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与守制

   古代作品中，时有关于某官丁忧、某官守制的记述，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寓圃杂记》：“成化初，（陈）缉熙守制于家”，等等。

   什么是“丁忧”呢？《尔雅•释诂》：“丁，当也。”《日知录•期功丧去官》注：“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可知丁忧是值丧、居丧的意思。丁忧一词源于《书经•说命》：“王宅忧”。王宅忧就是商王居父丧，宅忧就是丁忧。古时候，不管是兄弟丧、姊妹丧，还是从父母丧、从兄弟丧，都可以称之为“忧”。只是到了后来，丁忧才特指遭父母丧或承重祖父母丧（所谓承重，是指长房长孙）。

   《日知录•奔丧守制》上说：“《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丧服）以下。以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期”，指一年的丧服，可见古人遇有祖父母丧、伯叔父母丧、兄弟姊妹都要奔丧。陶渊明《归去来辞》自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职”即是一例。后来又将奔丧限制在期服（即一年的丧服）的范围之内。至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废除了期年奔丧的制度，认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均为一年的丧服，如果都让奔丧守制，有的一个人连遭数丧，或者道路数千里，那就会导致居官日少，更易频繁，旷官废事，于是决定“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自此以后，相沿成习，奔丧丁忧仅限于父母丧或陌生祖父母丧。

   那什么是守制呢？所谓守制乃是指遵守居丧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

   一，一般人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算闰月）。官员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则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

   二，禁止婚娶。丧中婚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春秋》文公二年（前625年）冬记载：“公子遂入齐纳币。”纳币之事照例是不必记载的，史官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呢？原来这年冬天，文公的父亲僖公死了才不足二十五个月，而文公在居丧期间，竞张罗着送彩礼，所以史官乘笔直书而加以讽刺。

   三，禁止饮宴。儒家认为，“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以饮宴也是在禁止之列的。在居丧期间因宴饮而被责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四月癸未，陆赓故世，其子慎余、其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着华丽的衣裳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结果都被打了板子，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递解原籍。

   四，禁止赴考。起初限制极严，即使是缌丧（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仅三个月的丧服）也不准赴考。宋天禧年间，举人郭稹冒缌丧赴考，被同辈告发，被交付御史台劾问（见《日知录•缌丧不处赴举》）。到了明朝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的不得赴考外，余者皆不限。

   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皇帝一般都要派遣官员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清初，只有满族大臣居丧，皇帝才派官赐给茶酒。至康熙年间，汉大臣陈廷敬有母丧，康熙皇帝便命令阁员查阅《明实录》中有关慰问的条例，并派遣内阁学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学士喇沙前往赐给茶酒。从此以后，慰问之典便成为定例。

   丁忧和守制，从字面上是有区别的：丁忧是就居丧而言，守制则是就遵守居丧的制度而言。但在具体使用时二者的意思并无严格的区别，既可以说某官丁忧，也可以说某官守制。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①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②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③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④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⑤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⑥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因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⑦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原因与动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

    “中学西传”的源头在于西方耶稣会士明末入华，其后，“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持续了211年，而且在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药文化和农耕文明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文化。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等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给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

    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主张，这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蓝本的，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这无疑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药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向欧洲翻译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中医药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得到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熙帝派遣法国会士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法国会士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中国最科学，最完美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主席访德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摘编自王银泉《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

材料一：

当你阅读或写作时，你是否听到了自己脑海中的朗读声? 绝大部分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这种“脑海中的声音”时刻陪伴着我们，偶尔还会转化为语言，令我们脱口而出。

这是为什么呢?  

在英国《卫报》的帮助下，我们把超过1500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在阅读时是否在脑海中听见小说角色的声音，大约五分之四的人承认听见了声音。七分之一的人说，那些声音和人真实说话的声音一样生动。一些读者说，他们很早就会主动地为角色创建声音：“通常在故事早期，我的大脑就会为我感觉会大声说话的角色寻找一个声音。”对于其他人来说， 没有听见“声音”就意味着这本书不适合他们：“我总是听见书中角色的声音，如果我听不见的话，通常是因为我对那本书不感兴趣。”

成年人会听见虚拟角色的声音，这同样也适用于我10岁的儿子。小说家运用两种主要方法来描绘故事中角色说的话。他们把角色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 通常以引号为标志----这被称为直接引语。或者他们可以间接地表达，即所谓间接引语。

心理学表明，直接引语通常比间接引语更生动。斯坦福大学的伊丽莎白·韦德要求参与者汇报一段别人进行的对话，并要求他们要么把它描述得有趣，要么只是信息准确。当参与者试图增加趣味性，而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时，则更有可能选择直接引语作为其描述方法。

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人们在阅读这两种引语的时候，大脑中会发生些什么”的疑问。研究发现，参与者在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不同。具体来说，听直接引语使右听觉皮层区域有更强烈的激活反应，而众所周知右听觉皮层对处理声音至关重要。两种引语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呈现被描绘的语言，直接引语比间接引语给人的体验更生动，因为它激活了体现声音特性的大脑区域。

一位小说家这样写道：“身为一位作家，我就像在偷听一段对话，或者说偷听很多对话。我不编造对话。我听角色说话，并且记下他们说些什么——就像速记打字员听写一样。”对另一位作家来说，与虚拟角色对话是更微妙的“收听”过程：“这是个亲密的过程，就像被允许进入他们的思想一样。他们不和我说话，我也不和他们说话。这更像我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内部生活。”

查尔斯·狄更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当我坐下写书的时候，”他于1841年对朋友这么说道，“某种善意的力量向我展现了一切，引诱我对此感兴趣，但我没有创造它，真的没有，我只是看见它，并把它记下。”此处谈及的书是《雾都孤儿》。狄更斯的美国出版商詹姆斯·菲尔斯回忆道：“在创作《老古玩店》的过程中，小尼尔到处跟着他； 当他写《雾都孤儿》的时候，犹太恶棍即使在他最累的时候也不让他休息。”

但是，这些“声音”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一体验。作家听见的声音和许多幻听一样，是否有明显的感官特性呢? 在2014年与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一次合作中，来自听声小组的一群人开始填补这一空白。

所有参与那天节目的作家都先被邀请填写一个关于他们听见自己角色声音之体验和问卷调查。当被问到“你有没有听见过你自己角色的声音”，70%的作家回答“听见过”。对于“你对自己的角色有没有过视觉或其他感官体验? ”这个问题，大多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约25%的作家说，他们听见自己的角色就像在房间里说话一样，但41%的人表示，他们会进入一段与自己笔下角色的对话。然而，许多作家否认听见角色的声音类似于幻听。一位作家说：“我‘听见’他们在故事的世界里谈论自己，或者和其他角色对话。但他们不会像那样对我‘说话’。我不认为他们知道我的存在。我偷听他们说话。”而另一位作家说：“有时候我正在写作或正在构思故事，能听见最主要角色的声音，就好像他们是房间里对我说话的真人。”

填写了问卷调查的约20位作家自愿参加了后续的访谈。一位小说家说：“我在听到角色声音之前，不能算真正在写作。我必须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如何发音，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话的风格和他们评论的内容。然后，你从中发现乐趣，希望它再进一步发展。”另一位作家评论道：“角色总是带着声音开始。有时，我可能对一种角色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声音带我进入角色……我写作的时候，声音出现了。当声音经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写作的过程。”

(摘编自查尔斯·费尼霍《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

材料二：

【编者按】每个人都会在脑海中对自己说话，自我对话也是完成复杂思考的常见和必要形式。“脑海中的声音”逐渐成为脑科学研究界的焦点话题，上海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一书，正是有关此话题的著作。作者查尔斯·费尼霍既是心理学家，也是小说家，这让他能够把枯燥的论述写出叙事艺术的感觉，从而让这本书从众多心理学著作中脱颖而出。

【内容简介】

在这部书中，查尔斯·费尼霍通过详述大量的原创案例研究，阐明了语言和思想如何在意识中交织，还基于前沿科学理论、新的“对话式思维模型”，以及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和其他突破性技术，为揭秘脑海中的声音写下了一本客观而又迷人的指南，也改变了我们对所谓幻听者的诸多误解。

根据费尼霍的研究，人们通常所说的“思考”往往是指对意识多重声音的接收和表达。实际上，这种声音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内部言语”，它是一个聆听自我、与自我对话的复杂过程。内部言语的作用或许比我们认为的更加重要，它能够帮助人类调节自身行为、激励我们采取措施，甚至让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研究内部言语可以丰富我们对自己及周围世界的认识，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大脑如何运作，进而找到治疗幻听等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

(摘编自上海教育出版社《脑海中的声音：一本客观又迷人的心理学著作，揭秘我们脑海中的声音》，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