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

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肩挎一个学生书包。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穿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这时候，大粒的雨点开始敲打着我。我跑步登上曲折而陡峭的山坡，好不容易爬到了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吁了一口气，呆若木鸡地站在茶馆门前。我完全如愿以偿。巡回艺人一行正在那里小憩。

舞女看见我呆立不动，马上让出自己的坐垫，把它翻过来，推到了一旁。

“噢……”我只应了一声，就在这坐垫上坐下。由于爬坡气喘和惊慌，连“谢谢”这句话也卡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了。

我就近跟舞女相对而坐，慌张地从衣袖里掏出一支香烟。舞女把随行女子跟前的烟灰碟推到我面前。我依然没有言语。

舞女看上去约莫十七岁光景。她梳理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大发髻，发型古雅而又奇特。这种发式，把她那严肃的鹅蛋形脸庞衬托得更加玲珑小巧，十分匀称，真是美极了，令人感到她活像小说里的姑娘画像，头发特别丰厚。舞女的同伴中，有个四十出头的妇女，两个年轻的姑娘，还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汉子，他身穿印有长冈温泉旅馆字号的和服外褂。

舞女这一行人至今我已见过两次。初次是在我到汤岛来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当时有三个年轻的姑娘。那位舞女提着鼓。我不时地回头看看她们，一股旅行的情趣油然而生。然后是翌日晚上在汤岛，她们来到旅馆演出。我坐在楼梯中央，聚精会神地观赏着那位舞女在门厅里跳舞。

……她们白天在修善寺，今天晚上来到汤岛，明天可能越过天城岭南行去汤野温泉。在天城山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上，一定可以追上她们的。我就是这样浮想联翩，急匆匆地赶来的。赶上避雨，我们在茶馆里相遇了。我心里七上八下。

不一会儿，茶馆老太婆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去。这房间大概平常不用，没有安装门窗。往下看去，优美的幽谷，深不见底。我的肌肤起了鸡皮疙瘩，牙齿咯咯作响，浑身颤抖了。我对端茶进来的老太婆说了声：“真冷啊！”

“唉哟！少爷全身都淋湿了。请到这边取取暖，烤烤衣服吧。”

老太婆话音未落，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她们的起居室去了。

乡村：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雷雁抒

    ①曾经的乡村，是一卷卷蓝布封皮的线装书。手工刻制的木版文字，在薄薄的宣纸上印满了炊烟、古屋、插秧、刈麦，印满了拱桥、溪流、杏花、荠菜；平平仄仄的一些低吟浅唱，长长短短的一些唐诗宋词，都写在卷卷线装书的册页里。

    ②当然，还有滚滚的征尘，有“苛捐猛于虎”的悲号，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劳作，有“田园荒芜胡不归”的呼唤……

    ③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起根发苗，发展壮大就在农村；农村，刻写着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④权力和商品造就了城市。古老的城市控制和剥夺着乡村，如果说城市是一座座砖砌的奶桶，乡村只是一头头散落田野的奶牛。乡村喂养着城市。衣衫褴褛的乡村父母，吃糠咽菜送儿子走进学堂，开始了逃离农村，逃离劳动，逃离贫困与低贱的第一步。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就是教育农村人离开农村，然后用权力和金钱来控制农村。

    ⑤思念乡村的人也有，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商战中的败北者，战场上的伤残者，是激烈的争斗之后寻找宁静地方的疗伤者。乡村以善意的同情接纳了他们，用源源不断的温情和取之不尽的中草药为他们医治创伤。而这些受伤者往往如受伤的鸟，强健之后，又挣脱农人的双手飞进城市。所谓“世外桃源”，只是都市受伤者的幻觉和梦呓。农村依然清静而贫苦，美丽却落后。他们远在都市的子女，西装革履、粉面彩裙，记忆里只是星星点点的乡情和偶尔由芭蕉暮雨生发出的淡淡乡愁。

    ⑥没有谁想去写一部乡村史，像写一部王朝史那样，写乡村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写农人的劳作、灾难和贡献。充满想象和幽默的乡村版文学，也只在口头上流传，随风起落；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乡村版歌谣，偶尔为都市人采集，一唱竟成明星。

    ⑦广大的乡村，散乱的乡村，到处都闪烁着星星点点金沙的乡村，如今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它将把落后变为先进，把贫困变为富庶；卫生与文明将取代肮脏与粗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是都市前所未有的对乡村的亲情反哺。

    ⑧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杞忧。既往的每一次变革，哪怕是最小的，都伤害过乡村的美丽与个性。这一次，会不会也有一些难免的伤损？美丽的村舍被单一的水泥楼房代替，宁静的生活被喧嚣的市声淹没，一卷古朴柔软的线装书被生生地改造成硬壳子西装书，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失去了印证唐诗宋词意境的物证，使我们民族丰富的人文想象只留下冷冰冰的经济。

    ⑨乡村，是我们最后一片诗意的栖居地。乡村以其古老的存在，成为整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古老村落历经数千年，保留着深厚的为正史所缺失的宝贵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有力的物证。

美研制出新型半导体墨

    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新型半导体墨，这将使生产商向着制作柔性电脑屏幕或更低价的感应式标签（帮助零售商跟踪库存）又迈进一步。伊利诺伊州化学品公司百代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稻垣说，这项发现来自一种新型材料——一种可携带负电荷的可溶性半导体墨。通常情况下，半导体有两种基本形式：携带正电荷的P型和携带负电荷的N型。研究人员说，迄今为止，大多数半导体墨只能携带正电荷。在《自然》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这种新型半导体墨为N型半导体。

    稻垣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在同时拥有这两种半导体的情况下，你可以使芯片和电路运行得更快、更可靠、更有效。这非常了不起。”他说，新型半导体墨可以用改造过的喷墨打印机印在柔性材料上，例如塑料薄膜甚至纸张。稻垣说：“我们真正想做的是像印报纸一样进行印刷。它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成本相当低。”这可能有助于实现在大部分消费商品上打印便宜的射频识别（RPID）标签，帮助零售商对库存进行更好的跟踪。他说：“它还能帮助制造更复杂、更有效的灵活显示器——一种实际上可以弯曲的显示器。它还能使一些新的感应器技术成为现实。”该公司技术主管安东尼奥·法凯蒂说，在设计这种新材料时，他利用了类似于制药公司开发新的药物配方的方法。他说：“你在寻找一种新分子。”

    在此次研究中，他研究出一种核心不带电的分子，使之成为负电荷的极佳携带者。法凯蒂说：“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携带电子。”他说，这种分子可以溶于溶剂，因此可以被用作一种墨。公司计划以“Ac vhk”为商标出售这种墨。

    稻垣说：“我们还处于这项产业的极早期阶段。第一批产品刚开始出现。”

    “我们有可能取得像当前的硅技术一样伟大的成果。”

（选自《参考消息》2009年1月23日第7版）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对法治的理解，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实践算不算法治文明，与我们当代的法治实践有何关系，能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听听法家的话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等等，这些都是法家对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占据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摘编自武树臣《听法家如是说》）

缙云的古风

鲍尔吉·原野

    ①在缙云，我喜欢仰面看天空的云。这里多山，朵朵白云围绕山峰，缠绵不走。虽然我知道缙云的地名不关云的事，它是轩辕黄帝的号。史记记载，黄帝又曰缙云氏。当年黄帝氏族从西北高原迁移到古越族聚集的浙江中部，建立了以缙云为名的方国。唐武周时代，即公元696年，县名改为缙云。但是地名有云，来客难免要往天空张望。这几天雨歇，天上一派好云。白云似城垣，如马队，浩浩荡荡地川流而过。它们在地上的随从则是迂回奔走的好溪。好溪也是一个好名字，在江河前面直接加一个好字，恐怕只有缙云。水利万物而莫争，当然好。

    ②前面说黄帝在这里建立了缙云国，是传说。而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公元239年，缙云人在海拔1200多米的古方山上修建了一口方塘，即水库，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浙江最早的山区水利工程。你没法想象，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们穿过陡峭的山路去修一个水库。

    ③缙云人崇拜山，当地方言把山称作山娘，他们把崇山峻岭看做母亲。乡间秋收，农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山娘。筑路造屋，开工之前也要祭山娘。缙云人认为，山上的鸟兽草木是山娘的子孙，土地是山娘的皮肉，不得随意毁伤。这真是可爱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环保，实为共生。在这里，哪家人屋里如果爬进了蛇，当地人不会把蛇打死，而要点上熏香把它熏跑。缙云人上山垦田，人站高处，锄头放在下面，由下往上挖；而不能对着山头举起锄头，以兹表达对于山娘乃至大地的崇敬。

    ④说到缙云的山，自然要说鼎湖峰。传说轩辕黄帝当年来此地，相中的就是这座鼎湖峰，于是定居于此，并把这座山命名为缙云山，也就是黄帝山。黄帝在鼎湖峰顶上铸鼎炼丹，最后驾龙升天去也。之后，缙云成为古时江南祭祀轩辕黄帝的中心。

    ⑤鼎湖峰拔地而起，上下同圆。它固然是一座山，但把它叫做石柱更合宜。在苍翠的山峦之中，在好溪的喧哗声里，突兀而立的鼎湖峰引人遐想。我第一眼看到鼎湖峰，便觉人类的渺小，只能站在地面上仰之望之，如果环绕此峰观察一下该有多好。再一想，飞鸟幸福啊，它们可以围着鼎湖峰飞无数圈，累了在上面栖息。

    ⑥期望环峰飞翔的人，不光我一个。宋代诗人柳绅初到缙云时，惊叹于鼎湖峰的雄奇，留下一首诗：“独出诸峰表，周围百丈圆。千寻雄镇地，万仞上摩天。湖浪动星际，莲花生日边。终当驾云鹤，绝顶会群仙。”他想象自己骑着云中的仙鹤，到达鼎湖峰绝顶，去拜会群仙。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曾为鼎湖峰所倾倒。南朝宋永初三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他赴任路上经过缙云，改乘竹筏，走好溪水路。他在《归途赋》中叹曰：“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常在，经盛衰而不易。”在《游名山志》中，谢灵运再度写到鼎湖峰“缙云山孤石干云，可高三百丈，黄帝炼丹于此”。好风景经过谢灵运的夸赞，传播士林，咏叹缙云的诗篇越来越多。李白在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开篇写道“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神往鼎湖峰的大诗人还有白居易。唐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缙云一游。他听说鼎湖峰顶有黄帝置鼎而塌陷形成的湖，湖上生莲。他想，倘若劲风吹过，峰顶的湖水会不会随风而落，形成高天散雨的奇观呢？白居易为此留下一首诗：“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我做不出这样的好诗，但比古贤幸运的是可以坐缆车观望鼎湖峰。缆车在山峰后方，一路攀升到山顶，可窥见鼎湖峰顶全貌。放眼望去，几近梦幻。

    ⑦鼎湖峰边上的苍龙峡口，东晋时即建有祭祀黄帝的缙云堂，它是有史记载以来江南最早祭祀黄帝的建筑。唐乾元间，经缙云县第一任太守李阳冰奏准，缙云堂改名黄帝祠宇，李阳冰题写篆额。李阳冰的篆书与李斯并称“小篆二李”。这些年，逢清明节与重阳节，当地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祭祀。重阳节由地方政府主持公祭，清明节则是民祭黄帝的节日。

    ⑧我喜欢考究方言，尽管并没有语言学的基础。我十分崇拜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他同时又是音乐家与作家。他写的自述，让人百读不厌。赵元任通33种汉语方言，可以用口技的方法，模仿一个人从北京出发，周游全国，从东北返回的经历，用各地方言表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特产。方言实为历史的活化石。我跟缙云人聊天，发现这里的方言遗存着明清之前的古语，或许还有古越国的语言。比如他们把“人”称之为“丁”，一如汉代的称呼。小伙子，他们称“后生丁”。“大丁”指成年人，“老髯丁”是老人。称“女孩子”为“婉转尼”，过门的新媳妇叫“新妇”，与《陌上桑》的称谓一样。唐宋时期的词语也保留在当地农民的言谈中。“走过去”这句话，当地人发音“往过克”。“去”的读音为“克”，这是明代以前的发音。明清之后的汉语，名词后面爱加“子”字，比如桌子，椅子。而缙云只叫桌、椅，不加“子”，保留明代以前的读法。从他们语言的古朴，想到缙云的百姓把山称之为山娘，认为鼎湖峰是黄帝炼丹的道场；而他们的语言中又保留着好多古音，这就是文化，文化应该源远流长，有山水和人的血脉气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7月06日第11版）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话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由于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以至于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后人留下了全然不同的印象。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不过存在于书面文献上，甚至干脆说中国古建筑的实物等于零。这种片面的看法曾得到很多本土学者的呼应，并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浊流。时至今日，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技术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适合建筑的优良石材。其次，古人的石材加工技术并不落后，先进的玉石文化，以及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容易取得。秦朝修建阿房宫，许多木材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的。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 很不经济的；只有当使用木材的意义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木材来盖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更便于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材更少。《礼记•檀弓上》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是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

    中国传统哲学从未认真看待过“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人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对象，人一直处在不断的繁衍和传播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建筑物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筑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久保存，经久不变。而陵墓建筑在功能上则有耐久的要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因此这里便成了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 筑部件，如铺地石、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 材料选择上的理性。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