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①21世纪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城市的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人们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必须限制。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更喜欢合作。

    ②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越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越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这些农民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面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生存的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③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④现代国家成了维护陌生人之间游戏规则并确保这种游戏不断重复的权威。比如，当你到美国的一个大都市，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受欺诈。现代国家的管理已经如此周密，保证了这种不相干的人之间的交易也是要重复的。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基层的制度建设；在人们从村庄一样的面对面社区走进现代大都市所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时，怎么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城市化进程恰恰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

    ⑤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10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一个村庄！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小共同体的忠诚。

    ⑥从世界工业化的大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问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文取材于薛涌《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谜语是一种文字游戏，也是一种智力活动。《文心雕龙·谐隐》说：“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又说：“君子嘲隐，化为谜语。”根据这些意思，结合谜语制作、猜射的实践，我们似可以这样来说明什么是谜语，那就是：将某事物用隐喻、形似、借代、暗示或其他隐晦的方式或手段隐匿起来，做出谜面，要人们以此为据，动脑分析，顺藤摸瓜地猜测出被隐匿之事物，这类智力性文艺制品，称之为谜语。一般地讲，一条谜语，要由三要素构成，即：谜面、谜目和谜底。

    我国的谜语，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周易·归妹》中记载了商代短谣《女承筐》：“女承筐，无实；士刲（kuī）羊，无血。”这两句卦辞表述的意思是：一个女子挎着竹筐，筐里什么也没有；一个男子正在用锋利的刀子割羊，可是羊并不流血。要我们猜猜：这是在干什么？原来，这一男一女正在割羊毛。据考证，这短谣式的卦辞，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民间事物谜”的雏形。当时并不叫做谜语，而视之为“隐语”之类。“谜”这个汉字，是在距商代一千多年后的六朝时期才产生的。六朝时期，只是产生了“字谜”这个词。隋唐时期，谜语也还仅仅是以“字谜”、“物谜”这两种形式为载体，缓慢地向前发展。

    到了宋代，由于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谜事，才出现了“灯谜”一说。南宋著名词人周密所著《武林旧事》卷二“灯品”中说：“……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日诨语，戏弄行人。”当时，南宋都城武林（即杭州）将谜条粘于绢灯之上或直接书绘于灯绢之上，供人猜射，这便是“灯谜”一词的由来。在谜语发展史上，由此从隐语中分蘖出“灯谜”这一与“民间事物谜”并驾抗衡的纯文义性谜种。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时，在用文字的形式将文义谜书于灯上的同时，事物谜也间杂书绘于灯上。可见，当时的谜语（隐语）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类。灯谜（隐语）实际上为谜类的统称，绝非仅为文义谜或民间事物谜的专称。“灯谜”这个名称产生于宋代，而使其成为文义谜的专称，使之与民间事物谜的内涵泾渭分明，则是近代以来一些谜事积极分子努力的成果。

    从宋代再经元延续至明代，不管事物谜还是灯谜均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谜语”、“灯谜”这类的词，而且还产生了带格的灯谜。到了明末清初，带格灯谜又有了飞速发展，居然由原来的十几种谜格，发展到三四百种之多，同时还产生了一些特殊形式的新谜种。

    灯谜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宝石，实实在在是中华民族独占享用的，是足可以引以自豪的。所以，灯谜连同京剧、国画和书法一起，被世人誉为“华夏四绝”。

（不）相信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份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著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著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剎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彿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喜欢这篇文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很多是需要时间的检验，抑或时间也无法将其诉说清楚。

    ①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②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观念。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③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④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魏晋时期，“手帖”是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最初并没有一定具备作为书法范本的功能。因为王羲之手帖书信里字体的漂亮，在他去世后三百年间，这些简短随意的手帖逐渐被保存珍藏，装裱成册页卷轴，转变成练习书写、欣赏书法的范本，“帖”的内涵才从“书信”扩大为习字的书法范本。

    特别是到了唐太宗时代，因为对王羲之书帖的爱好收藏，以中央皇室的力量，搜求南朝文人手帖，把原来散乱各自独立的手帖编辑在一起，刻石摹拓，广为流传，使王羲之和许多南朝手帖，因此成为广大民众学习书写的汉字美学典范，产生《十七帖》一类官方敕定的手帖总集版本，也促使“帖”这一个词汇有了确定书法楷模的意义。

    因为“手帖”意义的改变，原来南朝文人书信的特质消失了。唐代的名帖，像欧阳询的《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都已经不是书信性质的文体，连字体也更倾向端正谨严的楷书，魏晋文人行草书法手帖的烂漫洒脱自在都已不复再见。

    欧阳询的书法大家熟悉的多是他的碑拓本，像《九成宫》、《化度寺碑》，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习字的基础范本，也都是楷书。欧阳询名作，收藏在北京故宫的《张翰帖》、《卜商帖》和辽宁博物馆的《梦奠帖》，其中或有双勾填墨的摹本，但年代都非常早，不会晚过宋代，摹拓很精。《张翰帖》近年北京故宫展出过，卷尾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题跋

    王羲之字体的行草风格与他书写的内容有关，因为是写给朋友的段柬、便条，所以率性随意，“行”“草”说的是字体，其实也是说一种书信体的自由。《张翰帖》不是书信，是从《晋书·文苑传》的张翰传记中抄录的文字，是严肃性的史传，因此欧阳询的用笔端正严格到有些拘谨，《张翰帖》一开始介绍张翰“善属文，纵任不拘”，文学好，为人任性不受拘束。下面就是与顾荣的对话，结尾两行是最美的句子“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一向端正严肃的欧阳询，似乎写到这样的句子，也禁不住笔法飞动飘逸了起来。

    宋微宗曾经评论《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高宗也曾经评判过欧阳询的书法“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猛锐长驱”、“四面削成”、“险劲”、“刚劲”都可以从《张翰帖》的用笔看出。

（摘编自《听蒋勛讲最令他迷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