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王开岭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

    地址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 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了”易迷路的“新人”，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 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改）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目送

（台湾）龙应台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题记

    ①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②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③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①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④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⑤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⑥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⑦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⑧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⑨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⑩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⑪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⑫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⑬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⑭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⑮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⑯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小铁盒里的秘密

朱士元

（一）

    雪停了，大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路面被一层薄冰覆盖着，车子行驶在上面发出“咔咔”的响声。

    真是不巧啊，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究可以出门啦。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

    爷爷，我们还得等一等，路面现在有点滑，车子不能开。孙子华振不打算急于现在就开车走。

    孙子啊，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您别急，我们到了这里不就是等于到了卫爷爷的家了吗？

    不是还有20里的行程吗？

    20里转眼间就到了。

    好，好，那就再等一会儿吧。这个雪，和我们那年在战场上一样，一下就是好几天啦，雪停了以后，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二）

    华伟是1949年2月参军的，那年他刚满20岁。到了部队，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班长卫国。

    解放家乡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捷报也频频传来。华伟跟在比自己大两岁的卫国身后，学会了很多打仗的本领。

    战斗休息期间，卫国教华伟识字，还教他打枪扔手榴弹，还为他补衣服。很快，华伟视卫国为亲哥哥，卫国也视华伟为亲弟弟。

    要去海南了。部队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华伟的母亲煮了20个鸡蛋送了过来，她要儿子不要饿着。华伟无法面对母亲，劝她连夜回去了。

    华伟把20个鸡蛋分给了全班人，班长让他留着自己吃，华伟一个也没留。

    那么多的战斗，华伟经历了。他看着好多战友离开了他，心里想起来就会难受。

（三）

    华伟，我们马上要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了。你怎么想？卫国问。

    保家卫国，这是七尺男儿的担当，我一定去！华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高望山战斗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进行的。战士们已经断粮两天了，粮食还是送不上来，雪是他们唯一充饥的来源。

    敌人再一次反扑过来，战士们怒目圆睁，等待敌人靠近些，再靠近些。

    打！首长一声令下，敌人倒下了一片，余下的缩着头拼命往回逃窜。

    轰！一颗炮弹落在华伟身旁炸响。班长卫国掸了掸身上的泥土和雪花，睁眼看了看，只剩下他一个人能够站起来了。他看了看华伟正在向他招手，已不能说话。

    班长卫国走到华伟身边一看，伤情十分严重。他立即叫来担架，要他们立即将华伟送到战地医院。

    雪还在下着。雪花打得人眼睛睁不开。

    华伟对卫国说，你也负伤了，要去，你去，我在这里守着。

    你在这里已无意义了，得赶快走，有我在，敌人就别想上来。卫国坚定地说。

    哥哥，我是舍不得你何！华伟流泪了。

    弟弟，有军人在战场上流泪的吗？

    我委托你一件事，把我这枚军功章送到我淮阴老家，也好让爹娘高兴一回。卫国说。

    接了卫国的军功章，华伟便被担架队抬走了。

（四）

    卫国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是连长告诉华伟的。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那一年。

    华伟离休以后，写了无数封信去查询卫国的家乡，可一个回音也没有。

    66年过去了、老人的心愿一直没有了却，这早已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

    华伟的叹息声，唤起了孙子的一种想法。孙子对爷爷说，爷爷，我上网给您查询，再请志题者们帮忙，一定能带来希望的。

    孙子，这有可能吗？华伟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孙子。

    试试吧！

    好！

    3个月过去了，华伟老人的孙子收到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的与老人要找的卫国的家乡和家人完全吻合。

（五）

    路面上的冰雪融化了。老人坐的车启动了

    卫国的侄儿已是年近80的老人了，见到华伟老人后泣不成声，说，叔叔有下落了，叔叔有下落了。

    华伟老人从小包中取出一个小铁盒递到卫国侄儿的手中，说，这是一枚军功章。

    卫国的侄儿用手轻轻地打开小铁盒一看，只见那枚军功章熠熠生辉。

    爷爷，这么多年，您一直不让我们看这个小铁盒，原来藏的是这么大的秘密啊。华伟老人的孙子既惊讶又感慨地说。

    是的，这个秘密可以洗清我叔叔那些传说中的不白之冤啦。卫国的侄儿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枚军功章。

    这么多年了，真的难为你们啦。华伟老人把卫国侄儿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谢谢您何，华叔！您的小铁盒藏了我叔叔的一生啊。卫国的侄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郑重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卫国的侄儿向华伟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2期）

话友

聂鑫森

    197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白霜染地，西风砭骨。

    五十岁出头的时子春，从望天湖五七干校偷跑出来，他要赶往百里外的湘潭市一家中医院，去探看弥留之际的话友季尊秋。

    何为话友？只因他们都是湘潭市“胜利话剧团”的演员，共事多年，关系极为亲密；工作之余，又喜欢互相召邀，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演的是话剧，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话友”是什么？

    时子春先是紧走疾行，然后碰见一辆老乡开的拖拉机，搭了几里路的顺风车，再赶到一个乡镇的长途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浑身吱啦啦响的客运汽车，慢吞吞开往湘潭城，他没头没脑地在心里直骂。

    昨天上午，时子春忽然收到季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尊秋已是胃癌晚期，唯一的愿望，是和多年的老搭档时子春见个面。季夫人还说，恐怕时子春请假难，即便来了，病房外有看守人员也难得进去。她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怕伤丈夫的心。时子春含着泪，去向军代表请假，理由是家里病了人，没想到军代表大手一挥，说：“不行！”

    时子春扭头就走，心想：你说不行我说行，老子自个儿去！

    季尊秋怎么没到干校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扮演过许多帝王将相，却不肯出演一个工、农、兵的角色，口头禅是：我只演让我怦然心动的戏。“文革”拉开序幕后，骨格清奇的季尊秋，对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缓缓出语予以驳回。愤怒的“革命群众”不但狂呼“打倒季尊秋”的口号，还常施以拳脚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敢和季尊秋同排而站的只有时子春。

    台上没戏可演，他们便常悄悄相聚，说说心里想说的话。

    “子春兄，我们搭档演过多少戏呀。《戊戌变法》，你演谭嗣同，我演康有为；《甲午惊涛》，你演邓世昌，我演李鸿章。”

    “尊秋兄，《甲午惊涛》还参加过全国话剧汇演，得了一等奖。”

    “我不演工、农、兵的角色，是我自知性格、气质、形体不适合演，演显官大员、儒生学人则本色当行，这怎么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记得吗？我曾自制一把大折扇，用隶书写四个大字‘丰华真率’，然后送给了你，你的演技与之最为匹配。”

    “为答谢兄，我画了一幅大写意的邓世昌肖像作为回赠。你称赞说：‘传神取貌，活活如生。’让我得意了好多天。”

    “是呀，尊秋兄，还记得那场戏吗？邓世昌要去谒见李鸿章，门官拦阻，于是，我大声叫嚷。你在内厅响亮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这句话声调、节奏恰到好处，激起一片掌声。”

    “以后这句话居然变成了团里的常用语，遇到有人吵嘴了，开会发生争论了，不知谁会学着用我的腔调，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于是，马上一片宁静。眼下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大喝一声：‘谁在二堂喧哗！’”

    “尊秋兄，你有胃病，要多多保重，天天下雨、打雷，就没个开天放晴的时候？”

    “是的……是的……”

    汽车到达湘潭市中医院已是上午十一时。时子春跑步去住院部大楼的肿瘤病室，他向值班护士打听季尊秋住在哪儿？护士说：“408室。不过，他因胃部剧痛，正在昏迷中。再说，这个人问题严重，有专人在门外站岗！”

    时子春没听完，就大步来到408室门前，伸手就要去推门。

    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上前拦住时子春，大声吼道：“外人不准探看，走开！”

    时子春双眼圆睁，头一昂，说：“我要探看我的话友，谁拦阻，我跟谁急！”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季尊秋是什么人？有问题的人。你来探看就是他的同党！”

    “我只知道他是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个好人。”时子春蓦地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铁硬的腱子肉。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出响亮的喝问：“谁在二堂喧哗？”

    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季尊秋的声音。

    时子春狠狠地把两个年轻人扒开，然后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应声而入。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啪、啪”的声音响得很利落，再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平身！”

    时子春站起来，走到病床前，紧紧地握住季尊秋伸出的双手。

谁也说不出话，只有泪眼相看……

（有删改）

云 致 秋 行 状（节选）

文/汪曾祺

    云致秋家贫，少孤。他家原先开一个小杂贸铺，不是唱戏的，是外行。致秋上过小学、初中，还在青年会学了两年英文。他文笔通顺，字也写得很清秀，而且写得很快。照戏班里的说法是写得很“溜”。他有一桩本事，听报告的时候能把报告人讲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他曾在邮局当过一年练习生，后来才改了学戏。因此他和一般出身于梨园世家的演员有些不同，有点“书卷气”。

    致秋原先在致兴成科班。致兴成散了，他拜了于连宣。于先生原先也是“好角”，后来塌了场，就不再登台，在家教戏为生。

    云致秋很聪明，摹仿能力很强，他又有文化，能抄本子，这比口传心授自然学得快得多，于先生很喜欢他。没学几年，就搭班了。他是学“二旦”的，但是他能唱青衣。致秋唱了几年戏，不管搭什么班，只要唱《探母》，太后都是他扮的。致秋有一条好嗓子。据说年轻时扮相不错。我一共看过他两出戏：《得意缘》和《探母》。 他那很多地方是死膛肺里的氧气实在不够使，我看他扮着郎霞玉，拿着大枪在台上一通折腾，不停地呼哧呼哧喘气，真够他一呛！不过他还是把一出《得意缘》唱下来了。《探母》那回是“大合作”，在京的有名的须生、青衣都参加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那么多的“好角”，可是他扮的萧太后还真能压得住，一出场就来个碰头好。 观众也有点起哄。一来，他确实有太后的气派，“身上”穿着花盆底那两步走，都是样儿；再则，他那扮相实在太绝了。京剧演员扮戏，早就改了用油彩。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后来都是用油彩。可他还是用粉彩、鹅蛋粉、胭脂，眉毛描得笔直，樱桃小口一点红，活脱是一幅“同光十三绝”，俨然陈德霖再世。

    云致秋到底为什么要用粉彩化妆，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我一直没有捉摸透。问他，他说：“粉彩好看！油彩哪有粉彩精神呀！”还是真话么？还是标新（旧）立异？玩世不恭？都不太像。致秋说：“粉彩怎么啦，公安局管吗？”公安局不管，领导不提意见，就许他用粉彩扮戏。致秋是个凡事从众随俗的人，有的时候，在无害于人，无损于事的情况下，也应该容许他发一点小小的狂。这会使他得到一点快乐，一点满足：“这就是我——云致秋！”

    致秋一辈子走南闯北，跑了不少码头，搭过不少班，“傍”过不少名角。他给金少山、叶盛章、唐韵笙都挎过刀。他会的戏多，见过的也多，记性又好，甭管是谁家的私房秘本，什么四大名旦，哪叫麒派、马派，什么戏缺人，他都来顶一角，而且不用对戏，拿起来就唱。他很有戏德，在台上保管能把主角傍得严严实实，不洒汤，不漏水，叫你唱得舒舒服服。 该你得好的地方，他事前给你垫足了，主角略微一使劲，“好儿”就下来了；主角今天嗓音有点失润，他也能想法帮你“遮”过去，不特别“卯上”，存心“啃”你一下；临时有个演员，或是病了，或是家里出了点事，上不去，戏都开了，后台管事急得乱转：“云老板，您来一个！”“救场如救火”，甭管什么大小角色，致秋二话不说，包上头就扮戏。他好说话。后台嘱咐“马前”，他就可以掐掉几句；“马后”，他能在台上多“绷”一会儿。有一次唱《桑园会》，老生误了场，他扮的罗敷，愣在台上多唱出四句大慢板！一一临时现编词儿。一边唱，一边想，唱了上句，想下句。打鼓佬和拉胡琴的直纳闷：他怎还唱呀！下来了，问他：“您这是哪一派？”——“云派！”他聪明，脑子快，能“钻锅”，没唱过的戏，说说，就上去了，还保管不会出错。他台下人缘也好。从来不“拿糖”“吊腰子”。为了戏份、包银不合适，临时把戏“砍"下啦，这种事他从来没干过。常言道：“宁带千军，不带一班。”这种事，致秋从来不往里掺和。戏班里流传两句“名贤集”式的处世格言，一是“小心干活，大胆拿钱”，一是“不多说，不少道”，致秋是身体力行的。他爱说，但都是海聊穷逗，从不钩心斗角，播弄是非。因此，从南到北，都愿意用他，来约的人不少，他在家赋闲当“散仙”的时候不多。

他给言菊朋挂过二牌，有时在头里唱一出，也有时陪着言菊朋唱唱《汾河湾》一类的“对儿戏”。这大概是云致秋艺术生涯登峰造极的时候了。

    我曾问过致秋：“你为什么不自己挑班？”致秋说：“有人撺掇过我。我也想过。不成，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挑班，来钱多，事儿还多哪。挑班、约人，处好了，火炉子，热烘烘的；处不好，虱子皮袄，还得穿它，又咬得慌。还得到处请客、应酬、拜门子，我淘不了这份神。这样多好，我一个唱二旦的，不招风，不惹事。黄金荣、杜月笙、袁良、日本宪兵队，都找寻不到我头上。得，有碗醋卤面吃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