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士本来是末等的贵族，但是在周代，它就已经向庶民的方向滑落。在孔子时，士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阶级，游离摇摆于贵族与庶民之间，上可为贵族或为官，进入统治集团，下可为民，即成为被统治阶级。最终它定位于民之首，所谓士农工商。而这个士，在多数年代，得到了统治阶级和庶民的尊重，有着很大特权。

      孔子本身是一个士。儒家就是士的代表。正是由孔子集成发扬，将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士的人格特点，包括精神的、知识的、操守的，形成了体系的框架，最后在孟子那里，将它建成为一座辉煌的殿堂。此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士，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进程的价值主干和人格载体，道统在兹，文脉在兹。

可以将士的精神内涵、行为特征与人格特点简单地归纳如下：以天下为己任、救苍生保社稷的责任担当；尽心知命、天人合一的信仰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熟知经典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技能；社会道德纲常的教化维护；诗文琴棋书画及优游山水的生活雅致。而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担任主角的，如秉笔直书的齐史，安贫乐道的颜回，含垢忍辱的司马迁，捐躯死国的颜真卿、文天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等等。

以上这些士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行为规范，有一个集中点，就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之于士，就如其精气神和脊梁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那么士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也就浑然泯灭于庶民之中。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或者说，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延续，因为中国文化会在一团软泥似的士的身上断裂湮灭。

士也有自己种种的弱点和问题。除了知识单一专业性较差外，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群体，它从先秦的独立性人格，随着时序变迁，渐渐产生了人格分裂，大多数士为了生计，不得不形成对君主的人身依附，而那些入仕的士，在权力腐蚀下，不能知行合一，产生了对价值观的背离，腐败变质。士的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制度本身，而制度的形成，又在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特质。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经济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上下尊卑的差序格局，因为只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应对农业所要求的诸如水利建设和荒年救济这一类公共管理需要，而小农经济的风险和单薄，则要求祖辈的传统经验和全家乃至家族的齐心协力。于是，天地之外，君父崇拜就是社会纲常的基础。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更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奈》），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以“工匠精神”锻造文学语言

    文学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虚构故事，把故事编得好看就行，似乎越来越少有人提及文学语言；兼之网络化、娱乐化用语的大量运用，使得文学语言渐有粗鄙化、简单化和平庸化之嫌。对叙事文学而言，构思故事当然是必需的，但故事是通过语言传达出来的，语言才是文学的全部肌体，是文学的活的灵魂。

    文学之美首先体现为语言之美。一个成熟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语言使用的方家。作家贾平凹每天练笔，三五个句子，随想随写。其实文学语言就是这么积淀来的。语言积淀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阅读文学经典。对于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读文学经典，关键在品出语言的味道、语言的魅力、语言的美感。古往今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一开头就能见出作家语言的功力和语言风格的取向。

    譬如鲁迅的《故乡》，开头一段写景，即用了大量具有拟人化特征的词组：深冬、阴晦、冷风、呜呜作响、篷隙、苍黄、荒村、活气、悲凉。这寂静的荒村，马上就活起来了。鲁迅的语言体系，是对绍兴官话和现代白话的融会与改造，虽已属纯然的现代白话，但这白话，并非一般的俗语和口语，而是经过高度修饰、提炼和改造了的文学语言。鲁迅对现代白话进行了文学的改造，并形成了自己风格鲜明的语言范式。

    与之相异，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长于情景跳跃式和时空交错式的语言。《百年孤独》的开篇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荒诞式的情境：“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在一句话中呈现，以这种荒诞叙事为开端，奠定了《百年孤独》的文学基调。此种突兀的文学语言，在《百年孤独》中比比皆是。

    文学大师就像建筑巨匠，一定对语言有一种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反观我们的语言态度，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文学语言乃至生活语言，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贫乏、干瘪，汉语本身的简洁之美、音律之美和灵动之美，已然十分难得。比如表示“看”这个动作的词汇，今天的文学作品中，一般只有三五种，而在古代汉语中，则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睨、瞟、瞄、眨、瞪、眺、睬、瞥、盯、睹、瞭、眦、瞋、眴、睇、觑等等，且不同词汇皆有微妙的动作差异，生动形象，姿态万千。

    那么，如何让文学语言变得鲜活、灵动、丰富呢?文学语言不应丢弃汉语的深厚传统，要善于从现代书面语、地域方言、古代汉语、日用口语等多种语言形态中汲取鲜活丰富的活性元素，熔铸为自成一体的特色文学语言。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多游走于现代白话、关中话、陕南商州话和古语之间，于《红楼梦》语言借鉴尤多，又汲取了张爱玲的小说语言，近则与沈从文、孙犁相衔接，再加上他的勤奋练笔，于是锻造出了贾氏独特的文学语言。

    优秀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在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语言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和自我创造，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凡劳作的“工匠精神”。语言上没有这样的硬功夫，文学精品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祖国？”“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日前，某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的青年做了一番街采，得到了这份“歪果仁”心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身边事物，却成为最受老外关注的“西洋景”，让很多国人感到不小的意外。细究这些“新发明”，一大特点便是依托先进技术，创新应用模式，便捷人们生活。比如，先进的支付系统，买卖东西只需“扫一扫”；畅达的电商平台，足不出户便可“购全球”；发达的高铁网络，让城市之间不再遥远；方便的共享单车，随骑随停自由畅快。前几天，一篇名为《中国的非现金社会飞速发展已超乎想象》的帖子在日本某网络论坛上疯传，有日本网友担心：中国人会偷偷嘲笑我们落后吗？不夸张地说，新经济之门在创新之轴的带动下，迅速向我们开启，“中国制造”正带给世界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改变和奇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起势，在这场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推力的变革大潮中，中国无疑已经走在前列。在“互联网+”的引领下，中国科技创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窗口期。以“新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创新充分说明，我们已超越学习模仿的粗放时期，开始向外输出自己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短。一千年前，古老中国的四大发明问世，拉近了世界技术和文化的距离，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如今，这个古老国度正乘着信息化快车，在“互联网+”的热潮中全面发力，顺势而上、弯道超车尤为可期。

    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多少“老大帝国”在因循守旧中被远远甩在后面，又有多少新兴国家抓住了“创新窗口”实现了追赶超越。对今日中国来说，站在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变量来塑造自己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技术创新与生活需求更好对接。其实类似网购、高铁等先进技术，并非我们独有，但为什么却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收获了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技术创新对接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和引领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经推出便迅速打开市场、赢得认可。在新技术革命的持续竞逐中，我们还要在这方面继续探索，凭借技术、产品、服务和品牌等方面的创新，攀上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更为有利的位置。

    技术进步永无止境。今天，中国科技创新已进入收获期，国之重器频频亮相，大工程、大动作惊艳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将技术变革与生活需求有效融合，让科技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喜。“大小”相宜，两翼齐飞，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成色将更足。

（摘编自范荣《“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创新窗口》）

材料一：

所有的逻辑推理，目的只有一个，即找出事物的真相。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真相往往是难以捉摸的。但不探寻真相是荒谬的，那种真相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法同样是荒谬的，它否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使真相沦落为妄想。

真相有两种基本形态：一为本体真相，一为逻辑真相。所谓本体真相，指的是关乎存在的真相，某个事物被认定是本体真相，那么它必然存在于某处。桌上有一盏灯，这是本体真相，因为它确实是在那里，而不是幻象。逻辑真相是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中自动呈现出来的真相。肯定一个命题意味着已判断它为真，反之亦然。一个命题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那么它就为真。例如一个命题说一艘船泊在码头上，如果这里确实有一艘船，确实有一个码头，而这艘船确实泊在码头上，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判断一个真命题的过程就是以语言为媒介，将大脑中的观念（主观事实）与相应事物的真实状态（客观事实）联结起来。上例中，如果那个命题所说的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则命题就是假的。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对真相的确认都要去检查别人认定或推测所得的真相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依据，即确认真相就是要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是事物的客观情况。如果不能判断一个命题如“狗在车库里”的真假，那么仅仅在大脑中思考狗、车库或者其他相关概念是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得亲自到车库去看看。从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说本体真相更为基础。决定命题真假的依据是客观现实情况，而逻辑真相是建立在本体真相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

当人们撒谎时，他很清楚现实世界中真相是什么，而在表述时却有意欺瞒篡改，他知道“A是B”，但他说出来的却是“A不是B”，逻辑真相反映的就是命题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即符合论。另一理论——融贯说，则从属于符合论，“融贯说”指如果一个命题与某个已经得到证明的理论或思想学说一致（相融贯），那它就是真的。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如果说某个关于物质世界的特殊命题是真的，那是因为它与相对论是一致的。使这个命题逻辑上正确的正是相对论本身，因为相对论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理论，它与真实的物质世界是相符合的。由此可以看出，融贯说如果想成立，必须依靠符合论，因为符合论更为基础。

我们应该注意到，依据融贯说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基础并非客观事实，而是某种理论或思想学说。而任何理论或者思想学说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与现实世界并不相符。

（摘编自D·Q·麦克伦尼《简单的逻辑学·真相》，赵明燕译）

材料二：

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必须以看到它的本质、揭示它的真相为前提，即人的思想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但是，人们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并不等于对事物获得了真理性认识。揭示了真相，我们的认识仍处在对事物现象的感知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还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获得了真理性认识。

其实，搞清楚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客观世界中，真相与假象是常常混淆着的，以至于人们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真假难分；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可能出现真假颠倒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相与假象常常是并存着的情况——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更增加了人们分辨真假的难度。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上，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很难，这主要因为人性极端复杂多变。正如一个西方谚语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揭示事物的真相有难度，除了自然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原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一些人认为是利害相关的问题上，把问题的真相宣示出来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们为了揭示事物的真相，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刁难，有时，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遭到了当时罗马教廷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一理论违背了圣经的教义。哥白尼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判处火刑，不过，科学已经证明，真理是在哥白尼这一边。可见，在寻找真理的这一步中，即为了充分地揭示出事物的真相，必须要拿出勇气，甚至还要有一种个人牺牲精神。

虽然揭示真相是有难度的，但是真相毕竟会被揭示。真相之所以必然会被揭示，是因为人们通过揭示事物的真相，进而认识真理。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即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所谓真实的自我就是能够勇于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有那些勇于正视自己的人，才能更好地揭示真实的客观世界，才能够真正把握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我们还应该怀着一颗纯真的心，勇于说真话，把揭示真相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摘编自宋惠昌《求真的哲学：真相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