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修，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去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遇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送羊

李德霞

    我和母亲赶着羊群走出村口时，日头就要坠到西山背后了。

    下午，镇食品站的王站长在我们村收了四十只羊。我们村在山旮旯里，拉羊的车进不来，王站长就想从我们村雇个人往山外送羊。送一只羊两毛钱，四十只就是八块钱。母亲好不容易争来这份差事，忙喊来刚刚放学到家的我，让我和她一块儿往山外送羊。

    路上，母亲对我说：“等把羊送到山外，挣了钱，娘给你买热烧饼吃，再去扯几尺布，给你缝个新书包。”我抿嘴笑着，使劲地摇着羊鞭，撵羊的劲头更足了。出村不远，从对面的山坡上围过来一群羊。母亲担心两群羊混杂在一起，叫我盯紧点。原来，那群羊是母亲娘家村的，放羊人是母亲的六叔，我叫他六姥爷。隔老远，六姥爷就冲母亲打招呼：“是凤英啊，给食品站送羊啊？”

    母亲说：“是啊，是啊，六叔还没回呀？”

    六姥爷把羊群撵到一边，拎着羊铲踱过来，看着我们送的羊说：“凤英，六叔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行不？”

    母亲笑着说：“六叔，你说。”

    六姥爷把羊铲戳到地上说：“叔有十只羊，个头小一点，下的羔也少，想跟你送的羊调换几只。”

    母亲一下愣住了，随即摇摇头说：“不行吧，六叔你看，我送的羊人家都涂了抹子的呀。”

    六姥爷弯腰逮住一只羊，用手捏了捏羊背上的抹子，然后直起腰来，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得意地说：“抹子是油漆的，六叔这儿也有。六叔把换给你的羊也涂上抹子不就成了，保准你不会出事。嘿嘿。”

    母亲没辙了。想了半天，母亲又说：“六叔，我送羊可是挣了人家钱的呀，咱咋能干这事？” “羊不是公家的吗？要是你自家的，六叔提也不提。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母亲为难极了。六姥爷又说：“六叔也不白求你。这样吧，调换一只，六叔给你两毛钱。”

    母亲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想，是我给母亲解围的时候了。我抡起鞭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一顿猛抽。羊群受了惊，你追我赶，蜂拥着朝前冲去。我和母亲紧撵着羊群，听不清六姥爷在背后嚷嚷什么。

    出了山口，天已黑透。十几里山路，走得我两腿酸软，肚子也咕咕叫起来。

    王站长早已等在村口，见我们到来，忙把我们领到村头的一个大院门口。门楼上吊一盏大汽灯，贼亮贼亮的。一辆拉羊车就停在一旁。王站长对母亲说：“大姐，你们娘俩先歇个脚，等我们装完羊，就给你钱。”母亲放松地点点头，拉着我坐到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几个村里人帮着往车上装羊。奇怪的是，每抓到一只羊，临上车前，王站长总要猫下腰，拿手电照照羊肚子，然后再送到车上去。我悄悄问母亲：“他照啥呢？”母亲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四十只羊就要装完了。母亲凑过去说：“王站长，你刚才拿手电照啥呢？”

    王站长不说话，提起一只羊腿让母亲看。

    王站长说：“是这样的。上次，我也从山里收了几十只羊，也是雇人送到这里的，等回到食品站才发现，有一半的羊被人半道上调了包，大的换成小的，肥的换成瘦的……所以，下午在你们村收羊时，我除了在羊背上涂了抹子，还在羊肚子上加了个抹子……我这么做也是以防万一，并不是针对大姐的，哈哈哈……”

    好悬啊！我和母亲相视一笑。

    王站长掏出十块钱说：“大姐拿着，这是你的工钱。过年我要是去你们村收羊的话，还雇你送羊。”

    母亲掏遍口袋，只掏出一块钱。母亲尴尬地搓着手说：“我零钱不够，王站长就给八块吧。”

    王站长说：“不用找，拿着吧。多出的两块钱，送孩子吧。”

    母亲不安地说：“那咋成啊？”

    王站长伸手摸摸我的头：“小家伙，饿坏了吧？走，到屋里吃饭去!”

    母亲赶忙说：“不了不了，我们这就回去。”

    王站长不让，拉着我的手朝屋里走。饭是莜面鱼鱼，我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那个香啊，我一气吃下两大碗。

    往回走的路上，头顶悬着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二）

海棠花

季羡林

①早晨到研究所去的路上，抬头看到人家的园子里正开着海棠花，缤纷烂漫地开成一团。这使我想到自己故乡院子里的那两棵海棠，现在想也正是开花的时候了。

②我虽然喜欢海棠花，但却似乎与海棠花无缘。自家院子里虽然就有两棵，但是要到记忆里去搜寻开花时的情景，却只能搜到很少几个断片。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个黄昏，在家南边一个高崖上游玩，向北看，看到一片屋顶，其中纵横穿插着一条条的空隙，是街道。虽然也可以幻想出一片海浪，但究竟单调得很。可是在这一片单调的房顶中却蓦地看到一树繁花的尖顶，绚烂得像是西天的晚霞。当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其中还夹杂着一点渴望，渴望自己能够走到这树下去看上一看。于是我就按着这一条条的空隙数起来，终于发现，那就是自己家里那两棵海棠树。我立刻跑下崖头，回到家里，站在海棠树下，一直站到淡红的花团渐渐消逝到黄昏里去，只朦胧留下一片淡白。

③但是这样的情景只有过一次，其余的春天我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北京有许多机会可以作赏花的韵事，但是自己却很少有这福气。我只到中山公园去看过芍药，到颐和园去看过一次玉兰。至于海棠，不但是很少看到，连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也没有听说过。北京的春天是非常短的，最初还是残冬，可是接连吹上几天大风，再一看树木都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已经是夏天了。

④夏天一来，我就又回到故乡去。院子里的两棵海棠已经密密层层地盖满了大叶子，很难令人回忆起这上面曾经开过团团滚滚的花。晚上吃过饭后，就搬了椅子坐在海棠树下乘凉，从叶子的空隙处看到灰色的天空，上面嵌着一颗一颗的星。这时候，自己往往什么都不想，只让睡意轻轻地压上眉头。等到果真睡去半夜里再醒来的时候，往往听到海棠叶子窸窸窣窣地直响，知道已经下雨了。

⑤似乎这样的夏天也没有能过几个。六年前的秋天，当海棠树的叶子渐渐地转为淡黄的时候，我离开故乡，来到了德国。一转眼，在这个小城里，就住了这么久。我们天天在过日子，却往往不知道日子是怎样过的。以前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从现在起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当时颇有同感，觉得自己也应从即时起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再一回想，仍然是有些捉摸不住，不知道日子是怎样过去的。到了德国，更是如此。我本来是下定了决心用苦行者的精神到德国来念书的，所以每天除了钻书本以外，很少想到别的事情。可是现实的情况又不允许我这样做。而且祖国又时来入梦，使我这万里外的游子心情不能平静。就这样，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在祖国和异域之间，我的思想在挣扎着。不知道怎样一来，一下子就过了六年。

⑥哥廷根是有名的花城。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春天，这里花之多就让我吃惊。家家园子里都挤满了花，五颜六色，锦似的一片。但我却似乎一直没注意到这里也有海棠花。原因是，我最初只看到满眼繁花，多半是叫不出名字，因而也就不分什么花，只是眼花缭乱而已。

⑦但是，真像一个奇迹似的，今天早晨我竟在人家园子里看到盛开的海棠花。我的心一动，仿佛刚睡了一大觉醒来似的，蓦地发现，自己在这个异域的小城里住了六年了。乡思浓浓地压上心头，无法排解。

⑧在这垂尽的五月天，当心里填满了忧愁的时候，有这么一团十分浓烈的乡思压在心头，令人感到痛苦。同时我却又爱惜这一点乡思，欣赏这一点乡思。它使我想到：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故乡和祖国虽然远在天边，但是现在它们却近在眼前。我离开它们的时间愈远，它们却离我愈近。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呀！把祖国召唤到我眼前来的，似乎就是这海棠花，我应该感激它才是。

⑨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又走过那个园子去看海棠花。它依旧同早晨一样，缤纷烂漫地开成一团。它似乎一点也不理会我的心情。我站在树下，呆了半天，抬眼看到西天正亮着同海棠花一样红艳的晚霞。

影子

刘建超

    老街有“三老”，老招牌、老古董、老学究。

    老街的门店多，许多都是老招牌。看着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的招牌上却是乾隆康熙所赐，在老街度过岁月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郑板桥之类的文匠骚客，他们题写的招牌楹联，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犄角旮旯的小店中。老街的古物多，古董遍地都是。老街家里打一口井，就能挖透几个朝代。老街流传个笑话，两个青年打架，一个用铁锨拍人，结果人没有拍到，却拍倒了一段土墙。这个小青年就被逮走了——被他拍倒的是隋朝古城墙，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老街以前的私塾多，教书先生多，有许多还给皇亲国戚做过先生。所以，老街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

    霍老、乔老、贾老都是老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老街，只要是有沾点文化色彩的事情，三位老者是必被邀请的。三位老者都是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往场合里一站，就觉得文风氤氲，儒气荡漾，场合就显得有了品位，提了档次。

    三位老者聚到一起，抱拳作揖，称兄道弟，一派和祥。其实，背地里谁也不服气谁，论年龄，三人同庚，出生月份不同；论资格，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论学识，也都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著作。老街有场合时，请一位还行，如果是三位都到场，如何排座次就是个费死脑筋的问题了。常常是因为前后的次序不满意，有的老者就会拂袖而去，弄得主家不尴不尬。

    天下事没有难得住老街人的。有人就刨根问底儿，看看是谁最先发表过文章。三老提供的资料竟然都是同一年。那就看看谁发表的报刊级别高，居然也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那就再看谁发表的文章字数多，三人都含糊着说记不清了，反正是版面挺大的。就有好事的人，去了京城的图书馆，查到了三老当年发表的文章，还复印回来了。结果是霍老的文章815字，乔老的文章770字，贾老的文章602字。霍、乔、贾的排序就被默认了。霍老自然就是德高望重的领头羊了。老街的一些脸面的事务，霍老也就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子的中间。

    面子上的事情解决了，心理感受还是不舒服的。在有的场合上，有意无意地就会涌出点暗波。霍老若是发了言，乔老随后就会提点不同看法，与之“商榷”。乔老若是发言了，贾老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问题，把乔老的意见给间接地损一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心照不宣，却能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贾老心里最不安分。三个人当中，只有他年龄最大，比霍老早来到世上二十五天，比乔老早活了四十五天。贾老也比那两位早毕业一年，在学校也是一支笔杆子，若不是当年自己把不住滑，犯了点小小的作风问题，早留在京城混出个模样了。在老街混到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小三”，这让贾老很是不爽。排在老三，实际上就是个搭头，有你没你都一样。

    老伴最能理解贾老的心境，安慰他说，现在要看谁能熬过谁。我看那老霍老乔都不如你结实，好好锻炼吧，机会都是留给活得最长的人。贾老心中豁然开朗，制定了一整套的健身养身计划，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出席一些场合，他就特别注意观察老霍老乔的状态，闲聊听他俩念叨这个脂肪高那个血糖高的贾老就特别受鼓舞，自己啥都不高，就是心气高。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先是霍老中风住院去世，乔老接替了一大堆的名誉头衔。后是乔老心梗，撒手人寰，贾老继承了一大堆名誉头衔。以后，只要有车接，有饭局还有点小意思，贾老都会显身于各种场合。

    贾老在场合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正中间了。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似乎只是坐着，因为场合上的发言不是长官就是老板经理董事长，轮到贾老该说话时，就到了饥肠辘辘的开宴时分，个个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贾老也就没有了讲话的兴致。

    有一次，贾老坐在场合的中间，百无聊赖，忽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身，在场合上空游荡，看到自己的那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影子一样在耗费钟点。贾老恍然，其实在场合上，自己就是被用来做影子的。

    贾老觉得影子很好玩。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青龙偃月刀

韩少功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青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青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古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刀。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稣稣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叱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