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有我

郭保林

[1]大草原的尾声便是戈壁滩。

[2]戈壁滩是死亡的草原。

[3]这是纯种的戈壁，没有一点杂质，旷达的蓝天，缥缈的白云，一目荒旷的沉寂，一目宏阔的悲壮，粗莽零乱的线条，浮躁忧郁的色彩，构成浩瀚、壮美、沉郁、苍凉和富有野性的大写意，一种慑人心魄的大写意。成片成片灰褐色的砾石，面孔严肃，严肃得令人惊惶，令人悚然。这是大戈壁面靥上的痔瘤，还是层层叠叠的老年斑?

[4]沉重的时间压满大戈壁。戈壁滩太苍老了，苍老得难以寻觅一缕青丝，难以撷到一缕年轻的记忆，仿佛历史就蹲在这里不再走了，昨天，今天，还有明天都凝固在一起。

[5]据说，我们的车行路线是古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四大文化体系一一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一一的交汇点，就是这条古丝绸之路。它是历史的通道和罗盘，它导引过心灵史、文明史以至于生物史，至今，敦煌宝窟的画壁上还生活着两千年前用骆驼贩运丝绸、茶叶和陶瓷的商人。想当年，这路上骆驼成列，驼铃叮咚，牛马喧阗，驿站如珠，该是一片多么繁华的景象啊!而今丝绸之路荒芜了，湮灭了．罗盘生锈了。

[6]我放飞思绪的小鸟，穿越时间的屏障——我看见飞将军李广、汉家大将军霍去病的啸啸战马、猎猎大旗，迎风踏踏而去；我看见汉武帝的使臣张骞、大唐一代佛宗玄奘的驼队，昂首行进在戈壁荒漠，风沙浩浩，星路遥遥。一曲折杨柳的哀吟，三两声阳关三叠的古韵，使这寂寞的氛围更添一抹凄凉，几缕悲怆……生命漩涡，人类的梦幻，而今都化为一种历史的难堪，和风沙卷去又卷来的喟叹。

[7]这里原是一个古战场，战争的悲剧曾轰轰烈烈地演出一幕又一幕。目睹这漫漫戈壁，谁说这里是不毛之地?戈壁滩曾长出二十四史一页页辉煌，曾长出唐诗宋词的悲壮，曾长出阳关三叠的凄怆，也长出过“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黯然神伤……

[8]一切都被风沙埋没了，被时间的巨浪吞噬了。

[9]人类是难以征服宇宙的。人类只是在宇宙的缝隙中默讨着生活的偶然幸存。在宇宙面前，人类是孤独的。几千年来，人类在这里播种的文明和文化、繁荣和繁华、恩爱和仇恨、美丽和丑恶、善良和罪孽……这些都化为乌有，只留下这类似月球地貌的灰褐色宣言，只留下太阳孤独的鸣唱，只留下漠风唱给死亡的挽歌!

[10]我在戈壁滩上漫步。太阳已西斜，热浪开始退潮。

[11]四维空间只剩下一维。不，还有我!有我在，大戈壁便增加成了二维。我和宇宙之神肩并肩站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四周弥漫着“古从军”乐曲的那种迂回悲壮。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宇宙之神在谈心。宇宙之神伏在我的肩头，悄声说：“大戈壁最美的风景是晚霞，不信，你等着瞧……”

[12]宇宙之神并未说假话。当大戈壁的黄昏降临之时，展现的的确是一帧美丽悲怆的大风景。且看，远处那一道道起伏跌宕的沙梁，那是夕阳点燃的一条条火龙，火龙在晚风中飞跃，给戈壁滩增添无限的生机和壮观。而遍地的砾石，红光灼灼，热烈动人。那骆驼刺和红柳也开出星星点点的红花，结满星星点点的红果，更添一抹斑驳富丽的景观，给人以庄严、神秘的感觉。

[13]夕阳沉去了。我站在暮色中，只觉得自己化为一朵花，向大戈壁倾吐着爱恋之曲；化为一棵草、一棵树，向宇宙颂扬着生命之歌!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走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

    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绝对相信别人。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这些给我的 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

    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邮差先生

师陀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最多的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少人的街上走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从脚下飞起，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到他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充满善意的怨言，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送到，又没有另外的什么事等候着他。②虽然有时候他是这样抱歉，因他为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

    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苦痛者的天籁

    那两年，逢年过节，养鱼的蔡婆总要给我家送几条新鲜的鱼来。一进院门，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

    我有点恨父亲。集市上什么鱼都有，为什么父亲偏偏喜欢蔡婆的鱼呢？有一次，我问蔡婆，你咋知道我爸爸喜欢吃你家的鱼哩？蔡婆说，你爸爸呀，是个馋猫，为了吃我的鱼，每天晚上敲我的门。父亲真没出息。

    父亲在镇里的一家工厂上班，两班倒。但父亲很少上白班。父亲说，他胆大，不怕走夜路。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其实，父亲是想多挣些钱。上夜班，一个月多挣100多块钱呢。

    父亲每天晚上从镇里回来，要翻过一面坡，再翻过一面坡，七八里路，上坡下梁地要走半天。就在那两面坡中间，有一块洼地，蔡婆的鱼塘就在那里。

    父亲说，蔡婆不容易。蔡婆的丈夫是个跑买卖的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闹着要和蔡婆离婚，蔡婆死活不同意，结果，她的丈夫就跑了，临走的时候，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只剩下蔡婆，以及三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蔡婆凭着年轻时候养过几年鱼的经验，包了山洼里的鱼塘，并在鱼塘旁盖了间简陋的土房子。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一年四季，蓬头垢面地照看着她的鱼塘。

    每天晚上，父亲下夜班，骑车路过那鱼塘的时候，总要去敲敲她的门。

    笃——笃笃——舅奶，睡了没有？蔡婆是父亲的舅奶，父亲一直这么喊她。

    屋子里亮着油灯，蔡婆还没睡。她便唤父亲进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然后，父亲才走。有时候，父亲下夜班很晚，蔡婆屋子里的油灯早已熄灭了，但父亲依然要去敲敲蔡婆的门。笃——笃笃——舅奶，我下班回来了，你挺好吧。听着屋里的蔡婆在睡梦中含混地应了，父亲才走。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敲蔡婆的门，是想吃她养的鱼吗？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笑说，你还小，不懂。

    我已经不小了，都上初中了！我一本正经，又义愤填膺地喊。

    父亲依旧每晚去敲她的门，蔡婆依旧逢年过节送鱼来。她一进门，依旧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

    父亲真是个馋猫。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父亲退了休，蔡婆也不养鱼了。混得不错的儿女们，把她接进了城里，让她去安享清福。

    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了蔡婆，谈起了那些年的事。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

    你奶奶是生你五叔的时候，难产死的。我瞠目结舌，尽管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奶奶就没了，但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

    你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想不开，几次想寻短见，随你奶奶而去。村里有一个叫杨有贵的人，和你爷爷岁数差不多，就经常来劝他，说，你还有几个孩子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你也得活下去啊。

    但你爷爷还是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那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杨有贵都要来咱家坐坐，或者与你爷爷拉家常，或者聊东说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说，即便真的没话说了，也要干坐着，一直待到很晚才走。

    你爷爷后来说，如果没有杨有贵这个人，如果没有他每晚来陪着坐一阵子，也许，咱们家就没有今天。所以，你爷爷临去世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伸出手来可以扶人，拿出钱来可以帮人，人在遭难的时候，就是有人陪着说说话，也是能救人于苦难中的。

    爸爸深深记住了爷爷说的这句话。那几年，蔡婆不容易，爸爸想帮帮她。于是，每天晚上去敲敲她的门，就是想让她知道，有人在惦记着她，好让她那颗清冷而孤独的心得到温暖，看到希望。

    是啊，那些夜晚的敲门声，对蔡婆来说，不仅是温暖的，还是敲响在她苦痛心灵里的天籁之音啊！我不失时机地说。

    父亲笑笑，说，不管怎样，她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也许不愁吃、不愁穿，却在自我心底里痛苦着、挣扎着。他们所缺少的，也许只是陪他们坐一坐、说说话的人。哪怕，在他们最寂寞的时候，能够听到“笃笃”的敲门声，也是好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美妙的天籁。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第九卷，百花文艺出版社，有改动）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莱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节选自鲁迅《祝福》）

牵手

范小青

曾明的眼睛不是一下子坏了的，他先是得了一种眼病，医生就预言曾明的眼睛不行了。最后曾明真的成了一个盲人。

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这就是曾明必须选择的路。曾明被介绍到街道办的福利工厂去工作，往一块小小的金属板上捻螺丝。上班的时候，他把一台收音机开着，节目很丰富，多年是直播形式的，盲人们常放下手里的活，给电台打热线电话，曾明很快就被吸引，觉得生活有意味得多了。

捻螺丝对曾明来说，真是小菜一碟，进厂不多久，就已经很熟练。有一天曾明起身去方便，不小心和邻近的老陶撞了一下，金属板翻到了一处，他们一起蹲下来拣金属板。才拣了几十只，曾明就再也摸不着了，便有些急，道：“我做了一百只了，怎么只有这一点点？”

老陶随口回道：“这么凑巧哇，刚好一百。”

“我数到一百，才起身去上厕所。”

几个人笑了起来，曾明道：“你们的意思，是我瞎说？”

没人回答曾明的问题，曾明便起身找负责人，负责人听了，也是一笑，道：“算了，又不计件，不要计较了吧。”

“凡事总有个道理。”

“扯不上，工资又不挂钩……”

曾明再没有说话。晚上回家听电台节目，曾明打了一个热线电话，把事情说了，主持人告诉他，这算是一种病态心理，解除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人倾诉。主持人告诉曾明，曾明住处不远的另一条街上，有一位在街道办事处做调解的刘主任，建议曾明找那位刘主任说说，刘主任是调解战线的先进。

曾明在某一天果真找到那地方去，人们把他引到主任的办公室时，曾明听到刘主任正在调解民事纠纷，他听主任说得在情在理，很快就把当事双方说通了，高兴而去。曾明听到喝水的声音，接着刘主任问他：“你是不是我们这个街道的？”

“是，是电台的主持人叫我来的。”

“是小丁吧，他常常介绍人来我这里。”

曾明就把事情说了，说罢却有好一阵没有听到刘主任的声音，只觉得周国有一种沉静压抑的气氛，曾明还以为刘主任出去了呢，忍不住问道：“你在吗？”

刘主任说：“我在……”停顿一下，问道：“你是盲人？”

曾明心下有些奇怪，但并没有往深里想，只是点头道：“是的，得了一种奇怪的眼病，医不好。”

“这么说来，你失明的时间不很长？”在曾明的感觉中，刘主任的声音好像离得很远。

“半年吧。”

“你……”刘主任又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失明以后，做梦吗？”曾明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刘主任又问一遍：“你失明以后，做梦吗？”

“没，好像没有梦见过什么。”他不明白刘主任问他这个做什么，或许是一种心理治疗。

“盲人做梦，若能看见东西，古时候称作天眼开。”

曾明想了想，说：“那恐怕说的是先天的盲人吧，像我们这样，应该是能做梦的，人若盲了，已经够痛苦，若连梦也做不起来，那就更惨，不能这么不公平吧。”

“我想也是，只是盲人不做梦，这是事实呀。”

“你怎么知道？”

刘主任没有回答曾明的这个问题，却回到了曾明的主题上，说：“你心中的这股气，其实不是对着老陶的，你说是不是？从根本上说你对于自己的失明一直郁闷不平，看起来你已经适应了失明以后的生活，其实你并没有适应，你还需要继续适应……”

曾明打断刘主任的话：“没有失明的人，怎么能够体验失明人的滋味，就像你，怕是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吧。”

刘主任笑了一下，说：“也许吧……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在盲人中，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

曾明一时回答不出来。

刘主任说：“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我总是在想……”下面的话被一阵人声打断，有人进来说道：“刘主任，又来人了。”

曾明知道刘主任有工作了，便站起来道：“刘主任，你忙，我先走了，过日我再过来就是。”

刘主任说：“好，我领你出去。”就有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一路过来，刘主任没有和曾明说话，曾明再一次感受到在刘主任办公室里感觉到的那种沉静压抑。

曾明继续到福利厂上班，大家和他仍像以前一样亲切，好像谁都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丝不愉快的事情。一天夜里，曾明做了一个梦，梦见刘主任对他说：“你怎么不来了？我很想你。”醒来后，曾明的心里有些不宁。过了几天，他又到刘主任那里去，这一回曾明只让人把他引到走廊端头，他自己沿着走廊，很快摸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进去，刘主任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脚步声。”

曾明说：“你的耳朵真好。”

刘主任说：“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我的休息日，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好吗？”

“到哪里？”

“到那地方你就知道。”

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曾明的手被那只手牵着，他们一起往外走，以曾明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

“你听到了什么？”

“鸟叫，很多很多的鸟。”

刘主任笑了，说：“是的，他们都在这里遛鸟，今天比赛。”

曾明说：“比什么？”

“比鸟的叫声。”

在一片叽喳的鸟鸣声中，曾明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一片明亮，刘主任的热乎乎的手又伸过来牵住了他的手，说：“走，我们上那边看看去。”

他们牵着手走了几步，曾明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他们说，瞧，两个瞎子手牵着手在走路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