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不时地会发生踩踏事件，动物在成群结队行动时，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不会因为惊慌失措而相互碰撞，为什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生物学家伊恩·库森说，蚂蚁、鱼和鸟有能力在整个群体里传递关于群体的身体动态的信息。比如蚂蚁可以用信息素在蚁群内交流，通过简单的小范围互动能形成复杂的模式。蚂蚁是社会化的生物，而人类是自私的。我们都想节省通行时间，哪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时间为代价，而蚂蚁是为整个群落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最原始的生物。我们没有进化出群体活动时的集体智商，无法超出局部的互动规则。鱼群或迁移的动物在突然行动时，领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往何处去的必要的信息，其他同类只要跟着就行了。

    另一种说法是，许多大型的鸟类如天鹅和塘鹅以“V”字形梯形编队飞行，这样既能提高飞行效率，又能避免碰撞。阻力能够降低65%，飞行距离可以增加70%，因为每一只鸟都处于前面一只鸟的翼尖涡流造成的上升气流中。只有头鸟得不到这种好处，但鸟群中的其他鸟会轮换当头鸟，以共同承担这种压力。实际上，鸟群的梯形编队很少是完美的“V”字形，往往是“J”字形。但无论是哪种形状都可以让所有的鸟获得对前面同类的最佳视野，以便保持安全的距离。飞行时，鸟群中的鸟之所以不会相互碰撞，是因为它们的视觉系统比人类的发达，它们的新陈代谢和肌肉的反应速度也更快。

    在2004年至2007年，欧盟组织了一个名为“飞行中的椋鸟”的研究，动用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和荷兰等国的七个研究机构，成员中有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们不仅要收集数据，还要改进对鸟群的3D模拟，以便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的群体行为，如时尚、风潮、金融市场的群体行为。物理学家卡瓦尼亚选择了意大利罗马的马西莫宫，它位于火车站附近一个开阔的广场上，广场四周都是树。冬季的每个下午，椋鸟在罗马郊外觅食后都会回到这里的鸟窝。黄昏时分，这些鸟群会在天空中上演半个多小时的特技表演，它们有时像一股烟雾，有时又像一条摆动的缎带。卡瓦尼亚和他的团队把鸟群的移动做成了3D图像后意外地发现，鸟群中鸟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鸟群边缘的鸟比中心更密集，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中央的乘客悠闲地聊天，车门附近却很拥挤。更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发现是，鸟群中的鸟能看到它附近的15只到16只同类，但它只注意它两侧的六七只鸟的活动。邻近的鸟距离它自己的远近不重要，重要的是同类的数量，它们只根据邻近的同类来改变飞行速度和方向，这就能保证整个鸟群朝同一方向飞行。进化为什么选择了“六”或“七”作为神奇的数字？一种解释是“七”是鸟类认知能力的极限，它们无法跟踪七个以上的物体的活动；另一种解释是“七”是在群体中传递信息时的最佳数字。你也许以为你沟通的个体越多越好，但如果你跟太多人沟通，你会得到太多嘈杂的不准确的信息。这样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搞清楚状况之后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

    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的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人口繁殖的血缘社群，若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

    如果分出去的社群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看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假期与新闻

    盼望着，盼望着，中秋来了，“十一”的脚步近了。中国新闻网做了一篇让媒体同行哭笑不得的稿子——《打个赌，国庆期间你一定会看到这“十条新闻”》，作者“突然发现”每年国庆假期的新闻都高度相似，于是“大胆”预测。

    从“高速部分路段拥堵提前×小时，今日×时开堵”到“假期出游人挤人，有关部门提醒注意安全”，从“黄金周游客再现恶习，文明出游任重道远”到“节后综合症来了！教你满血复活”……盘点不可谓不全面，而且确实都是似曾相识的“新闻”。

    要说这是“打赌”，中新网定然稳操胜券，不信等着瞧。不过这个发现也不是秘密，但凡有过几年从业经历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个秘密。新闻是有套路的，很多都有成熟的操作流程。如果有闲心，相当一部分的新闻都是可预测的。

    可预测的新闻还是新闻吗？只要符合真实性原则，当然还是。但这样的新闻总是怪怪的，因为它们是被刻意“发现”的，与人们对“新鲜事”的预期不相符。

    一个老人摔倒了，讹人了，很快各地媒体都会报道老人摔倒的事，讹不讹人都是新闻。讹人的话，开腔讨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没讹人的话，那是正能量。是摔倒的老人突然变多了吗？是老年人群体的道德水准突然变化了吗？都不是。只因为“扶不扶老人”成为热门话题，各媒体的记者、编辑便都来蹭流量。中国这么大，发现几个老人摔倒的故事还不容易？这和国内女星去戛纳蹭红毯没有境界高下之分。

    国庆节新闻的可预测性，道理同样如此。世上没有两片长得完全一样的叶子，又岂会有一成不变的国庆假期？不变的或许不是国庆假期，而是媒体发现新闻的眼睛。

    当然，也不能全怪媒体人的职业素养。首先，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媒体总要留人值班。他们还不像交警等特殊岗位可以得到人们的点赞，而只能默默奉献，有时连他们经常替其他群体呼吁的加班工资都拿不到。再者，每逢佳节新闻少，除了带着预设的视角去注定会发生新闻的地方守株待兔，真没有太多办法。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媒体可以偷懒，还是因为报道对象配合，毕竟媒体不能改变报道对象的客观属性。高速公路如果不堵了，媒体肯定不会虚构拥堵。游客如果都文明观光了，媒体自然无由开启批判模式。监督者和被监督对象本应是同步进化的。如果被监督对象重复犯一些低级错误，监督者却自己先进化到高级层次那也说不过去。这就好比，村民还食不果腹，大喇叭没办法去宣讲肥胖症的危害。

    因此，到底是媒体的眼光太死板，还是报道对象多年无变化？大家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多留个心眼。

（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5-9-29，有删改）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使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选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等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文化需要创造，创造文化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是我们最为景仰的文化名人；而文化的载体是作品，尤其是传诵不衰的不朽名篇。翻开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等，无论是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还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有一连串永不忘怀的文化名人和光耀夺目的名篇巨著。在当代，同样需要培养文化名人，需要名篇巨著，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的士，主要是儒家讲的君子，应该是在道德上有标准，在文化上有贡献，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无论是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教，任重而道远”，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都是对士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中。一篇《岳阳楼记》，文以人传，人以文传，无论在文化上和人格上都足以垂范后世。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把读书人的责任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创造性，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但不同领域各有特点。技术领域，创造性表现为发明，新工具取代旧工具，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科学领域，表现为发现，发现新的规律，提出新的原理。其进步方式不是取代，而是新领域的拓展和新原理新规律的发现。文化的创造性，既不是取代，也不是新规律的发现，而是原有传统文化的不断积累和创造性转化。恩格斯充分理解文化传承的这个特点，他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当然胚胎、萌芽终究是胚胎、萌芽，还必须不断地积累新的思想和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当代世界，完全停止在胚胎、萌芽阶段，重复希腊哲学的命题和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代中国，完全停留在先人智慧中包含的胚胎和萌芽中，只是“拿来主义"，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根本原则。不能认为凡是能传下来的都是精华，糟粕都被历史淘汰掉了。这种看法说对了一半。留下来的是精华，但也会留下糟粕。因为传统文化的流传和继承并非只决定于文化自身，还在于人的选择，尤其是统治者，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文化传承和选择。因而文化传统的演变并非与社会无关的文化自身的演变，必然同时会经历一个过滤和筛选的过程。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精华与糟粕如水入泥，混在一起。因此继承传统文化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必须经过自己的嘴咀嚼，经过肠胃的消化，即阅读和理解。传统文化中具有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因素的属于精华，而一切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东西是糟粕。

(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