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朝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朝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朝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朝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朝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得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京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郎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朝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京城民众的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发掘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内涵

李晓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秀、百家争鸣，儒、道、法、墨、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以卓越的智慧，奠定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根基。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其余各家或隐于山林，或潜入民间，或消于无形，以至逮于今日，传统优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全面实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就要把诸子百家中优秀的，可以为今日所用的内容重新发掘出来，成为先进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凝聚、优秀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

    比如，墨子注重科学技术，墨子及其弟子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小孔成像、滑轮受力、光线直射、杠杆原理、天平原理、点线面体圆的概念等。连发出“李约瑟之问”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感叹“墨家的科学水平，超过了整个古希腊”。法家首重法律制度，蕴含“依法治国”的思想精髓。名家具有严谨的逻辑学思维。道家对宇宙起源的思考和自然哲学成就。炼丹术之于化学，风水之于环境科学，勘舆术之于地理学，兵家之于军事科学，纵横家之于外交和政治学等等。以及王朝治理的科学性和对现代治理的启示，如科举之于现代公务员选拔，丝绸之路之于现代国际贸易，晋商之于股份制和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等。让今天的人，看到中国古人天才的超前创新，在古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变“我注六经”为“六经注我”，既符合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特点，情感上也更加亲切，容易获得认同。

    还有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发掘复兴，那就是实学传统。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标签化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道德，重气节，但无能力，轻事功。这一形象的固化，如果不是有意为之，也是极大的误解。很难想象，没有扎实的现实功用，中华文明如何可能经历八千年风雨而长存。鲁迅说，中国从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真正支撑和推动民族历史前进的，在“地底下”，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实学自古即存， 至清初颜习斋而成体系，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反对宋明理学、阳明心学重性理、良知而轻事功的倾向。可惜无论学院派的新儒家，还是通过电视、网络、微信传播传统文化者，都在接着或照着宋明理学或阳明心学讲。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今天，实学传统无疑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用适合现代人的方法阐释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内容，不仅是方法手段的问题，更深层次在内容的选取和传播的视角。要从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有益于促进现实功用，有益于全面复兴优秀文化传统的立场，契合现代人的认知和心理特点，提升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阐释和传播水平，取得全方位效能，让传统优秀文化焕发当代光彩。

（节选自2018年12月05日《文艺报》）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以意逆志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诗歌欣赏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

    古典诗歌中所蕴藏的思想感情是通过语言文辞表达出来的，然而这些语辞是历史的产物，于今天相隔较远，所以欣赏古典诗歌，我们首先要通过对诗句、文辞的准确解读，窥见作品的意旨、作者的情感。

    在解读字词诗句的过程中，我们要“识字”，正确理解字义、词义，更要注意对古典诗歌中常用词语的特定含义的理解。这些语汇，大多是前人留下的语言材料。由于历史的积淀，往往具有特定的内涵，形成了某一特定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情基调。如果我们在阅读时望文生义，可能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如王之涣的《凉州词》是一首尽人皆知的边塞诗，而明代杨慎就认为它是说皇恩不及边塞，是一首讽刺作品。究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注意到诗中“孤城”“杨柳”“玉门关”等重要意象的特定含义。在汉唐诗歌中，“孤城”往往与戍边士卒的乡思有关；“杨柳”一词既有折柳送别的意思，又指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曲，均有惜别之意；而“玉门关”亦和征夫离情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些意象，梳理出作品的意脉，自然会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边关戍卒的思乡之情。

    另外，我们的主观感受、生活体验，对欣赏古典诗歌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随时留意，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解诗，就能从作品中领会生活情趣。如，杜牧《山行》一诗，不少欣赏着认为“白云深处有人家”“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句最妙，说是从中看到了作者心情之悠闲。但是，如果我们有过“山行”的经验，就会知道此诗首先写了路途之“远”、气候之“寒”、天色之“晚”，诗人显然行色匆匆，绝不只是漫步山间，悠闲看景，但诗人在第三句却置天晚、秋寒、山元、径斜于不顾，“停车”赏看枫林，这就凸现了霜染枫叶之美、诗人爱赏之深。这“停”与“行”的矛盾，恐非有山行经验者不能深悟。

    如果我们善于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主观感受融入欣赏过程中，有时还会超出诗人创作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了新的寓意。所以，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生活的情况，在全新的意义上借用古典诗篇、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在审美活动中，感知是出发点，理解是认识性因素，感知在生理上，理解在逻辑程序中都是常数，正是想象才使它们成了变数。。

    想象大概是审美中的关键，正是它使感知超出自身，正是它使理解不走向概念，正是它使情感能构造另一个多样化的幻想世界。动物没有想象，只有人能想象。想象从一开始便贯穿在感知里。想象把某些经验的（或体验的）东西提出来进行回忆、联想、类比、期待，把脑中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明确下来。想象是既与个别事物有关联的，又具有主动支配性和综合统一性的感性活动。正因为想象极为丰富和复杂，不为概念性的认识所规范，所以想象才多义而宽泛。想象又常常与情感、欲望等本能相联系，受后者支配，具有无意识的意向性。

    在审美欣赏中，对内在意义的理解，不是靠概念而正是靠想象来联系的，高尔基的《海燕》没有明确的讲革命，却给人以革命的启示。这是通过想象，即由想象来负载审美理解。想象在心理学中一般分为再现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想象还包括联想，联想分为接近联想、类比联想等等，接近联想如齐白石画的《岁朝图》（爆竹）而感到春节的气氛，类比联想如用花比美人、用暴雨比革命等等。此外，无意识中的变形、浓缩、重叠、不遵守同一律（是A又是非A）等种种非理性的想象，在现代文艺中也广泛流行。艺术作品之所以必须具有“空白点”，之所以具有朦胧性、不确定性，便正是为了给想象以舒发活动的天地。如果没有这种活动，这个美感也就建立不起来。

    想象的这种广阔性使艺术与生活的对应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深刻。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和模拟论美学早已被弃若敝屣，主观心理的时空和主体感受的真实占领了现代艺术的中心。中国传统文艺则在实用理性精神的理解因素的渗入、支配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一瞬”，相当重视想象的自由活动；中国戏曲中著名的各种虚拟程式；古典诗句中非常宽广的时空范围；不需要布景灯光，舞台上可以出现白天黑夜；不需要焦点透视，画面上可以展现万壑千山。也正因为想象丰满而自由，所以理解才多义而宽泛。想象不是为概念性的认识所引导所规范，而是恰恰相反，想象指示着、引领着、趋向于某种非确定性的认识。这正是艺术想象不同于科学想象的地方。

（摘编自李泽厚《美学四讲》，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