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的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仁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如图所示）：

    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很深远，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主张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以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倡导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消费，可以改变高耗的生产、生活方式，达到主体与客体协调互济。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但它阐扬的人与自然一体观，对于祛除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印度思想中也有此类资源，泰戈尔说：印度人强调人和 宇宙和谐。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人与天调”的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体与客体截然对立造成的生态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绝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回古代的“主客不分”，而是利用现代科技，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

——（摘编自冯天瑜《古典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数字遗产

    眼下，QQ，MSN，电子信箱以及游戏账户下的虚拟武器装备、宝藏等，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它们也将是21世纪现代人拥有的数字财产。

    人活着的时候，可以随意打开电脑，用QQ，MSN与朋友、同事聊天，用邮箱收发信件，在博客上写文章，登录账号玩游戏……可人去世后，QQ，邮箱、博客以及游戏账号里面的东西，究竟算不算遗产，能否依法继承，又该如何保护呢？

    数字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网络权益和财产，是互联网在人类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快速成为个人数字档案中心的背景下出现的。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网民来说，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还很遥远，但在很多欧美国家，数字遗产继承已经提上日程。迄今最为著名的数字遗产案件发生在美国。一名美国士兵的家人希望得到自己阵亡儿子的电子信箱密码，以整理他的信件。但雅虎公司一直拒不提供密码，直到法院判决后才同意提供。

    数字遗产纠纷也催生了一个新行业——数字遗产守护者。“遗物守护者”“财产锁定”“死亡开关”等网站就是专门用来守护数字遗产的。其方法是用户将登录信息告诉值得信任的亲戚或朋友，在用户遭遇不测之后，由亲戚、朋友登录该网站，手动激活发送电子邮件的程序，以获得相关信息和数据。“遗物守护者”的创立者杰瑞米·特曼说，“数字遗产，你可以不理解这事儿，但不能完全不去想。从现在开始算，我相信5年后大多数人都会将他们的‘数字遗产’列入遗嘱。”

    在中国，个人账号以及相关信息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到底归谁所有，谁可以继承、谁可以进行审查和修改，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中，这个看似简单的话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哪一家互联网公司能给出一个明确而满意的说辞。这也就造成一些网民对未来数字遗产继承上的担忧。

    纵观当前网络公司提供的数字产品服务协议，如长期不使用，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会被提供服务的公司回收，电子邮箱3至6个月没登录就会被冻结然后被注销。游戏账号因为涉及“虚拟财产”，情况更加复杂。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网络中的游戏账号、武器装备、经验值、宠物、金币具有财产属性，应当受到立法保护。即便是那些外人不会感兴趣的QQ，邮箱、博客，对于死者家属或亲友来说，也是死者留下的遗物，保留这些网上的虚拟物品，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就像死者的书信、照片等遗物一样，虽然没有财产价值，但谁能说这不是遗产，不可以被人继承呢？

    不过也有法学专家认为，对这些所谓的“数字遗产”立法保护并不现实，而且没有必要。“首先，我国法律保护的财产，只是现实中的财产而不包括虚拟财产，因此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其次，QQ，电子信箱、游戏账号等数字财产大多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即往往只针对专有主人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主人离开了人世，这些数字财产的价值大多会随之消亡，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

    互联网已经成为个人数字档案中心，包括存放家庭相册、文件、信函和视频。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这些“数字遗产”将如何处置呢？相信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遗产的保护问题会逐渐明朗，并最终得到解决。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诗词的意境

    意境是我国抒情文学在创作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

    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都蕴涵着较美的意境，它是作家的主观情思与富有特征性的客观景物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审美氛围和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分为两种类型，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又补充道：“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是王国维的关于作家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而导致的意与境关系不同的著名论述。他对诗词意境的这种划分，对于我们鉴赏古典诗词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但其不妥之处也非常明显。对于如何划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标准。而主要是看作者的主观情感是如何体现的，如果说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还好理解的话，那么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则未必妥帖。因为“采”菊和“见”南山显然有“我”存在，分明是作者本人。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大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在各自进步的审美观照下，按照一定的艺术规律能动地反映生活的产物，是艺术家的情感和心灵的外化。比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怎会是以物观物，分明是诗人所观之“物”，也是诗人所“化”之物。他的“人惟于静中得之”说出了“无我”的基本特点，就是诗人在冷静之中回味出来的妙境。这样，诗人的情感不在诗中直接显现出来，因而造成了一种仿佛无我的意象。这样说来，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非“有”与“无”的区别，而是“显”与“隐”的区别。二者都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是“有我之境”仿佛是一种人工妙合，“无我之境”仿佛是一种自然浑成。后者更高一层。前者多用拟人化的手法，直接显现诗人的情怀；后者通过对景物的巧妙点染，使之淡然辉映。看似与己无关的景物的直觉诉诸笔端，实则是作家比较客观地描绘景物渲染点化出特定的氛围和境界，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这是诗中更不容易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