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

林斤澜

    矮凳桥街背后是溪滩，那滩上铺满了大的碎石，开阔到叫人觉着是不毛之地。幸好有一条溪，时宽时窄，自由自在穿过石头滩，带来水草野树，带来生命的欢喜。

    滩上走过来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前边的挎着个竹篮子，简直有摇篮般大，里面是衣服，很有点分量，一路拱着腰身，支撑着篮底。后边的女人空着两手，几次伸手前来帮忙，前边的不让。前边的女人看来四十往里，后边的四十以外。前边的女人不走现成的小路，从石头滩上斜插过去，走到一个石头圈起来的水潭边，把竹篮里的东西一下子控在水里，全身轻松了，透出来一口长气，望着后边的。后边的走不惯石头滩，盯着脚下，挑着下脚的地方。前边的说：

    “这里比屋里清静，出来走走，说说话……再呢，我要把这些东西洗出来，也就不客气了。”

    说着就蹲下来，抓过一团按在早铺平好了的石板上，拿起棒槌捶打起来，真是擦把汗的工夫也节约了。

    看起来后边的是客人，转着身于看这个新鲜的地方，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

    “水倒是清的，碧清的……树也阴凉……石头要是走惯了，也好走……”

    “不好走，一到下雨天你走走看，只怕担断了脚筋。哪有你们城里的马路好走。”

    “下雨天也洗衣服？”

    “一下天呢，二十天呢。就是三十天不洗也不行。嗐，现在一天是一天的事情，真是日日清，月月结。”

    客人随即称赞：

    “你真能干，三表妹，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天天洗这么多。”

    主人微微笑着，手里捶捶打打，嘴里喜喜欢欢的：

    事情多着呢。只有晚上吃顿热的，别的两顿都是马马虎虎。本来还要带子，现在托给人家。

    不过洗完衣服，还要踏缝纫机。”

    客人其实是个做活的能手，又做饭又带孩子又洗衣服这样的日子都过过。现在做客人看着人家做活，两只手就不知道放在哪里好。把左手搭在树杈上，右手背在背后，都要用点力才在那里闲得住。不觉感慨起来：

    “也难为你，也亏得是你，想想你在家里的时候，比我还自在呢。”

    主人放下棒槌，两手一刻不停地揉搓起来：

    “做做也就习惯了。不过，真的，做惯了空起两只手来，反倒没有地方好放。乡下地方，又没有什么好玩的，不比城里。”

    客人心里有些矛盾，就学点见过世面的派头，给人家看，也压压自己的烦恼：

    “说的是，”右手更加用力贴在后腰上，“空着两只手不也没地方放嘛。城里好玩是好玩，谁还成天地玩呢。城里住长久了，一下乡，空气真就好，这个新鲜空气，千金难买。”

    单夸空气，好比一个姑娘没有什么好夸的，单夸她的头发。主人插嘴问道：

    “你那里工资好好吧？”

    提起工资，客人是有优越感的，却偏偏埋怨道：

    “饿不死吃不饱就是了，连奖金带零碎也有七八十块。”

    “那是做多做少照样拿呀！”

    “还吃着大锅饭。”

    “不做不做也拿六七十吧？”

    “铁饭碗！”

    客人差不多叫出来，她得意。主人不住手地揉搓，也微微笑着。客人倒打起“抱不平”来：

    “你好脾气，要是我，气也气死了，做多做少什么也不拿。”

    “大表姐，我们也搞承包了。我们家庭妇女洗衣店，给旅店洗床单，给工厂洗工作服都洗不过来。”

    “那一个月能拿多少呢？”客人问得急点。

    主人不忙正面回答，笑道：

    “还要苦干个把月，洗衣机买是买来了，还没有安装。等安装好了，有时间多踏点缝纫机，还可以翻一番呢！”

    “翻一番是多少？”客人急得不知道转弯。主人停止揉搓，去抓棒槌，这功夫，伸了伸两个手指头。

    客人的脑筋飞快转动：这两个手指头当然不会是二十，那么是二百……听着都吓得心跳，那顶哪一级干部了？厂长？……回过头来说道：

    “还是你们不封顶好，多劳多得嘛。”

    “不过也不保底呀，不要打算懒懒散散混日子。”

    客人两步扑过来，蹲下来抓过一堆衣服，主人不让，客人已经揉搓起来了，一边说：

    “懒懒散散，两只手一懒，骨头都要散……乡下地方比城里好，空气第一新鲜，水也碧清……三表妹，等你大侄女中学一毕业，叫她顶替我上班，我就退下来……我到乡下来享几年福，你看怎么样？”

（选自《十月》1984年第6期，有删改）

木鱼

周海亮

    冬子小时候，家里穷。不仅他家穷，全村都穷。不是吃不到米闻不到肉的那种穷，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那种穷。贫穷与饥饿贯穿了冬子的童年，即使现在想起，冬子的记忆深处，仍然是望不到尽头的饥饿。

    冬子九岁那年，村里有亲戚嫁女，娘带冬子去吃喜宴。临行前娘嘱咐冬子说，饭桌上一定要放开了吃，吃慢了，东西就没了。又说，千万别动桌上那条鱼，否则会被别人笑话。冬子问为什么，娘说那是条假鱼。鱼是木头雕刻而成，上面浇了汤汁，撒了葱花，盛在盘子里，端上桌，与真鱼别无二致。娘还说木鱼是栓叔的手艺，栓叔一晚上就能将一截木疙瘩变成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娘带冬子来到亲戚家门口，再次嘱咐冬子不仅要吃得快，还要尽量多吃。吃饱了，咱家晚上那顿就省了。她说。

    六个菜，一个汤，满桌人吃得像猪。普通的蔬菜，加几片肉，味道就完全变了。冬子听了娘的，快吃，使劲吃，却总是吃不饱。那条鱼摆在桌子中间，假如娘事先不说，冬子绝不会当它是一条木鱼。鱼浇了汤汁，撒了葱花和香菜，那是一条红烧口味的木头鲤鱼。亲戚家虽穷，但厨艺高超，据说能把一条鱼烹成七八种不同的味道。木鱼也能。不过仅仅是味道的样子。

    满桌人心照不宣。他们的筷子和汤匙伸向不同的盘子和汤碗，却绝没人去碰那条鱼。桌上很快只剩残羹冷炙，唯有那条鱼，仍然闪烁出诱人的光泽，散发出美妙的酱香。满桌人仍不散去，他们蘸着盘子里剩下的汤汤水水，啃着手里的黑面馒头，那也是平常时日难得的吃食。

    冬子有将筷子伸向木鱼的冲动。冲动那样强烈，有那么几个瞬间，他几乎无法自控。他强迫自己不去看那条鱼，可是鱼却顽强地游进他的眼睛，挠着他的喉咙。终于冬子做出令他和他的家人从此蒙羞的举动——他动了那条鱼。他甚至夹起撒在木鱼上的葱花，他甚至将那些葱花，直接填进嘴巴。

    他挨了娘的一顿巴掌。他受到村人的讥笑。以后很多年，他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他不仅仅是动了一条木鱼，更是动了乡村的规矩，动了主人的尊严。一条木鱼，没有人动，它便是一条色香味俱全的真正的鱼，便是富足和希望；动了，它便成为一个木头疙瘩，成为欺骗，成为乡间岁月的颓败与贫穷。

    那条木鱼挂在冬子的胸前，顶在冬子的头上，刻在冬子的脑门上，挤在冬子的心里，很多年挥之不去。

    后来冬子进城，吃了很多苦，终于成为一家水产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他几乎吃遍世界上所有的鱼，但童年里的那条木鱼，仍然时常游进他的心里，即使在梦里，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然后让他在醒来以后，充满羞愧。

    常跟娘说起这件事，娘说，是那时太穷了。冬子说，或许是。娘说，是你太无理了。冬子说，或许是。不过一个孩子动了一条木鱼，有什么大不了呢？冬子觉得，一条木鱼，绝不该让他背负这么多年的沉重。

    一次冬子去民俗博物馆，突然觉得那里面似乎缺少一条可以摆上餐桌的木鱼。他想为博物馆捐赠一条，馆长当然乐意。为这事冬子专程回了一趟乡下，他找到亲戚，问那条木鱼还在不在，亲戚找了很久，终于从一堆破铜烂铁里翻出来。木鱼上布满虫眼，却依然活灵活现。——一条木头雕刻而成的鱼远比一条河水里的真正的鱼，有着更为长久和顽强的生命。

    冬子带木鱼返回城里，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找一位匠人雕刻了一条鱼。他把新雕的木鱼送到博物馆，将真正的老木鱼拿回家，刷干净，加了底座，摆上桌子。

    生日那天，冬子调好汤汁，切好葱花，然后将那条木鱼，恭恭敬敬地端上餐桌。

    冬子对儿子说，吃鱼。

（有删改）

信一口

    明嘉靖十三年，被流放云南，“永远充军烟瘴”的大诗人杨慎来到建水拜访他的朋友，西南边睡的建水城令他大吃一惊并留下了数篇文字。令我惊讶的是，杨慎诗里描写的建水，并未隔世，我几乎以为，杨慎才搁笔走了不久。杨慎笔下的这个建水城大体上还在着，“少年社火燃灯寺”，燃灯寺还在，依然在响着木鱼。寺院门口的那口井依然清冽，杨慎如果在燃灯寺喝过寺僧沏的茶，茶水应当就是这口井里的水。

    如今建水县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送水的马车。马车上绑着一只铁桶，里面装着井水。马车驶进小巷，将井水送给各家各户。在自来水已经普及的今天，城市里还有送井水的人，除了建水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是一份古老的工作，我三十年前来建水的时候，就见过这些送水的马车。现在，马车已经被汽车包围了，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汽车中间，没有被取缔，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送水的人骑在桶上，吆喝着湿淋淋的马车跑过建水城，就像童话里的人物。马车一到，接水的人们心怀喜悦，开门出来，提着一桶芳香四溢的清水回家去。井水渗入人们的生活习惯中，没有这桶水，一天的生活便无法开始。

    马车送来的水，取自水板井。建水民谣说：“先圈大板井，后建建水城。”如果没有这口井，建水城不会建在此，文明不会兴起。至今，大板井的水依然清冽甘醇，一位前生产队的老会计守护着它，老伯已经70多岁了，终日坐在井后面的小庙里，他后面是供着龙王的神龛。水井对于建水人来说，不仅仅是水源，而且是来自大地的保护神，每一口水井都具有神的地位。许多井的旁边，都盖着庙，里面供奉着龙王、水神，终年香火不绝。建水立城以来，一直靠井水滋养。喝井水的人，已经死去无数，运送井水的人，也死去无数。但新一代的送水人仍通过送水而生活，这是一种故乡经验。井水是一种“信”，这不仅是源于生活习惯的依赖，更是祖传的“信”，每个建水人都收到过这个“信”。井水令一代一代建水人信任大地，安居乐业。生生之谓易，送水人不会怀疑，跟着祖先送水就行了。这一眼，令他成了一个保守派。破旧立新、怀疑旧物是这个时代的风气，改天换地，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大地，不再道法自然了。送水的人必须守旧，大地之水是旧的，从来没有进步过一滴。这个时代的目标是“先富起来”，送水的人像井一样，天然地自甘落伍。送水只能维持温饱，年复一年地送水，做这个活计更得不为所动。但是，只要水在，他就不会失业，也不必担心成本。人们信任他，只要他的马车一到，各家各户就提着桶走出来，仿佛他是一个大地派来施水的使者。井水维系着这座小城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建水的送水人诚实地信任着祖传的井，就像祖先们信任大地之水、开始之水。他通过日复一日运送这口唯一的井里的水，立其诚。送水的人像写诗一样，送的是大地的现成，大块假我以文章。这个工作微不足道，没有技术含量，有力气就能干。但是，必须有人干，不能须臾或缺。他的职业精神，就是每一次送水都要恭恭敬敬的，忠实于一口井。看建水人如何取水，送水人站在马车上，用瓢将桶中的水慢慢舀出，车旁的人双手捧着盆，捧至眼前，瓢里的水跃入盆中，如天地孕育出的精灵。送水人与取水人不说话，但凭借青色的一缕完成了最神秘的交流。偶尔，水沾湿额头，有一点凉，这是确定无疑的，大地之凉。

    说实话，大板井的水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没有多少区别，如果用技术检测的话，成分也不会有多大差异。但这是一种“信”，这种“信”非常古老，这是对起源、开始的“信”。人们迷信的是这个开始，通过对开始之水的迷信，人们永远记着祖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定居。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迷信。科学只看到水的分子构成：水（H₂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无毒。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科学不知道这种“信”来自时间、经验、细节，井是文明照亮的，水不是一般的水。水中有“信”，是人们对于祖先和神灵的一种态度，水井唤起的是感激和敬畏。大板井的旁边不仅有龙王庙，还有无数的传说、诗歌，无数来自祖母们的自生自灭的箴言……没有人会为自来水公司建一座庙，虽然它的有无也生死攸关。人们喝水管里的水只是因为契约、抵押、担保、制度，所以不会对一个水表、一份供水合同恭恭敬敬。人们提心吊胆，担心着毁约。大地不会毁约，大地就是诚实。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是“信”，不是契约。

    黎明，马蹄嗒嗒响起，送水的人来了，这是一个喜讯。有部电影叫作《都灵之马》。

    大风，灰沙弥漫，疯狂之马，最后几颗土豆，一群吉普赛人在荒野中找到一口干了的井。在整个世界上，井越来越少，一口接一口地少下去，现在，井就像诗一样卑贱而金贵。许多井已经不被信任，封了填了。有一次我在苏轼老家的井边跪下去，像信任他的诗那样信任着，捧起一口来喝掉，旁边的导游大喊：“喝不得！”他不信了。大地藏着毒药，不再信任井，这是一种新的觉，人类从来没有如此觉过，耶稣、佛陀、庄子、老子等的觉都是：井是好的，井就是诚实，可以信任、依靠。井藏着毒药，这种可怕的想法已经萌生。黑暗是什么？是送水的人不再来了。建水城可以信任，看啊，送水的马车来了！

    马车从我身边经过，我坐在燃灯寺前，像五百年前的杨慎一样，端起茶碗，品着井水，品着“信”的滋味。

（选自于坚《建水记》，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有删改）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兵士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放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

怀揣羊羔的老人

李娟

太阳完全沉下群山，天色却仍然明亮、清晰。我们出去散步，沿着河岸走了两公里后，四周景物才渐渐暗了下来。我们便开始往回走。

河谷对岸森林密布。河水清澈、宽阔，冰凉刺骨的水汽一阵阵扑面而来。在天边悬了整整一天的白色月亮，已转为金黄色，向群山深处沉去。

这时，有小羊羔撕心裂肺的咩叫声远远传了过来，凄惨又似乎极不情愿。我们循声音爬上河岸边高高的岩石，走进一片深深的草甸。这里有一片沼泽，我们小心地绕着走。

前面远远走来一个老人，近了，这才弄清声音的出处原来在她怀里。怪不得小羊的叫声这么别扭，原来它被抱得极其难受。那个老太太像抱小孩子一样抱人家，把它竖起来，一手搂着它的小肚皮，另一只手托着它的小屁股。小羊惨叫连连，不舒服极了，一个劲儿地挣扎。于是这个老太太就换了姿势，把羊扛到背后，像背包袱一样反背着人家，一只手绕在肩头攥着两只小前蹄，一只手反到背后攥着另外一对后蹄。这下她自己倒轻松了好多，可怜那羊羔更痛苦了，于是叫得也越发不满。

“怎么了？这是——”

她乐呵呵地：“这个嘛，它的妈妈嘛，找不到了嘛，看——它哭呢！”

我们心想：明明是你把人家弄哭的。

一到冬天，我们店里卖得最快的东西居然是奶瓶上的橡胶奶嘴，几乎每天都在出售。可大桥附近就那么两三个小村子，百十户人家。真奇怪。为此我妈还自作聪明地得出了两个结论：一、这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没抓落实；二、这里的婴孩普遍牙齿长得早。

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人买奶嘴是为了回家喂小羊羔吃奶。

冬羔不像春羔那么易成活。冬天很冷，不能跟着牧羊在室外活动，非常弱，因此很大程度上得靠人工喂养。已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得预备一些纸箱子给将要出生的羊羔垫窝。常有人打发孩子到我家商店要纸箱子。谁家冬羔产得多，推开他家的门，一眼就看到炕边墙根一排纸箱，每只箱子各探出一颗小脑袋。

小羊羔真是可爱的小东西。它有人一样美丽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若是小山羊的话，额头上还会有一抹刘海儿。它的嘴巴粉红而柔软，身子软软的、暖暖的，谁都愿意搂它在怀里，好好地亲一亲。我们这里有的年轻姑娘在冬天里串门子，就会搂上自家的一只小羊羔，就像城里的女孩上街搂宠物狗一样，一身温柔干净的气息，用孩子一样喜悦新奇的小嗓门轻轻交谈。小羊羔们就软软地、乖巧地各自趴在主人香喷喷的臂弯里，互相张望。

看了那情景，记忆里的整个冬天都只剩下了微笑。

有的夜里，正围着桌子吃饭呢，这时门口厚厚的棉布门帘一拱一拱的，像是有人要进来。问：“是谁？”却又不回答。走过去掀开门帘一看，没人，脚下却有动静——一只银灰色小羊羔从我妈脚边顺着墙根快快地一扭一扭跑了进来，一路跑到火炉边，晃晃身子，抖落身上的雪屑，再熟门熟路地进了我家厨房，把案板架下的白菜扒拉出来，细嚼慢咽。你无法恨它，尽管白菜只剩最后一棵了。

于是只好帮它撕几片叶子由着它吃，一直等到主人找上门来为止。

有时候出门，在雪窝里捡到一只，颤颤巍巍地蜷着。于是把羊带回家，到时候自有人找上门来要回去。

漫长冬天里只要是有关小羊羔的细节，真是又温暖又清晰。

我们家也养过一只羊。只可惜当时我不在家，等回来时，它已经长得老大了，也就不那么好玩了。但我想它小时候一定特别可爱，否则我妈也不会把它惯成这样——它居然不吃草！只吃麦粒和玉米。①你听说过有不吃草的羊吗？

我妈说：“幸好不是个人，否则更难对付。”

那羊被圈在我家小店后面的窗台下。平时静悄悄的，一听到店里有动静了，就撕心裂肺地惨叫，还把两条前腿搭在窗台上，嘴巴贴在玻璃上做出哀怨的神情。弄得来我家买东西的顾客都以为我们怎么虐待它了呢，纷纷指责：“你们就给它一点吃的嘛！”

顾客一走，它又立刻安静了，从窗台上跳下去。乖乖地卧在自己的小棚里。我妈打开窗户，指着它的鼻子说：“你！你！”然后在其无辜的注视下，无奈地往它堆满了青草的小食盆儿里再添两把苞谷豆儿。

在夏牧场，我们漫山遍野地走，经常与转场的驼队共行一程。②这些浩浩荡荡的队伍，载着大大小小的家当，前前后后跟随着羊群，一路上尘土荡天。

③那些人，他们这样流动的生活似乎比居于百年老宅更为安定。他们平静坦然地行进在路途中，怀揣初生的羊羔。④于是母羊便紧随鞍前马后，冲着自己的孩子着急地咩叫不停。它是整支队伍里最不安最生气的成员。尽管如此，这样的场景仍是一幅完整的家的画面。

初生的小羊羔和初生的婴儿常常被一同放进彩漆摇篮里，挂在骆驼一侧。当骆驼走过身边，随手掀起摇篮上搭着的小毛毯，就有两颗小脑袋一起探出来。

还有一个怀抱羊羔的老人，她看起来快要死了，但怀中的羊羔却又小又弱，犹是初生。

她衣衫破损，神情安静。脚下一摊血淋淋的痕迹。

她站在河边。河水轰鸣，冰雪初融。春天就要到了。

我一直在想，游牧地区的一只小羊羔一定会比其他地方的羊羔更幸运吧？会有着更为丰富、喜悦的生命内容。至少我所知道的羊，于牧人而言，不仅作为食物而存在，更是为了“不孤独”而存在似的。还有那些善良的，那些有希望的，那些温和的，那些正忍耐着的……我所能感觉到这一切与羊羔有关的美德，以我无法说出的方式汇聚成海，浸渍山野，无处不在。我不相信这样的生活也能被改变，我不敢想象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一天会消失。

（选自李娟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有删改）

大 红 花

李娟

 大红花五十多岁的光景。花白头发，大嗓门，高鼻梁，身高一米八。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 往那儿一站，中流砥柱般稳稳当当，雷霆不能撼之。

 可惜这样一副气派的身材，平日里却衣装破陋滑稽。

 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会是：上面一件小了三码的短背心，亮堂堂地露出肚脐眼，下面一条 抹布似的长裙拖在脚背上。

 此外，她还从不穿袜子，光脚吸一双男式破拖鞋。脚趾头脏得何其狰狞，獠牙般凶狠。 不过劳动人民嘛，整天辛苦奔忙，不甚讲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大红花就“不讲究”得有些过分了。

 在我们的蒙古包迁移此处之前，我叔叔独自在大红花所在的村庄住了很长时间。本地礼俗 是单身汉不用自己开伙，可随意上门混饭。于是他就挨家挨户轮流混。

但是大红花家，只去过一次，从此再也不敢去了。

 不说别的，她家的黄油就能吓跑一切客人——颜色黄得快要发红，跟放过了十个夏天似的。 我叔叔说，那油又稀又软，上面陷满了苍蝇，死了的已经一动不动，活着的还在拼命挣扎。 单身汉四处混饭也就罢了，大红花全家上下好几口人，照样也靠混饭过日子。

 一到吃饭的点儿，她出门远眺一番，谁家的烟面最先冒烟，就率领老公儿子儿媳孙子一群 人直奔而去。

 别人家有啥吃啥，倒也不挑剔。 但若是有啥不吃啥，她就会发怒。

 比如灶台上明明挂了风干肉，锅里还煮着素面条。她定会上前帮忙把肉摘下来，亲自“啪 啪啪”剁成块，统统扔进面条锅。

 她走进我家蒙古包，环顾一周，立刻锁定目标。

往床下一指：“西红柿!一个!” 

我连忙跑过去，拾一个递给她。 

她拒绝：“大的!” 

我又跑回去，换个大的。

她接过来，往床板上四平八稳一坐，大口大口咬着吃起来…… 

然而，劳动时的大红花那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砍葵花盘时，她一个人砍四排埂子，呼呼啦啦，所向无敌。 

而我只砍两排埂子才能勉强追上她。 况且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

到了农忙季节雇短工时，这一带种地的老板都愿意雇用大红花。 

而农忙季节，似乎也是大红花一家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进账时节。

尽管如此，这一家人也没见比平时积极到哪儿去。

晚上工，早回家，中午还要午休俩小时，和平时一样闲适又悠哉。 

我家雇大红花做短工，苦的却是我们的邻居，水电站的职工们。

 我家是汉族，不太方便管穆斯林工人们吃饭。而我家葵花地位置又太偏，方圆数里再无其 他人家，没处打尖。于是来打工的短工大都自带午饭。

大红花一家却是自带碗筷。 

因为我们隔壁水电站的职工食堂是清真餐食……

 我不知大红花一家具体是怎么蹭上饭的，总之他们每天准时和职工们一起进餐。

 才开始，只听到食堂负责人莎娜每天都站在食堂门口大喊：“别吃了!已经不够了!还有三个值班的没来!”

 后来，又多了水电站站长和她站在一起大喊：“大红花!明天别来了!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预算超支了!超支了!”

而大红花一家悄无声息，围着餐桌继续埋头苦干。 

说实话，我最感慨的并不是大红花的厚脸皮，而是大家的容忍度。

 接着说大红花。嗯，再困苦再窝囊的人生，也是需要精神享受的。于是，在农忙时节最紧 张的那两天，大红花一家辞工不干了。

 理由是第二天在一百公里以外的某地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阿肯弹唱会(本地一种传统的民间 文化活动，除了歌手对唱，还会有体育竞技和歌舞表演)。

 这种临时撤工的行为令人大为恼火——一时半会儿的叫我们到哪儿找人顶上当前繁重的活 计？!

 况且时间紧迫，南下的游牧大军已经驻扎在鸟伦古北岸了。得赶在牲畜过河之前砍完花盘、 晒完葵花，否则，辛苦一夏天，到头来全都做了慈善

我们一家简直急火攻心! 

我妈上蹿下跳地咒骂，也没用。 

提高工资，还是没用。

 我妈恨得咬牙：“活该穷死!有钱不账，真是变态。”

我劝道：“别和她计较了。人家都已经这么穷了，若是连个弹唱会都看不成，岂不更是活得更没意思？”

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全家上阵。连着两天，从天刚亮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累得跟猴儿似的。总算抢在牛群过河之前赶完了全部的活儿。

再想想大红花干活时从容不迫的架势，虽然依旧埋怨，却更加钦佩了。 

看弹唱会时的大红花想必远远抛弃了葵花地里的劳动形象，已经全身上下耳目一新。

我曾在阿克哈拉的集市街头见过她打扮起来的样子——金丝绒的花裙子上级了一层又一层 亮锂锂沉甸句的装饰物。脖子上的珠串子粒粒都有鹤鹑蛋大。蕾丝边的紫头巾，银晃晃的粗簪子。脸雪白、眉乌黑。

还有靴子，擦得那个亮!

 说实在的，一般人打扮得如此招摇肯定会显得特俗气。可大红花不，哪怕浑身插满了花， 她也有压得住的那种气派。

 她本来就是丰壮体面的大架子身材嘛，稍一打扮就额外神气。

 兼之左右手各拽着一长串花花绿绿的孩子，大踏步前进，目不斜视。所到之处，额外引人 注目。

虽然一直都没搞清楚大红花为什么要叫“大红花”，但实在觉得这名宇太符合她了! 

也说不清哪儿符合。反正吧：“大红花”——呃，好名字，“大红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