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雨巷

董滇宁

    ①人说，江南的小巷是历史留给现实的入口。是啊！雨后的江南小巷是心灵的圣地 ， 心在红尘中沾满尘埃，不能辩识来去，不妨就让这江南雨巷的烟雨旧梦浸润你已疲惫的心灵！

    ②轻轻地走入小巷。暮春的细雨在两旁的瓦棱上跳跃，忽而又顽皮地跳到青石板的路上，和他们在青石板上的伙伴们嬉闹着、喧哗着。踩在青石板的路上，这一刻，随着细雨，滑入历史的最深处……

    ③撑着油纸伞，血管里冲涌着莫名的悲与喜，呼吸着空气里的清新，和岁月积淀下来的味道；江南的盛世在烟雨中落下了帷幕，惟有这雨后的江南小巷，褪尽纤华，延展着世人的想象。

    ④空气中浸透着静谧。幽远的小巷中，我的移动和杂着雨儿们的跳动，成全了小巷的生动。小巷的两边是安然矗立着的老屋子。一幢幢灰瓦白墙的老屋子，饱受了风雨的侵袭，彰显着一种沧桑积淀后的黯然。灰白色的墙面在班驳间隐现时光的痕迹，青黑的瓦片耐不住寂寞，邀了几根闲草做伴。

    ⑤几间铺子半敞着门面。铺内，几人横靠着帐台边的木柱，正在打盹；忙碌着的小二，手脚极为麻利地端茶递水之间，仿佛都不会激起哪怕一丝尘屑的飞扬。大多数的屋子已是人去楼空，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屋子的寂寞春秋。透过门扉间的夹缝，瞅见一口八角的古井，井沿上残留着几片风吹落的树叶；眨眼间，似乎看见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儿的蓝衣少女蹲在井边，手中拿着极粗的衣捶，露出一口极白的牙齿，对着这边轻轻地微笑；一阵风吹过，扫落了井沿的树叶，也带走了姑娘的影象„„依然是个空落落的院落，一把生了锈的铁锁！

    ⑥雨停了。收起纸伞，听着檐下滴答的水声，由心底升腾起一种恍如隔世的落寞。风儿抚过脸颊，把雨的湿气驻留在我的眼窝。眼前的小巷变的迷蒙，心在此刻却显得犹为的澄净。

    ⑦一些墨绿的青苔粘在墙角，吮吸着雨露，淡漠了这多情的江南，绵绵的愁绪。抬眼望去，一只燕子飞掠而去。是否是从王谢堂下飞出的那只？可还能在这物是人非之外，辩识出你的故居吗？

    ⑧巷的尽头，是一座小石桥。扶拦上的雨滴落入水中，荡起一层层的涟漪。在繁华与颓废之间，吹箫女子的面庞有了几多的改变？碧波还聚而来的，不是那提着油纸伞的栗色长发，却是那伤心桥下的惊鸿艳影。

    ⑨沉浸在江南的幽幽梦幻里，抬头，眼前已是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街市。回望小巷，雨后的它显得更为平静与安宁。寥落的水泡，在小巷的那头冉冉升空；街市这头袭来一阵强流，一瞬的光景，五彩的霓虹映亮整个天宇，嘈杂与躁动在这个节界中无限延伸！小巷深处隐隐透出的阑珊灯火，闪动着清亮的光芒，也足以照亮夜归人的路！。一座小桥，两方天地，是两势对立下的无奈疏离，也是历史白描地书写下的自然并存！是也罢，不是也罢，小巷犹在，而雨——今年下，明年下，一千年以后，还会下。

    ⑩走过雨巷，别无其他，清香盈鼻……

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我的犹太邻居

李明晏

    我们这栋公寓大楼的居民，虽是各扫门前雪，相互不来往，但每当在楼道里或是院子里相遇时，彼此却是笑脸相迎，热情哈罗。惟有三单元的犹太老人费佛伯格与众不同。和他碰面时，若不先展露国际语言微笑，不主动哈罗，他会如同影子一般，无声地从身边摇晃而过。倘若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的一声哈罗，也是颇为艰难地从翕动的嘴唇里飘出来。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套中人”竟会有一天登门造访。

    “哈罗，史蒂文！可以进来吗？”

    “当然，请进，费佛伯格先生！”我从僵硬的状态清醒过来，热情地将犹太老人迎进屋。

    “费佛伯格先生，喝茶还是咖啡？”

    “不必客气，史蒂文。我今天在录影公司租了《辛德勒的名单》录像带，可偏偏不巧，我的录像机有了毛病。如果方便，我想请你共同欣赏。有兴趣吗，史蒂文？”

    这部风靡了世界影坛，囊括了十多项国际大奖的影片，我不但看过，还托朋友复制了一套，可难得这位孤独的老人亲自登门，何况，他还是个犹太人。

    当悲壮的音乐响起来时，随着荧光屏上的第一个画面，费佛伯格全身便抖动起来，跟着他那浑浊的眼泪从眸子里流了出来，流过苍老的面颊，滴入浓厚的胡须。①渐渐地，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失声断气地抽泣，仿佛要把整个犹太民族遭受的苦难全部倾吐出来。而我，不知是又一次被斯皮尔柏格的艺术魅力震撼，还是被身旁这位犹太老人心裂肠断的哭泣所感染，尖锐的隐痛撕裂我的五脏六腑，泪水如泉水般流溢出来。

    当我们从血淋淋的画面回到现实中来时，费佛伯格脸孔僵硬，似乎涂满了石膏。当他拿着录像带向门口走去时，猛然间回过头来，对我说道：“史蒂文，不好意思，我租这盘带用了两元钱，咱们一人一半，你应付给我一元钱。” 我呆呆地望着那张泪痕斑斑的老脸，险些失声惊讶地叫起来。待我清醒过来时，急忙找出钱夹。偏偏不巧，只有一枚两元钱的硬币。

    “没关系，我先欠你一元。”老人以敏捷的速度，从我手中拿走两元钱。

    我直瞪瞪地望着他在门口外消失，连一句拜拜都说不出来。

    大约十分钟后，门铃响了。悦耳的铃声似乎向我传递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信息，预告犹太老人的再度登场。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通过门镜向外窥望。

    果然是他，费佛伯格先生！

    我屏住呼吸，悄悄躲进卧室，任凭门铃响个不停。

    当日下午，我和几个文友去海滩露营，三天后返家。在院子里我遇见了费佛伯格先生。他急忙走到我跟前，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史蒂文，不好意思，这三天我天天按你的门铃，还好，一元钱没利息可算。若是大数目，我还得付你利息。”说罢，塞给我钱，蹒跚而去。

    我正望着手中的一元钱，伫立在灿灿的阳光中。

    “哈罗，史蒂文！”是九号南斯拉夫女人玛丽娅的声音。

    她那幽深的灰色眸子，直勾勾地望着我手中的一块钱，涂满唇膏的嘴唇，冲着犹太老人的背影，挤出了一个鄙夷的笑容：“史蒂文，那个老葛朗台是不是借口自己家中的录像机出了毛病，用你的录像机共同欣赏《辛德勒的名单》，然后拍拍屁股，叫你付一元赞助费？”

    我惊讶得喃喃说不出话来。

    大约一星期后，我应几个文友之邀，去唐人街饮茶，交流爬格子的甘苦。走出中央火车站，我看见人群中的费佛伯格。他手提大包裹，步履显得十分艰难。

    我如同一个好事的女人，悄悄地尾随他来到了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公园。不料，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

    “你们好，我的小天使，我的救命恩人！”犹太老人一面说，一面从包裹里取出各种食品，撕成一块块，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鸽子群抛去。

    不知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呼唤，我慢慢向犹太老人走去。

    “吃吧！吃吧！……”犹太老人望着鸽子，喃喃自语。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沿着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

    “鸽子是我的救命恩人。”犹太老人望着美丽的晴空，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被冷落在一旁的我讲起了他的故事。

    在二战期间的波兰，全家七口只有他和父亲逃出了德国法西斯的虎口，躲在树林里。一天，父亲外出寻食，再也没有回来。小小年纪的他，在饥饿的煎熬中奄奄一息时，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只美丽的鸽子。强烈的求生欲望顿时焕发了他的生命力。他将鸽子抓到手，咬破了鸽子的脖子。那热乎乎的鲜血，血腥的嫩肉，将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

    一只美丽的鸽子飞到犹太老人的脚下，老人深情地望着它，一滴眼泪在苍老的面颊滚动，在阳光下闪着光。②

（选文有删减）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李。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

    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

    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的。

    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

    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

    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

    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服……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

    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

    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

    世界上最强烈的希望就是“一线希望”。

    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

    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木头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秦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

    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

    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

    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

    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一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

    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蘊县的便宜。

    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

    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

    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撤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

    我家没有花盆，她拾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

    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

    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今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

    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

    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

    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

    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

    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

    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

    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我好恨它的平凡。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东君

    ①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 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超过长安街.

    ②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很少从上面下来.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 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7点40分接班，下午3点40分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接班，半夜11点40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 天半夜11点40分接班，至凌晨7点40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 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呢？他只吐出两字：少睡。

    ③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驾驶室内，如果没事可做，他会偷偷写点诗，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④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20多年来，只有一回因 为工厂放假，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回到工厂。他长年待在笼子般的吊车内，就仿 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走高飞。

    ⑤20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吊车司机，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试图 逆袭的老吊车司机。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学讨论会上谈到“入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

    ⑥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 时常让我汗颜。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⑦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因为胃病，他病休，每月仅开1000多块钱工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 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提着笔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严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 吧

    ⑧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