自然律。这种自然律可以用为规范律，因为它本来是人类共同的情感需要。但是只有群性而无个性，只有整齐而无变化，只有因袭而无创造，也就不能产生艺术。末流者忘记这个道理，所以往往把格律变成死板的形式。

    格律在经过形式化之后往往使人受拘束，这是事实，但是这决不是格律本身的罪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格律不能束缚天才，也不能把庸手提拔到艺术家的地位。如果真是诗人，格律会受他奴使；如果不是诗人，有格律，他的诗固然腐滥，无格律，它也还是腐滥。

    古今大艺术家大半都从格律入手。艺术须寓整齐于变化。一味齐整，如钟摆摇动声，固然单调；一味变化，如市场嘈杂声，也还是单调。由整齐到变化易，由变化到整齐难。从整齐入手，创造的本能和特别情境的需要会使作者在整齐之中求变化以避免单调。从变化入手，则变化之上不能再有变化，本来是求新奇而结果却仍还于单调。

    古今大艺术家大半后来都做到脱化格律的境界。他们都从束缚中挣扎得自由，从整齐中酝酿出变化。格律是死方法，全赖人能活用。善用格律者好比打网球，打到娴熟时虽无心于球规而自合于球规。在不识球规者看，球手好像纵横如意，略无牵就规范的痕迹；在识球规者看，他却处处循规蹈矩。姜白石说得好：“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工在格律，而妙则在神髓风骨。

    孔夫子自道修养经验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道德家的极境，也是艺术家的极境。“从心所欲，不逾矩”，艺术的创造活动尽于这七个字了。“从心所欲”者往往“逾矩”，“不逾矩”者又往往不能“从心所欲”。凡是艺术家都要能打破这个矛盾。孔夫子到快要死的时候才做到这种境界，可见循格律而能脱化格律，大非易事。

（摘自朱光潜《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