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倡言学习西方，主张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材料一:“这场持续了约三十五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注：指器物方面）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东西……却完全被忽略了。”

材料二：“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康有为

材料三：毛泽东曾回忆说：“________________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材料四：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即在于启蒙……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闷、彷徨、感伤，但俄国革命的成功却带来另一条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材料一：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同时通知光绪年间的改革，一道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20年的宝贵光阴。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年，1856年，战火又起，英法联军次第攻占广州、大沽，进入天津，北京。清朝，又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11个不平等条约……，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领袖做了一些“师夷”的功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鸦片战争结束后的52年，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迅即发展的日本，打到其先前祖师爷的门前，……仿效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要求各地赔款，并在一切方面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利。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材料三：无论从中国高层决策，还是到统帅的指挥、军队的素质，当时中国都处于中世纪的水平，非常落后，而当时的日本“练兵全用西法，西式枪械以运用自如”，中日军事水平的反差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

——谢俊美《甲午战争百年反思录》

材料一：汪株茂在《层次递进的晚清三次新政》中说：“其最大意义并不是产生了‘自强’的效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近代化的这辆列车”。

材料二：如图

材料三：“（土耳其）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撤，可以为鉴。”“伏惟皇上……破除旧习，更新大政”。

材料四：学者徐中约曾写到：“它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

材料五：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