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茶   

王希希

有一句话：“茶类隐，酒类侠”，觉得很是精辟。

古时征战，侠士上马前，有盛在夜光杯中的葡萄美酒。葡萄酒虽是水果酒，味又甜，但一盛入夜光杯，便殷殷如血，浑不见女儿之态。酒入腹中，豪气顿生。若此行一去不复返，便马革裹尸还；若凯旋，也当聚会饮酒，千斗不辞，在喜极而泣的英雄泪中，口到杯干。而茶不是这样喝的。最苦的茶，性也不烈，只让人感到深沉的余味，在舌上萦回。所以茶适合幽窗棋罢，月夜焚香，古桐三弄。适合往禅院经对时，僧人奉上，边饮边谈，偷得浮生半日闲；适合午醉醒来无一事，孤榻对雨中之山，独自品茗。

大致上，北方人近酒，而南方人近茶。倚剑独饮，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雨窗小啜，则如沐江南吴越之清风。

云水里载酒，而松篁里煎茶。

云水，取其广，取其畅；松篁，则取其清，取其幽。

茶能消俗，得佛家钟爱，酒能养气，仙家饮之。如此，有茶时学佛听禅，有酒时，便乘云学仙了。

喝酒宜于雪天。可惜江南多年未见大雪，不然便可到孤山踏雪寻梅，赏花酣酒，酒浮园梅片三盏。在断桥，见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乘舟到亭上，铺毡对坐，一个小小的烧酒炉正沸。遇同道中人，拉与同饮。如此雅事，让张岱做尽，后人欲仿而不可得。

雪气袭人，而酒意温肠暖肺更贴心。酒也无须如何上好的酒，下酒菜那更是多余，难道这万籁俱寂的所在，这纷纷扬扬的雪，这孤光自照的湖，这遗世独立一般的湖心亭……还不足以佐酒吗？自斟自饮，肝肺皆冰雪。梅花入夜影，萧疏顿令月瘦。

在这里，喝得微醺即可，因为寒冬不比十里荷花的季节，可以酣醉后悠游湖上，任小舟自己飘着。为免寒气刺骨，还是趁早回来，围炉夜话罢。松枝在炉中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沁着这样天然的油脂芳香。小炉上搁一壶，正煮着酒呢。谈话无拘无碍，饮酒也无度，再无推搪犹疑。屋外雪大片大片地落在树上，直到枝丫承受不住了，“豁裂”一声降下来，或细脆的枝便断裂开来，竟也清爽好听。自顾投床酣睡。

以上所说的，是较烈的酒，所以不适合与爱人一起喝。太醉了，会欣赏不到她那时候盈盈的醉态，欲言又止，欲语还休……在眼波中流动的，比酒更醉人。却也可以假装醉了，惹她心疼，教她怜惜，令她以微凉的手覆住你的额，呵气如兰的唇，轻轻地吐出关怀的语句，纤手为你破新橙，再递过来一杯浓茶，说是给你解酒。解酒？解什么酒，何物可解？这样醉着一生一世，不好么……

喝茶宜于雨天。最怀念小时候住过的老屋，有檐，可是听着雨扑簌扑簌地敲在瓦上，像清凉地落在额头上一般。然后雨水在瓦槽里汇流而下，成为透明的水柱，击在院里的石板上，声声入耳。更好听的是雨打在芭蕉树上的声音。多少人怨着“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的芭蕉倍添愁绪，其实只是移情而已。以愁眼看世界，则天地日月无一不愁，怨不得芭蕉。若是捧一盅茶，恬淡地听，这雨打芭蕉的声音，胜得丝竹，清入肌骨。但雨天气温低，茶易冷却，而冷茶又伤胃，所以旁边还是要有温茶的小炉才好。这和温酒的却不同。酒越温，醺香便越是四溢，但茶较脆弱，长久地煮，会变色变味。所以用烛火来温最好，可以放在窗台上，一烛如豆，在雨声中一颤一颤。若无香可焚，雨气与茶气萦绕在一起，也已经好闻得很了。香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窗之白是何影？指下之余是何音？恬然乐之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处是何境……

独自地做任何事，到得后来只怕总会淡淡地惆怅。只因“茶类隐”，而并非我们是真正的隐士，真的离得开尘世的繁华，与朋友促膝的快乐。那便约位朋友，一同来品新茶。看她如何细致地用茶水拭着清洁的白瓷杯，微温的杯壁散发出肉眼几不可辨的白雾。看她如何含着恬静的笑容放入茶叶，着盖，静静地等待。看她斟茶时低着的眉，像水中绽开了一枚修长的茶叶。真要苛求这程序的完整才肯喝茶，才认为不辜负，那未免失随性之乐了。便静静地喝着茶，在雨声里想想心事。茶叶长在天空下时，沐着这样柔和的雨，也会舒展开枝叶而润泽地微笑着了。若聊天，这话题也必熨帖而亲昵，随着茶中的烟袅袅升起，又缓缓飘散去，融入窗外的竹影雨意。于是燃一炉香，用结着绿色铜锈的香炉，在遥远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倚窗凭栏的女子，用她秋水似的双眸，望断了青春。锦瑟年华，无人与度，而闲情正如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也许唱着古老相思曲，在玉兰树下弹着箜篌时，身畔放的，正是这个香炉。而炉边的这一盏茶，无由地便染上了这千年的幽微愁绪。

玩赏着杯中的茶叶，像看到采茶女柔软纤长的手指，在呼吸间，随你到前生来世。

                                                   《散文》2003年第3期

父亲的荣与辱

梁晓声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积极报名随往。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为水泥。

    我家住的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父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水泥，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父亲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与他闹得很不愉快，还是因为水泥。

    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东西一边嘟哝：“说走就走，一走还去往那么老远的省份，把这么个破家丢给我和孩子，叫我们往后怎么办？你看这炕沿、窗台，还有外屋那……”

    父亲打断道：“还有外屋那锅台是不是？你就别叨叨了，饶了我行不行？我还是那句话，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干，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一员，领导阶级得有领导阶级的样子!”

    父母之间的不快，使父亲与我们临别前那一个晚上的家庭气氛沉闷又别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亲自四川归来。

    他带回了太多东西，肩挎一截粗竹筒，里面装的是十来份奖状；还背着一只不小的竹编背篓，里面装着白灰和水泥。

    母亲心疼地说：“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带不可的东西吗？”

    父亲说：“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锅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子刷得白白的，也让你见识见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干活的质量标准！”

    母亲愣愣地看了父亲片刻，一转身，双手捂面无声而泣。

    多年后，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所在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父亲说几句日语，跟工友开玩笑说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结果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他被派遣到一座山上独自看仓库，一年见不到几次人，那些白灰水泥就是他从废弃工地的废弃物中捡来的。看仓库的那些年，他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让山下的工地食堂派车上山拉走种出的菜。

    1978年，我回哈尔滨探家时，又见到了父亲。他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

    我曾问他：“爸，你曾是工人，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能没有几种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

    片刻，他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六元。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们，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比起父亲当年的四十几元退休金，委实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们，我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原文有删改）

故乡的胡同

史铁生

    ①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②奶奶带我走出那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号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③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④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⑤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当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推倒。那时，寺庙多也消失或改作他用。

    ⑥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时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⑦18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⑧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前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⑨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杈杈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一一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最后的电波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老李，外号‘飞锤’，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和我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事，我这一辈子啊……”父亲之所以屡次这样感叹，皆因他的一套娴熟技术皆传自李安本。

    按计划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们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我们越快到达，北路的压力便会越早解除。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

    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错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手里攥紧了老李临行前送给他的烟斗。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嗒嗒，嘀嘀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我父亲将烟斗放到胸口袋，默默将电报机重新背在肩上。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摘编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第二天早晨，黑娃起来时已不见新娘，走到厨房门口，看见她一手拉着风箱，一边在膝头上摊开着书本。黑娃洗脸一毕时，她先给他递上一杯酽茶，接着端给他一碗鸡蛋。黑娃喝了口茶又捉起筷子，挟住一个鸡蛋随即又沉入碗中，扬起头说：“我从今日开始念书。”

玉凤说：“你想念就念。”

黑娃问：“晚不晚？现在才想起念书怕是迟了？”

玉凤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念书没有晚不晚迟不迟的事。”

黑娃说：“那我就拜你为师咧！”

玉凤摇摇头：“你要是真想念书，应该正经拜师。我不能够做这样事。”

黑娃问：“为啥？”

玉凤说：“甭忘了你是丈夫，我要是当了你的先生就没有丈夫了，你在外边拜师去。”

黑娃怀着虔诚之心走进白鹿书院，看守门户的张秀才拒绝他进入：“不管谁不论啥事，朱先生一律谢客。”黑娃说：“你去传话，就说土匪头子鹿黑娃求见先生。”

朱先生正在庭院树荫下闭目养神。他送走了编纂县志几位同仁，不仅身俸无法支付，连三顿饭也管不起了。朱先生最后一次找到县府申述县志编纂工程的重要，管钱的主任摸摸硕大的光头，就呵呵笑起来：“好朱先生哩！剿共重要不重要？岳书记手谕拨款给保安团买大炮重不重要？”朱先生被呛得噎住，分辩说：“现在只要一笔石印的钱，县志已经编成了。”主任说：“编成了先放下，等剿灭了共匪国泰民安那阵儿，我给你拨款，多拨些也印得漂亮……”朱先生早已不再晨诵午习，常常坐在那把藤椅上闭目养神。听见张秀才传报，朱先生睁开眼睛：“噢！我这辈子就缺少看见土匪的模样。让他进来。”

黑娃进门再进入庭院，看见一把破旧藤椅上坐着一位头发银白的老者，恰如一座斜立着的山峰，紧走几步就扑通一声跪倒了：“鹿兆谦求见先生。”

“你是何人？求我有啥事体？”

“鄙人鹿兆谦，先前为匪，现在是保安团炮营营长。想拜先生为师念书。”

“我都不念书了，你还想念书？”

“兆谦闯荡半生，混帐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

“你坐下说。”

黑娃站起来坐到凳上。朱先生自嘲地说：“我的弟子有经商的，有居官的，有闹红的，有务农的，独独没有当土匪的。我收下你，我的弟子就行行俱全了。”说着回屋取来纸笔，拨下笔帽；笔头儿已经干涸，经水泡开了又磨了墨汁，给黑娃写了“学为好人”四字，说：“你是我最后一个弟子。这是我最后一幅题字。”

黑娃每日早起借着蒙蒙的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自然常常求问于高氏玉凤；每隔十天半月去一趟白鹿书院，向朱先生诵背之后再说自己体味的道理。朱先生深为惊讶，开始认真地和他交谈，而且感慨不已：“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事，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别人趸下学问为发财升官，你才是真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黑娃谦然地说：“我学一点就做到一点，为的再不做混帐事。”朱先生仰起脖子慨叹道：“想不道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胚子！”

黑娃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出一种儒雅气度。玉凤更加钟爱黑娃。

团长以及同僚们也都觉察到这种变化。黑娃再一次走进白鹿书院时，就不无激动地说：“先生，我想回原上祭祖。”朱先生久久凝视着黑娃，竟然颤抖着嘴唇说：“好哇兆谦，我陪你回原上祭祖！”

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刻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傲不驯的土匪胚子。黑娃同时更加严厉地整饬炮营，把一批又一批大烟鬼绑到大炮筒子上，土匪弟兄们的体质首先明显地发生变化；他把一个在街道上摸女人屁股的团丁扒光衣服捆绑到树上，让炮营二百多号团丁每人抽击一棍；过去的保安团丁在县城是人人害怕的老虎，又是人人讨厌的老鼠，人们把保安团叫捣蛋团；黑娃整饬三营的做法得到张团长的奖赏，一营和二营也开展了整顿活动；保安团在县城居民中的形象从此发生变化，黑娃在整个保安团里和县城里威名大震。

（节选自陈忠实《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