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吃大饼（有删节）

沈从文

    战前数年朋友来往通信中，遇到形容生活穷困境况时，照例常说“吃大饼”过日子。凡使用这个形容词的，在他本人生活上，虽未必即到“陷入绝境”，在他本人情绪上，实俨然已有点“招架不住”神气，似乎只要加重一点儿，就到“喝北风”程度了。可是“大饼”是个什么样子？有多大？如何做？如何吃？倘若他是一个南方人，要他老老实实回答时，这人若够老实，也许自己会瞠然不语，却令人哑然失笑，因为他虽惯会使用这个名词，可未必见过“大饼”，更未必吃过“大饼”，他吃的或者是巴掌大、焦盐、揉糖，再沾上一小撮芝麻，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面那个装阔旗人掬两丈京钱买的东西一样，事实上名叫“烧饼”，或“烤饼”。（橘生淮南而为枳，这东西过长江就越来越小巧秀气，到后就索性改名为“金钱烧饼”了。论式样，昆明地方所见的倒不少如三尖角的，褡裢式的，银锭式的，隔月形的，……至于中间有个孔，相传为三百年时戚继光征倭寇用作军士干粮，如今说来还带点抗战意味的“戚饼”，反而少见。）也许达人虽吃过“大饼”，还依然不明白这东西本身有多大的，因为凡在桌子旁坐定吃大饼，可能是照云南人熟习的炒饵块烩饵块方式，早已切成丝切成片，加上作料，把大饼原来的素朴与壮观全失去了。宋人笔记说，秦桧的儿孙生长城市，不识豆麦所出，量米时桧询问米粮来源，有人说从簟席上出，有人说从斗斛中出。无一个想得到是从田地里生长。邯郸淳《笑林》说，北人不识笋，吴人为设笋，问从何来，告说是竹子生的。还家煮床箦，预备大吃一顿，久煮不烂，还以为是吴人不诚实，有意捉弄他。可见有些东西即或吃过，还不知道它的本性，也是常有的事。

    生长于长江以北的山东河南朋友，必自以为对于大饼是个完全内行，其实所知道的也只是就经验所及而言罢了，大饼过了河过了江向南方跑，沿黄河上海长江上游向西南高原跑，大饼的命运如何，就依然不大容易知道。

    民国十八年我到武昌时，被朋友孙大雨诗人邀到一个小铺子去吃牛肉大饼。大雨那时节正对于许多事都还充满好奇心，认为这小铺子极有诗意。铺子中简单得很，除却几件粗重桌椅，只是当门一个大而厚重的黄铜锅罐闷了一大锅白汁牛肉，另外站板上棚下一个两尺大三寸厚的大饼。照习惯，限定每天卖完一锅肉，一个饼，即关上铺板休息。小碗盏，大筷子，桌凳复拙重古朴，加上那做买卖人的神气派头，不免令人疑心这原是个有历史背景的职业。问一问，才知道这一家人的先代，原来是随同蒙古达达迈过长江到此落脚的，到太平天国时，又成为长毛贩卖制度之一种，并说那口铜锅，那份锅家业，都是祖先传下来的！试看看那口厚重放光的锅罐，那个二尺大三寸厚素朴壮观的饼面，同时再注意一下掌柜的伸出生有疏疏黄毛的太手，持着大铜勺从热气基勝锅中取肉，舞着大铜刀割饼时情景，真不能不相信，这里有的是“历史”，面前的一位，也许还是匈奴族王子的遗裔。使人想起荆轲专属本来的活计，干这种活计的人，当前已不足请，在历史上刼很做过几件不平凡事业的。

    民国二十八年我在昆明，某一天忽被朋友邀到一个丽江朋友家中去吃西藏式大饼。上桌时，一尺五六寸大，三寸厚，特点是饼面干干净净一片素朴的焦黄（看就使人又感觉接触了神农氏后代的传统生活习惯，也接触了另外一个民族的宗教习惯）。把这个东西一片片割切下来，用大雪山下牦牛身上出产的酥油制成酥油茶同吃，原是边地最平常的方式，不值得提。可是当时我们却还用《红楼梦》上史湘云吃过的鹿脯（而且照孔子旅行时的方式，用刀削吃的），以及《吕氏春秋·本味篇》（亦即历史上有名大厨子伊尹）所未提及的，来自一万尺高大雪山上的四五种稀奇古怪动植物，一同填入腹中，这两件和大饼有关的事，我相信生长北方每天吃大饼的朋友，是不会想到的。

    第三件事是大饼既用“大”为名，最大的饼究竟能有多大？就个人眼目所及，大饼似乎和普通锅面有关，锅面大小又和家庭组织有关，所以如今所见的二尺见方三寸厚的形式，可以说是一般形式，论家庭组织，唐代算得庞大，一家百口是常有的事，可是不分家未必即同炊。杜阳编述叙杂事最善夸饰，记同昌公主死事，李可及为安排一场叹百年舞，用到八百匹官施，舞竟珠翠满地。可是轮到赏赐三十骆驼的饼送给葬役夫时，还是只说“各径阔二尺”。从记载上看，且像是已到最大限度，大饼之大超越纪录，实应数一位赵老总的成就。孙光宪《北梦琐言》说：五代王建主蜀时，有一位善吃喝好客人的赵雄武，绰号“赵大饼”，每次用面三斗做饼一枚，做成后，有好几间屋子大。唐人普通房间纵不如宋人费木料，也总得有两丈见方，这个饼很可能就有六丈大小。当时这种大饼的用途，说是值大内宴会，或豪家设厂筵时，这位起官人即于众宾内奉献一枚，裁剖用之，各人一份，吃得大家饱饱的。至于这个六丈见方的大饼，从赵府转到另外一处筵席，如何抬去，可不说明。若不太厚，或者卷成一束，派那十五位鲜衣花裤大师傅抬去，也未可知。这种大饼的制法，就是一种秘密，据说当时至亲好友，即不肯传授，无由模仿。若不然，别的不说，现在昆明电话局长赵先生，既以喜做烧鸭子著名，又好客，只要如法仿造大饼一枚，请客时，就可以把三百客人同时邀集，不至于感到束手了。

    后记：假期匆匆过去，家中大小工作重新开始，想起孩子们在嚷叫“吃不饱”之余，然能不断大笑。在讨论到大小男丁三口今年雨季来临时，得如何学习赤脚和泥浆奋斗，都十分高兴。主妇在为家事为生活把一个作主妇的最高工作效率用尽后，尚永远不失去脸上代表从容与快乐的微笑。以及寄住城中由念佛而神经失常的妹妹，在极痛苦情形中，亦尚能独自用笑来排遣挣扎，我心想，一家人尚能笑，真不妨事。写点小故事，赠给同样无可吃的正直国民，在他的单纯沉闷工作外，若能有机会笑笑，也不为无意义！一般人常说，战争是要血和泪的。据个人意思，人生中某一种无形战争，所需要的也许倒是保持那个“虽败北不气馁”的微笑或大笑！

    三月一日桃源

孤山上的老狼

张红静

    少年上学时要经过一段无人烟的山路。学堂很远，每天他都要早早起来，怀揣母亲给他烙的杂面饼子上路。那时，自行车没有普及，学生上学都靠步行。

    山黑魆魆的，不高，也不大，可是传说山上住着一匹老狼。老狼从来没有祸害过人和牲畜，少年不知道狼以什么为生。狼一定很老了，或许每天饮露水，吃野果吧。

    他每次走过这段路都像躲过一场生死劫。他总是担心狼会恢复狼性，忽然站在他的面前。

    这天，走那段路时，他像以往一样提高了警惕，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和天上的星星，路上没有一个人。越是安静就越是害怕，村里的小伙伴们都不去很远的镇子上读书，可他不同，无论路有多远，人有多孤单，他都要去上学。

    少年略一分神，忽觉得自己的肩膀上一左一右搭了一只毛茸革的脚掌。少年吓得汗毛都要竖起来，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想象着狼的大舌头和獠牙，但是他不敢回头，因为他想起了做猎人的叔叔讲过的狼吃人的故事。

    狼最喜欢一口咬断人的喉呢。狡猾的狼不去正面袭击人，总是尾随在人的身后，少年此时如果回头，喉咙正对着狼口。狼便咬断人的喉咙，将人拖走。

    少年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但仍假装旁若无人地往前走，据说，人有几分怕狼，狼也有几分怕人。狼的前爪就攀着他的肩头与他前行。

    少年这时想起怀里的饼子，他真舍不得这一个杂面饼子，但他还是果断地从怀里掏出来，饼子还温热，他使劲往身后扔去。

    狼放下脚掌，快速向身后奔跑。少年紧走几步，上了大路。此时天已微明，他“啊啊”呼喊着奔跑起来，以缓解刚才的恐惧。

    那天晚上，少年饿着肚子回家，怕母亲担心，他不敢跟母亲说起狼的事情，只是让母亲第二天做两个饼子。

    母亲有些迟疑，这样灾荒的年月，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少，没办法，她掺上更多的菜，拌上杂面。

    母亲心里想着孩子长身体了，是该加一些饭，可是粮食哪里来呢？她打算天亮后再找份活看看。

    就这样，少年每天一早都要给狼一个饼。渐渐地，少年不再怕狼，他与狼之间仿佛有了一种默契，不去上学的日子，他会担心那匹狼挨饿。

    少年的叔叔背来半袋子粮食。母亲说，孩子饭量一下子长了，中午要吃两个大饼子。叔叔说，他这个大人，才吃一个饼子哩，那个饼子，是不是给哪个女孩子吃了！

    叔叔悄悄问少年，听少年说了途中的经历。叔叔大惊，果然有这样的狼吗？他可不能让自己的侄儿冒那样大的危险。

    第二天一早，他穿好棉大衣，藏起猎枪，独自走在那条路上。这一天，少年没有上学，狼定然在路口焦急地等待少年的出现。

    叔叔来了，他走得沉稳和干练。忽然，他以猎人的敏锐感觉到了背后的生灵。他没有习惯性地转身举枪，而是等待那匹狼的脚掌攀上他的肩膀。

    少年讲述的经历他似信非信。果然，待身后的狼走到他背后，他感觉到两只毛茸茸的东西搭在肩上。

    他依然没有拿枪，而是与少年一样拿出饼扔得很远。所不同的是，他扔到了前方大路的路口。狼饿极了，奔上前去。猎人此时举枪，正击中狼结实的后腿。

    这是一匹高大的狼，它忽然站起来，疯狂地向山上跑去，一路流了般红的鲜血。狼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将地上的饼子捡起放到口袋里。

    猎人吹了吹枪口，冷冷地说：“一点皮外伤！不好好做人，偏要披着狼皮干这点营生！我寡嫂母子二人不容易，兄弟，你就放过他娘俩吧！”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

这是帝国末日

英国王储查尔斯有关他参加香港1997年移交仪式时所写日记的内容，最近被英国传媒公开。他在日记中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香港《太阳报》报道了查尔斯日记的内容：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思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只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思、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卫奕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唯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告别仪式于傍晚时分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

他们喝了茶定过神后，我们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的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我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不同仪式及表演，聆听彭定康令人动容的演说。我喉咙哽咽，听罢随即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仪式进行中，我预感到当自己站起身讲话时，滂沱大雨就会倾盆而下。正如我所料，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大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纸上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经过一轮情绪起伏后，全身湿透的我第一时间返回游艇，在出发参加4 000人的晚宴前先洗个澡。一如我所料，当我浸在浴缸中时，烟花表演随即开始，在我整装待发时，表演亦已结束。盛大的晚宴上，我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身旁。在经过多轮祝酒后，我们离开宴会厅，等待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面，盘算着如何令双方不失面子。

在移交仪式每个细节的安排上，中国人也要争执一番。他们坚持要我走到一个房间拜会国家主席，英方上下对之强烈反对。最后我们同意折中方案，由我们分别从两边进入一个房间，在中间碰头。

中国国家主席和他的亲信与我们(即外交大臣、国防参谋长与我)面对面而坐，宣读预先拟定的声明。我知道无可避免一定要回应，懊恼地左思右想，思量着说什么好，而又不会引发外交事件。我说了几句有关莎士比亚的轻松趣语，一行人就走向会展中心新翼的主礼堂——又一次长征，从我们的位置出发，可真是长路漫漫。

为了移交仪式，这个会场被改成类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模样。我们发表演说后，中国国家主席走到演讲台前发表讲话。此后，我们还要观看中国士兵上台，把英国国旗降下，升上中国国旗。在典礼结束时，我们合影留念，互相握手，然后从不同门口离去。我们就此离开。

码头上聚集了专程来送别的民众、彭定康的友人及前同僚。我紧随彭定康登上游艇，与他的几个女儿碰面，她们均非常激动及疲惫。“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徐徐驶离港口。我站在甲板上，一边眺望着缓缓远去的香港地平线上的景观，一边告诉自己，在同一年告别这一切以及我心爱的游艇，是好事。可能吧。

青山为证

叶仲健

“依第。这信递岭上去！”端叔将一封信交给放牛娃。“给哪个?”放牛姓看出端叔十分急慌。

“一个叫青山的人。”端叔叮嘱，“记住，只能交给他！”

绊风岭，童安镇最高的山，上面有个村子，稀稀拉拉几户人家，眼下是游击队根据地，上去得半天，对放牛姓来说，只消个把钟头，以前放牛，他常跑上面去，有条近道，得穿越一处崖洞，鲜为人知鲜风岭村口，一个小伙子拦住放牛娃，问他找谁。放牛娃说：“青山。”“找青山哈事?""见到青山才能说。”小伙子搜遍放牛娃全身，才领他往村里走。信，躺放牛娃鞋窝里，没被发现。

将放牛姓带到一个汉子面前，小伙子退到屋外站岗。“找我哈事?”汉子不老，三十来岁模样。

“青山横南北?”

“绿水绕西东！”

暗号对上，放牛娃脱掉鞋，掏出信，递过去。

汉子扫了一眼，未立即打开，拍拍放牛娃臂膀：“好样的！”

放牛娃是我的父亲。他自小是孤儿，寄养堂叔家，十三岁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半路逃脱，躲进苦竹村，给林伯家放牛。父亲说端叔过去是隐藏在我们村的地下党员，他帮他送过好几回鸡毛信，“有回撞见一伙巡山的，不懂哈来头，我只管逃，他们在我背后追，跑出几里地，我上树躲了一宿，不知道多惊险！”

父亲将他的故事对我讲了无数遍。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工作一年多后，意识到一个问题；父亲对革命事业也算有过贡献，按理应该享受优待才对，可父亲哈都没有享受过，修了大半辈子地球，一生清贫。我向民政局朋友咨询此事。朋友说对老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国家确实有优待政策，前提是你得去认定身份，具备至少两名在世的且同时期、同地点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证明。

我回家向父亲提及此事，让他联络编叔和青山，“只要拿到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每月就能享受好几百元补助。”“我看还是算了，当年我又不是奔着好处去的。”父亲将头摇成披浪鼓：“黄土理半截的人了，争这些做甚?”我说：“至少得让国家给你恢复名分吧?”父亲还是拒绝。我有些生气：“你要嫌害臊，我替你去办。"

从父亲话中得知，端叔全名林成，新中国成立后在童安镇政府工作，家就在镇上。只是，一番辗转，我打听到，曾任制镇长的端叔，十年前退休，两年前过世，不曾造留与父亲有关的一鳞片爪，出师不利，也就失去寻找青山的必要，“青山”是否真名，何许人也，身在何处，也许死去的蝙叔才清楚。这事就此搁置，父亲雅患胃癌过世后，不了了之，每每回想起此事，我难免遗憾。

后来。我调至市司法局，听说我来自童安镇，一位同事说他知道那地方。“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遗址吧?我父亲当年在那蹲点过，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孟良幽战役。”文献记载，游击队在绊风岭设立根据地，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倘若他父亲在那里参加过革命，保不准会知道我父亲。我让他回家问问他家老爷子是哪一年的事，记不记得当时有个放牛娃给他们送过鸡毛信。同事当即打电话，挂掉电话后说他父亲当时不负责通讯任务，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得向王副局长打听。“王副局长?”“市公安局王青山制局长，早退了，跟我父亲是老战友，"听到“青山”这名字，我无比激动，迫不及待让同事引见。同事说没问题，周末让他父亲带我去。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二岁高龄，谈吐清晰，据说还能每天看报，他问我有没有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我说没有。父亲只照过一次相，晚年照的，那照片成为他的遭照。他说：“既然你爹已经过世，你找我的目的是啥?”我怔住，是呀，我的意图是让政府恢复父亲的名分，还是奢望上级照顾我的仕途，抑或只是为了印证父亲那段被埋没的历史?“不瞒你说，当时是有这么个放牛姓，至于是不是你爹。恕我不能下结论。”这是位相当睿智的老人。我尽可能表现得不卑不亢：“有您这话，不枉此行，”

我向王青山老人辞别，转身离去那一刻，苍老的声音逃过来：“我给过他一枚弹光！”

我的心被抓了一下，回过头问：“刻着“王'字的弹光?”

老人目光一亮：“对对对，我还让他有因难拿弹壳来找我哩，还给过他地址，”那枚弹壳，父亲看得很重，跟钥匙率一块儿，傍在身边几十年，只是他过世后，我忘记丢那去了。回想起来，身份认定这件事，父亲一直是拒绝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游击队员和老地下党员，拒绝享受国家优待。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哪怕再穷困潦例，也不向政府伸手，他们是最值得敞佩的人……”坐着的老人颜疵巍地站起，左手按住我手背，右手拍拍我臂膀，“你爹。好样的！”

回到老房子，翻箱倒柜，那枚洋壳怎么也我不着。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如同父亲那段峰噪岁月，青山可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