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狗是怎样成为人类朋友的

    在与人类的关系上，没有哪种动物能比狗更亲密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狗一般都比较温顺。但仅仅温顺不足以说明人类为什么喜欢把狗养在家中。羊也很温顺，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宠物喂养。

    美国哈佛大学的布赖恩·黑尔认为，狗对人的社会暗示极其敏感，这使得它们能和谐地融入人类社会。大猩猩的智力通常被认为仅次于人类，黑尔博士因此决定通过实验比较一下狗和大猩猩的各种能力，以此验证自己的观点。

    他在受试的动物面前摆放两只倒扣的杯子，接着把杯子藏到屏壁后面，在其中一只杯子的下面放了一小块食物，然后把屏壁拿走，受试动物必须选择看哪只杯子的下面放有食物。如果实验者不给任何暗示，这两种动物正确发现食物的比例都是50%，与预期的一样。但是，如果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暗示哪只杯子下面有食物，狗每次都正确地找到那只杯子，而大猩猩不论重复多少次这种试验，都无法明白人的暗示。

    黑尔博士对此感到满意，因为这至少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逻辑问题，即狗对暗示的敏感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了三种假说：

    第一，这种技能是从狗的祖先狼身上遗传下来的。不过实验又证明，在发现食物藏在哪只杯子下面这一点上，狼的能力并不比大猩猩强。第二，这种社会敏感性是狗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学来的。黑尔博士选择那些在狗房里长大且与人类接触极少的狗和爱狗族家里养大的狗进行同样的试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第三，这种对人类暗示的敏感性是后来形成的遗传特性，这种特性是为了使狗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与人类共同生活。

    在新几内亚岛生活着一种名叫“唱狗”的狗，因为这种狗不会吠叫，只会像人唱歌一样地嚎叫。唱狗的身材与普通的狗一样，而不像狼的身材，这表明它们被驯化过。但是新几内亚的唱狗现在完全是野生的，历史资料证明它们处于这种状态已经长达几千年了。黑尔博士推断，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这种动物淘汰掉对它们不再有价值的特性。

    黑尔博士的这种推断得到了证实。即使那些从小被人驯养的唱狗，也同狼和大猩猩一样无法明白人类的暗示。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长期的野生环境从唱狗身上夺去了原先赋予它们祖先的能力——像理解同类那样准确理解人类的意图。

（节选自《自然与人》2005年11月12号）

宋代的书铺

    说到中国古代的“书铺”，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专门刊书售书的“书肆”。而在宋代，所谓“书铺”，实际上还另有所指。科举考试发展至宋代，规定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寒窗苦读的学子在解试“过关斩将”之后，就必须赶赴京师，参加下一场激烈的角逐。举子参加考试前必须向礼部贡院投递写有姓名、年甲、乡贯、三代、户主、举数、场第等信息的家状。宋代《朝野类要》记载：“凡举子预试，宜节次文书并由书铺承干。”《曲洧旧闻》中记载：“吕申公公著当文靖秉政时，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书铺承担处理家状等文书的工作，就等于取得了应考举子们的个人资料，甚至有书铺户自行制作“家状集”的，如方逢辰《蛟峰文集》。这种“家状集”实际上应该是一些有望及第士子的人物资料合集，而这正是在掌握了大量举子信息的基础上实现的。

    处理家状之外，书铺还需负责考生试纸的装订。举子在考试前必须自备考试用纸，由书铺负责按规定将家状粘合在试纸前作为卷首。礼部接到投递之后，由贡院官员在家状下沿和试纸接缝处加印。《钱塘遗事》记载：“皆由书铺纳卷，铺例五千，而自装界卷子与之或只二千。”但是，为了吸引举子在书铺办理全套服务，书铺会推出一些优惠措施，如赠送一本《御试须知》之类。书铺在负责如此重要差事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据《宋会要辑稿·选举》所记载的规定：“书铺送纳举人试卷文字，并具所纳举人州府姓名单状，赴院点对。如有文字差误，勘会元纳书铺名姓，牒开封府施行。”“如不遵告报，致本部验出，定将犯人书铺送所属根究施行。”此外，为了降低非法行为出现的频率，官方还以结保的方式，要求他们“三人结保，如一名造弊，并三名同罪”。

    此外，书铺还是代替政府向举子传达考试事宜的机构。举子参加省试和殿试都是事先安排好座位以防止考生交通作弊的。省试的座位号张榜公布，而殿试的座位号则是写在一张官员签字的纸片上，必须由书铺引导考生取得。殿试前几天，书铺就要通知考生“请号”。请号当天，考生天不亮就要到达书铺，由书铺将其引入庭院中，庭院里设有桌子和类似签到簿的“历”，考生们等待吏部官员按照省试的名次逐个点名上前签到，然后拿到一枚写有座位号的半片白纸，上面有尚书、侍郎、郎中的签名。殿试当日，就有宦官把守集英殿门，凭号进入，“一失其号，则不得入试矣”。书铺的这项工作也是依例索取费用的，一般“索添不过三百”（《钱塘遗事》）。考试结束后，最重要的礼仪便是御殿唱名。唱名前，及第士子仍需要“请号”，还是由书铺通传，程序与殿试请号相同。给号当天士子往往也要支付书铺告报之人一些“小费”。

    书铺在纳卷、殿试请号、唱名请号以及种种“告报”等方面都需要一些手续费以及暗箱操作、约定俗成的“小费”。这些钱加起来也构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许多人在及第以前没有能力支付书铺费用，于是“如学子乏钱者，自请举至及第，一并酬劳书铺者”。张籍的《送杨少尹赴凤》中“得钱祗了还书铺”讲的就是士人及第拜官后对书铺的报偿。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应

    ①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头是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奥运中对人的体能、技巧的挑战体现着古希腊人的竞争与开拓意识。在古代奥运会文化背景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捍卫个人的独立性。这些价值观念都已成为现代奥运的核心价值。

    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奥林匹克精神经历了从挑战自我、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到追求运动竞技的人性化、人类文化的多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历史演变。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上，曾经有“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的口号。今天，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仅仅提倡“更快、更高、更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提倡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为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那就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

    ③现代奥林匹克兴起之时，也是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也从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演变，为奥林匹克精神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方文化中民主、自由、竞争、拼搏、开拓、进取、重视个体、尊重科学等要素构成了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与核心，这使奥林匹克运动染上了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的开展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普及，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集萃、对话与交往的论坛，成为全球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互补共存的平台，尤其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互动的平台。在当代科技、人文、生态伦理的交互影响下，奥林匹克运动的这种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从奥林匹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情况来看，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超国家、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的百姓的巨型狂欢节，成为一种由国家主义、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共同主宰的泛文化。

    ④当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了过度商业化、滥用兴奋剂、职业性腐败等问题。黑分、黑哨、假体育、假比赛、假球，使奥林匹克运动失去魅力和价值，危及了奥林匹克理想，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些都与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核心价值的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无法仅靠西方文化去解决，需要从其它文化形态，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⑤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和谐，从不过分强调人对自然、对自身的挑战，也不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人对自然、天地的超越，而是讲究 “象天法地”，向“天”与“地”来学习合乎自然、遵循自身限度的立身处世原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讲人要不断进取，承担对个体存在的责任，但又要有所警惕，不要一味强调进取，要保持个人、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协调。这对于主张“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回应与补充。

    ⑥中国礼乐文化主张万物和谐，阴阳协调，以中和、和谐、协调为美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有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强调的不是技艺的竞赛，而是通过技艺的修养来完善人格，达到内心的和谐，促进心灵与体格之间的和谐互动。这与奥林匹克精神旨在推动人的体育与心灵的和谐发展的理想有着巨大的契合，对于当今奥林匹克比赛过度强调比赛成绩、忽视心灵提升的现象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⑦中国传统自然伦理观念认为天地宇宙间人与万物是都和谐共处的，主张克己复礼，把人的作用与行为限制在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宇宙秩序之中。中国古代社会提倡节制与合理控制人的欲望，反对对生命的无度消费和对外物的无度占有。这种伦理观念对于奥林匹克文化中的过度商业化、过度竞争化和兴奋剂丑闻都是有力的回应，它从东方哲学和智慧的角度回应了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奥林匹克精神。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冯惠玲在“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北京2008奥运国际论坛”上的演讲稿）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画展中，署名“夏语冰”的多幅绘画作品引起关注。这位创造力不遑多让的“夏语冰”就是以会写诗闻名并且已出版诗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写诗、演唱、绘画、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 文艺领域之后，凭借超强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迅捷高效的创作优势，正在拿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成果。“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每当人们谈起人工智能时，往往想到科幻小说中的强人工智能，它们具有人类一样的情感和体验，和人类一样生活，看起来似乎会取代人类。然而，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们具备人 类的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感、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别较大。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促使我们反观 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 — 越是面临技术冲击越要端正和坚定本体价值，同时在文艺观念和创作实 践上越要有新的追求和突破。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诗人徐志摩，它需要做些什么？首先，它要拥有徐志 摩的阅读量，最大限度地接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因为徐志摩的诗 歌特色是在与其他诗人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掌握当时其他诗人诗歌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 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并非如此。无论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 来”，还是“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无不来自诗人自身的生平际遇。人工智能 只有具备了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了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有徐志摩风格的诗来。

    没有人生，我们便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尽管人工智能具有令 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仿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这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 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世界，人工智能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训练，甚至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学会。 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 人生际遇和内在情感，基底是整个人生和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密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优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无法与人类相比。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尊严。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好。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优劣，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使人类创作如虎添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推动艺术创作革新一样，这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接触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给我们的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正视挑战，在挑战中发掘价值、抓住机遇，必将带来文艺创作的新变化新收获。

——（摘编自卢文超《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艺术挑战》）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来唱；一唱三叹得回肠荡气。唱叹 再不够的话，手就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 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 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徒歌新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 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感表达到家就成，用不着说多余的话。重叠可以说是原始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协调，是后来有了文字才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