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的发生有偶然性。当贾宝玉被喝禁在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势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狂涛巨澜也就顷刻会风平浪息，情节的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为了掀起情节的波澜，就利用偶然性的因素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踪影。倘若他在这里的话，别说吩咐，就是沾到点浪沫子，也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救了，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又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了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在实际上为必然性的高潮到来发挥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①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戏曲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灯光照射，3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的全面介入到各种闻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技术到底赋予了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在许多贪大求奢的文化工程、文艺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崇拜正在形成。

    ②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但即便如此，技术也从未扮演过艺术的主人。《史记》、《窦娥冤》、《红楼梦》……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而不是因为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艺术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许多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

    ③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

    ④这种虚有其表的形式在当下并不少见，见怪陆离的外观往往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文艺晚会和其他娱乐节目。大额紫荆慷慨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奢华呈现吗？除了玩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众多的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

    ⑤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无异于对于工具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的实质，是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如果任由其泛滥，容易遮蔽掉技术背后真正关键的东西——使用技术的人的作用与良知。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的是无量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而技术研发者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人员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文化领域的事情也似乎常常如此。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让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此我们方可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第23期，有删改）

    当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其中的“成人”教育理念，对当今教育颇有启发意义。

    书院“成人”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去功利化。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成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之所，仅仅培养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这种教学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曾经主持复兴岳麓书院的张栻也明确反对功利化教育，认为书院教育“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他和朱熹一样主张通过创办书院恢复孔子的“成人”教育理念。古代教育家批评的功利化教育，同样存在于当代教育中。例如，片面鼓励学生以考上重点大学为唯一目标，大学只是偏重于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使得学校教育不能突出以人为核心，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格、能力、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古代书院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综合了早期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特别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自我修身、待人接物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南宋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明确反对片面的知识教育，强调读书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品质高下的唯一标准；读书不多的普通人，只要心地纯正，也可以成为君子。他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就是为了实践其教育理念。当代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人格教育的问题，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今中国教育可以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格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古代书院还将“成人之教”引向家国情怀培养。书院教育的“成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而是要求将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家国天下的事业结合起来。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宋末岳麓书院学生参加抗元斗争，大都壮烈牺牲，这正是“见危授命”的“成人”作为。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主持召开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将“学会关心”作为本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等。这正与我国人文教育传统相呼应。

（朱汉民《书院“成人”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

    ①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先，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是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②《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内心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④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推崇与尊重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⑤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截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有删改）

白痴的生活

（爱沙尼亚）梅希斯·海因萨尔

    ①维洛·林德意识到了自己是个白痴，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尽管周围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丝毫没有想到他有这种可怕的症候。

    ②“这一切简直太离谱了！”维洛暗想。

    ③维洛开始频繁地照镜子端详自己的脸，可是除了忧虑的表情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样子。而忧虑的表情对于一家之长、真正的父亲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家里人都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事实上，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不管他所做的事多么引人入胜，不管工作中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成就，都不能给他带来像白痴那样生活所享受到的快乐。可他却不得不掩饰这见不得人的秘密。

    ④有时候，劳碌地工作了一天之后，维洛发现自己在公园里张大嘴巴看着麻雀，有时更傻里傻气地纵声大笑。他惶恐地看看四周，扮出一副正经八百的神情，然后匆忙离开。

    ⑤与这种神魂颠倒完全不同的是，维洛做出了不少杰出的发明。他受过两种高等教育：一种是人文科学，另一种是实用艺术，现在他在塔尔图家具公司担任厨房装饰工艺艺术设计师，在这一领域他颇受尊重，是当之无愧的知名专家。此外，他还熟练掌握了五种外语，娶了哲学教授的女儿为妻，和她一起养育了三个孩子，他还善于结交朋友，其中不乏绝顶聪明和智慧超群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起不到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所有的大智慧固然很有意思，使他开心，可在这中间他根本体会不到那种快乐、那种生活中原本质朴而纯真的快乐。

    ⑥三十五岁时，维洛终于明白：如果揭开那并非天生而是后天获得的保护色，那么可以看出，在他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白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很悲伤，却又感到某种解脱。从那时起，他开始享有静谧而怡然自得的独处时刻。他有时提前下班，或者星期日一大早就悄悄溜出家门。

    ⑦在这样的日子，维洛的眼睛格外闪闪发光，他几乎一路小跑着来到长途汽车站，随便登上某辆城郊汽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基亚尔尔肯纳或艾克。不过，他最常去的地方是设在达比韦雷的垃圾场。在那里他能摆脱掉一切束缚，自由自在。他毫不掩饰内心的快乐，高兴地看看被扔掉的暖气片、熨斗还有旧杂志，随心所欲地挺直身子躺在发霉的破垃圾堆当中，放心地扯着嗓子大声喊叫，以迎合乌鸦的哇哇叫声。

    ⑧当妻子偶尔问他经常外出到哪里去时，维洛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因为家具市场竞争激烈，他不得不经常到图书馆去，以便提高专业水平。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会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专业书籍和图纸，再加上专业术语来解释分析。妻子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也就相信了他。这样维洛便可以继续过着自己原本状态下的隐秘生活了。

    ⑨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了更加喜欢的地方。那是一个被废弃的古老的庄园。维洛一到庄园就钻到畜牲棚里，仰面躺在鸡群和羊群之间，静静地待在饲料和干粪堆上。他欣赏着吃力咀嚼饲料的羊，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体验着最幸福美妙的瞬间。鸡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悠闲地散步，用呆傻的目光看他，有时啄他外衣上的纽扣。羊呢，不停地闻着维洛那沾满谷壳饲料的头发，用粗糙地舌头舔维洛那抹了盐的脖子。他眨巴着眼睛，嘴角上流出黄色的口水。有趣的是某一只母鸡会把维洛当成公鸡在他眼前迈着碎步走过，向他卖弄风情，竖起羽毛向他求偶，面对这种情景，他的心里美滋滋的。他与这间破旧不堪的小房、鸡、羊，还有弥漫在阳光中的尘埃融合在一起，他每分每秒都在享受着极乐世界般的幸福。

    ⑩外面天开始变黑了，维洛跑进庄园里的厨房，默默的坐在板凳上，凝视着日光渐渐把自己的阴影从污水桶向右边移动，直到破旧餐桌上仅仅留下一个小小的亮点。这时小老鼠爬到餐桌上寻找面包残渣吃，它根本不在意这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看着它。小老鼠对于他这个生命体的存在毫不在乎，如此不加掩饰地无视他是一个生命体，使他顿时产生许多感悟。

    ⑪每次维洛这样外出归来，情绪都格外高昂，眼里闪烁着特殊的光芒。他热烈地亲吻妻子，和孩子们玩耍嬉戏。而当夜幕降临时，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设计用于遥远未来的另类家具。在这些迅速绘制出的桌、椅、柜橱的草图中，可以捕捉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完全新颖的、宏伟壮观的风格，维洛会立刻把这些图纸藏到办公桌的最里面，仿佛担心被不吉祥的毒眼看见似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诗歌创作，要有感情，这是常识。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也说：“感情是诗歌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就没有诗歌。”我认为，这是真理。但是，长期以来，文坛上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即诗歌创作，是“言志”，还是“缘情”?《诗大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志，是志向、理想。在汉代，儒家把“诗言志”推到极致，汉儒所谓“志”，仅限于先王之道，亦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把“言志”视为最高创作准则。不过，在封建时代，尽管儒家诗教处于诗坛的垄断地位，但也不能捆住所有人的手脚。人们突破的办法之一，便是在理论上强调“情”。

    第一次强调创作需要“情”的，是晋代的陆机，他在《文赋》中提出诗作如果“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爱、恶，六种感情，如果在作品中显得沉滞，没有生动的表现，那么，道德理想是上去了，神情却失落了。这样的作品，便像枯萎的树木，像干涸的泉水，没有什么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处处提出“情”的作用，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他强调作者和读者，都会受到“情”的支配。陆机和刘勰，处在汉王朝大一统局面已经崩溃的时代，当时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个人的价值，文学创作走向了“自觉时代”。陆、刘提出“诗缘情”而作，正是这一代诗坛创作趋向的反响。

    必须指出，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把“诗言志”和“诗缘情”绝对化，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儒家提出“诗言志”，重视理性成分，这并没有错。因为志向、理想，也不是抽象的，它也包含着感情的成分。《诗大序》在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后，便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诗学，有着漫长的抒情传统。就思想史而言，孔孟虽然很少论及“情”本身，但在谈及伦理道德的本体，却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问题。例如提出孝、仁的观念，就直接是从世俗之“情”，引申为理念。而刘勰等人，虽然注重情，也并没有排斥理念、理智。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理，指义理，理想，亦即与“志”同一概念。他重视个人情感，和重视创作的社会效能，相互联系，互为经纬。人们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根据文坛发展的态势，或可适当强调其中的一个侧面，但不应绝对化。

    事实上，情与志，亦即情与理的关系，是诗人个人感情与社会责任的问题。二者是应该统一的。这一点，西方一些杰出的理论家，也是这样看的。像罗丹说：“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可见，他们既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也注意在抒发中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写些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诗”，不顾社会效果；或者反过来，把诗作仅仅视为政治、政策的传声筒，都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诗歌创作“情”与“志”的关系中，情是第一性的。诗人所写那些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相反，若没有情，就只能沦为标语口号式之作。这就是为什么陆机说“诗缘情而作”，刘勰说“情动而辞发”，为什么《诗大序》会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道理很简单，无情，不可能有好诗。“有情此有诗”，这是真理。

（摘编自黄天骥《言志与缘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