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邮驿

    在我国，邮驿通信从有确凿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邮驿是古代官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机构，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官办、官用、官管；二是以通信为主体，融通信、交通、馆舍于一体；三是采用人力或人力与物力（车、船、牲畜）相结合的接力传递方式。历代王朝都很看重邮驿，称其为“国脉”。

    唐代的官办驿站遍设于交通线上。一般是30 里一站，既办通信，又为驿夫和旅客提供食宿。公元630 年前后，共有驿夫18000 多名，专事传送公文和军情。

    唐代诗人王维的《陇西行》中所写到的邮驿颇为传神：“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峰戍断无烟。”关山飞雪，连烽火台都燃不起告警的烽烟，而军情火急，唯靠驿夫加紧催马传送军书。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在繁荣的汉唐时期，那里“五里一邮，十里一亭”，有序地排列在丝路沿线。驿道上传送着各种公文、书信。其中，还有角上插有羽毛的信，就好比是今日之“加急”快件，驿骑们必须快马加鞭，急速进行传递。

    1987年在敦煌发现的悬泉置便是一个著名的古代邮驿。在那里存有数万片简牍，其中大部分都是传递过程中的书信。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在那价值连城的敦煌遗书中，书信占有一定比例，内容涉及当时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当年邮驿之盛、丝绸之路之繁华，在这些被尘封的信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迢迢驿路见证了一个个朝代的兴衰，以及因战乱而给国家和黎民造成的灾难。在敦煌遗书中，有一封《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便是安史之乱后在吐蕃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从敦煌向肃州（今酒泉）所发出的一封求援信。可是由于战乱致驿道受阻，这封信终未到达目的地，而在敦煌藏经洞中沉睡了千年。

    古代的驿道，大都是为官府服务的，民间的书信往来十分艰难。唐代杜甫也有“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的诗句，同样抒发的是对民间通信不畅的感慨。

    在描述邮驿的文字里，有“古驿通桥水一弯，数家烟火出榛菅”以及“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一类对古代驿站风光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掩盖邮驿给民众所带来的苦难和沉重负担。唐玄宗命人在秦岭的群山奇峰之中修建黄花驿，后据考证，竟是为了迎接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进京而设置的。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佟凤彩曾上书皇帝，列数当年驿夫的苦难，说“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脊烂”。

    古代的驿路早已离我们而去，交织着繁盛与悲凉的邮驿历史仍停留在史学家们的历史故事和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供后人回味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情景。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歌词进教材，是补位而非“乱入”

    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还收录了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革新语文教材，可谓是由来己久的话题。此番，若非周杰伦的“闯入”，所谓教材的脱胎换骨，或许根本不会引发广泛关注。现实就是如此，一面是各方都在呼吁教材当改，另一面却是大家都缺乏具体路径。直至如今，终于有出版社“先行先试”，各种各样的解读与置评，方才后知后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流行歌曲忝列教材之中，无疑有辱名家名作所构建的文本经典。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既然扬言变革，总该有些突破才好。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是品生课、社会课、自然课，但就不是语文，必须改。”按照王旭明的理解，传统语文教材，承载了太多的宣教责任，反倒轻视了纯粹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其后果是，语文课本成为无所不包的、正确价值和有用知识的集合体，却忽略了教人识文断字、体验语言之美的最初功能——某种意义上，“年轻一代”听说读写能力的持续滑坡，与此不无关系。所以，让语文课尤其是低年级语文课回归“中文启蒙”为优先考量，理应成为新一轮教材改革的基本共识。

    顺着此一思路，将《天路》、《蜗牛》等歌曲收入教材，也就很可以理解了。仅就教学效果而言，此类流行歌曲天然具备优势。其用字浅易、行文直白，同时内容轻松、富有意趣，非常适合小学生识字习文。凡此种种，较之一些拗口的名作，想必更投合小朋友们之所好。

    一直以来，教材编撰者以致敬和传承的姿态，将一干经典名文统统塞进课本，而未曾充分顾忌儿童的认知偏好。另一方面，民间舆论也时常抱持“出身论”视角，对教材课文的增减指指点点：在此思维内，经典篇目的退出、流行歌词的加入，极易被看作媚俗的倒退。而事实上，小学阶段更多只是识字断文、培养语感而己，那些名作的深意和妙处，未必为孩子们所理解。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们轻松读些浅显文字便好。

    周杰伦的《蜗牛》，仅仅是收入了小学课本的“延伸阅读”罢了。动辄将之鼓吹为“流行文化逆袭文化经典”，既显得太过敏感、小题大做，也折射了对语文教育的认知误区。必须重申的是，小学课本从不负责将名家名作兜售给年幼一代，而只是负责培养孩子们的技能与兴趣，从而让他们有能力识字、写作、阅读经典——只要流行歌曲能有此功效，同时“三观”刚正，就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对之妄加指点。

    也许，“歌曲成为课文”的唯一尴尬在于，该现象映射了了小学教材“无米下锅”的某种窘境。现代社会的作家、学人、教育者，对于教学规律缺少认知，对于写作儿童读本缺少动力。久而久之，教材编写者只能无奈抓些歌词“补位”。于此，难辞其咎者其谁，着实不容含糊。

（《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谈起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学，人们对网络创作所对接的文学传统，似乎关注不 多。事实上，网络文学传承中华文学传统，网络创作秉持中华文学立场，不仅是 对网络文学的一种期待，而且也是许多优秀网络作品的一种内在品质。

    网络文学是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文学形态。网络技术可以“无中生有”，网络文学却需要技术联姻和精神传承。有网络作家曾说过：“网 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 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下达成统一。网络文学创作同人类任何 一种精神生产一样，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 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网络文学虽然有些“另类”，但网络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它仍然需要赓 续文学传统，在继承中创造，始于返本而得以开新。不仅网络写作的语言表达古 已有之，许多网络作品的情节设置等也都能找到传统文学的影子，受益于传统文 学千百年的艺术积淀。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思想蕴含、价值营造等观念层 面的东西也无不渊源有自，可以从传统文学的文化母题中找到它们的历史基因。 比如，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西游记》写神魔、《三国演义》写历史、《水浒 传》写侠义、《红楼梦》写才子佳人，可以说是类型化的长篇小说。网络上数量 最大的幻想类作品如玄幻、仙侠等，与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 小说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择天记》等众多热门小说展现的玄幻世界，均可在 传统神话中找到源头。

    文学是变化的，正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 就更是这样。不过，不管怎么变，网络文学终归还应该是文学，大凡是文学就该 有一些属于文学的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多年前就有作家提 出，网络改变的只是文学载体、阅读习惯和表现方式，不能改变文学本身，如情 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网络文学要往前走、向 上走，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优质源头，离不开文化立场的主体定位，即对接优秀 文学传统，使网络文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从古代神话到《诗 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现当代优秀文学传统， 这一中国文脉对于网络文学创作不仅有用，而且有效，不仅不能终止于网络，而 且应该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网络文学从传统文学中吸取养分，必将促使自己从“高原”走向 “高峰”，创造出新境界。

（摘编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创作并非“从零开始”》）

技术与公共利益

张帆

    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机械制造、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到金融领域，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赢得了空前的器重。

    从就业岗位的占领到市场价格的竞争，工科学生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地巩固了技术至上的观念。他们中流行：“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好好挣钱。”可见，技术与市场对接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市场价格被看作评价技术的唯一标准。

    因此，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专家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的制作到互联网诈骗，舆论同声谴责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技术专家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专家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不少人觉得，技术必定是社会历史之中的“正能量”，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多数技术专家似乎未曾意识到公德对于专业工作的规约。

    相当长一段时间，技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完成卫星上天的难题而没有兴趣解决抽水马桶漏水，这种状况生动地表明了技术的远大志向。当大部分技术专家簇拥在核潜艇研制、国家电网设计或者石油勘探等各种国家重大项目周围的时候，道德已经提前做出了首肯。从电视机、电冰箱的更新换代到白木耳加工或者橙子保鲜，技术与各种民生问题的结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突破，技术与利润之间的联系立竿见影地显现；然而，技术与道德之间的思考并未及时跟上。

    技术免遭道德问责的另一个原因是依傍于“科学”。作为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地标，“科学”几乎都是作为褒义词出现。许多语境之中，“技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享有同等的尊荣——并且，“技术”常常由于显著的实效而远为引人瞩目。尽管如此，“技术”与“科学”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科学”更多地从理论意义上考察自然界规律，“技术”注重解决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正是因此，“技术”必须比“科学”更多地考虑具体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许多时候，这即是“技术”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人们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罪恶的技术含量正在与日俱增。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谈论技术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时候了。公共利益通常指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技术专家必须在专业工作之中意识到公共利益的存在，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目标带来的利润而放肆地损害公共利益。如果个人或者某个利益共同体的局部收益可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这种项目必须坚决否决。由于前景、适用范围以及后果尚未确定，某些技术项目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仍在争议阶段，例如生物技术克隆人类器官，转基因农产品充当人类的主要食物。相对地说，另一些技术带来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用福尔马林浸泡肉类食品，将过量的抗菌素掺入动物饲料，或者研制消费者无法识别的假鸡蛋、假大米如此等等，作为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深知后果的严重。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良知神情安详地默许了这一切？

    不要将公共利益仅仅想象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公共利益事关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那些技术专家。如果电器工程师吃到的是地沟油烹煮的食品，制作假药者买到了冒牌的山寨手机，他们的愤怒决不亚于身边的大众。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践踏公德的后果迟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即使那些腰缠万贯的技术专家也不会例外。

(选自《民主》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