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获得了诸多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的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近年来中国选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参加各电视台选秀的选手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是观众的新奇感消退之后，对于选秀的形式已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音乐专业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的人物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使普通人能够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入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一下子就能实现梦想，也不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通过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的过程，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而独生子女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又相对较弱。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诸多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而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炼，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和向上的价值。这样，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所倡导的是一种正面而积极的价值观。通过艰苦的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遽然实现的展台，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又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值得我们反思。“好声音”的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为了制造效果而经常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电视节目有更严格的自律，要求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的情节。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更加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有删改）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在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来历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士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未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所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大美临海

舒婷

    曾经慕名到过江浙那些个古镇古城，见惯了小桥人家的水乡模式，慢慢倦了与游人摩肩接踵，好像再无新意。听说繁华的杭州湾附近有一个叫临海的安静小城，其地形地貌丰富多变；人文积淀深不可测；还说那里的地方小吃独冠一方呢。网上一搜，果然名目繁多：霉菜干麦饼、乌饭麻糍、羊脚蹄、梅花糕……哎呀呀，许多东西闻所未闻，让人馋虫乱窜。

    都说江南最好的季节是阳春三月，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怎么等得了，于是炎炎盛夏我已经站在临海市的紫阳古街，极不雅观地手捧刚起锅的“蛋清羊尾”，热腾腾软酥酥香喷喷，唇齿来不及盘点个中真谛，嗓子眼已经彻底没收了。深知午餐还有许多美味佳肴列队伺候，往嘴上贴了封条。否则就想守着油锅不走，吹着气卷着舌，吃个淋漓痛快。这道“蛋清羊尾”内馅是豆沙，以蛋清搅拌麦粉为皮，再裹以网油下锅，保持羊尾的蓬松形状。其工艺复杂考究，已具有1400多年历史。我虽猫在一旁揣摩半天，仍不得要领。

    紫阳古街南北走向，长不过1080米，宽约四五米，两旁木结构民房多为明清遗风。楼下前店后坊，楼上居家，抬头见一青衫老太身子探出木棂窗，在熙熙攘攘的行人头顶上，挂晾衣物。这日有圩，四乡农民汇集，就地摆出些土特产，有海鲜有河鱼有瓜果，还有水灵灵嫩生生的野菜。我弯腰捡起一小捆蕨芽，试着与跨坐在扁挑上的白眉老汉讨价还价。老汉端的淳朴善良，居然轻松成交，还添了一枝后院种的琼花送我，说可以炖汤养颜。

    沿街的小手工作坊也都开张起来：乐器铺里，洞箫、板胡、古筝等自恃身份，只作壁上观，唯笛子婉转试音如泣如诉；竹器店里那久违的老藤椅让你坐下就不想起来，腰背都在依恋着，可惜不好携带啊；茶馆里的说书声泡在青瓷盖碗里，清亮亮绿茵茵，拂之不去；而各色麦饼、松糕、马蹄酥什么的，半遮半掩在纱罩里，千呼万唤，要想硬起心肠不理睬，真难！

    古镇的核心本来就是古街，古街的文化精神渗透在临海人的日子里。闲时读些圣贤书，撰写几副楹联，使几笔书法，懂一点丹青，在临海根本不算什么，可谓“满地皆夫子，处处读书人”。连临海人的姓名对我都是个考验。比如文联主席的名字叫陈引奭，你说这个奭（shì）怎么读？不许读成“爽”噢！

    陈引奭同志最自豪的当然是临海的古长城。号称“江南八达岭”的古长城盘亘在北固山上，俯瞰灵江，煞为壮观，是临海市巍峨高耸的天然广告，远远就一目了然。这城墙自从晋代开建以来，已有1600余年，迭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不断修筑增扩，其主体部分一直保存到今天。

    现在用脚可以亲近的城墙约5公里。从揽胜门进入时，我还兴致盎然。砖是宋砖，青苔下依稀可见“台州府城墙”字样。瓮城成弧形，马面迎水，据说是戚继光抗击倭寇时的创建，御敌、防洪两用。走到好汉坡，我的脚力不行了，以拍照为由，屡屡脱队四处游走。再说两旁古木蓊郁，藤萝如褛，清风徐徐，马樱丹花开得野趣横生，连狗尾巴草都有蛱蝶招惹，怎能不让人流连！再后来，我捶打着灌铅似的老腿老腰，不管陈引奭怎么游说，抵死不肯再上制高点的望天台。于是故意使赖，指头抠着斑驳的石阶质疑，说是后铺的水泥板，急得陈哥嘴唇抖索，结结巴巴地争辩，一再声明从小就在这些原装的旧石条上蹦跶。哈，这样诚恳纯良，却也是临海书生们的一大特色哪！

    古长城是临海一绝，是一张烫金的文化名片，且不要揣了它，就急着拔腿离开。小小临海市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城内有“掬水月在手，着花香满衣”的东湖，城外有灵江、桐港两大水系滋养，其水土风情简直集旅游资源大全，要什么有什么，真真不可思议。

    我是生长在鼓浪屿岛的人，对海滩冲浪、探东矶岛、过乱礁洋，可能没有那么兴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去成江南大峡谷和九台沟，心里不免有些悻悻然。

    幸亏没有错过国家地质公园的桃江十三渚。山下600亩湿地，被桃江分割为十三块不规则的水渚，鳞次栉比，水光绿影，是此行最华丽的章节，不愧是“中国最美的田园风光”。

    往山谷深处走去，约两三百米，忽然讶异地发现，自己被包围在无数高低错落的多边形石柱之中。

    也许头顶就有一节石舂，看上去岌岌可危，让人不由自主要伸手去撑住它。其实它们已经这样纹丝不动凝固了千万年。

    而曾经，它们是如何惊天动地爆裂，火红的花蕊疯狂绽放，浓烟和灰烬瞬间遮蔽了____万年前的晴空和烈日，然后，再慢慢冷却成不朽的字符。我等凡人是破译不了这部天书的，倒是在石柱顶尖歇脚的天真鸟儿，有一声没一声地诵读。

    才知道这是中世纪火山岩遗址。

    回过头去，这些火山的枝蔓，仿佛从地壳里伸出僵直的千万只手指，在呼吁着什么，祈求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临海的美，让人战栗。

（本文有删改）

芦  苇

    那些草从黑色的泥地里长出来，它们和地下的根一样，也是一节一节的，它们有着竹子一样修长的叶子，但是我的祖先却叫它们芦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父亲告诉我，芦苇到秋天的时候，就开一大团一大团的白花，冬天的时候死去，第二年春天再活过来；而竹子不开花，竹子一开花就永远地死去了，再活不过来。

    我的故乡遍布这种叫芦苇的植物，它们成片成片地长在村庄的周围，跟着一条叫蒲苇河的河流曲折蜿蜒，长成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荡。

    这些植物的年纪比我祖父还大，我的祖先还没有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在这儿长了，一年死一次，一年活一次。它们把根深深地扎进黑色的泥土里，向四周肆意扩展，你拿一把铁锨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都会切着它们纤细的根。父亲犁地的时候就常常翻出来一两棵脆脆的白的苇根，那可是一块种了多少年的熟地啊。它们藏在地下，一有机会就冒出尖尖的头来，并且趁你不留神的工夫就迅速地长成一棵挺拔的芦苇。这些根在土里就像千万只鸟在空中一样任意飞翔，占领着空间和泥土，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我们整个的蒲苇桥村庄就坐落在这张大网上。这里到处都长满了芦苇和蒲草，我们的村庄就是以它命名的。父亲说，实际上我们都是蒲苇桥一棵一棵活着的芦苇，我们的根像芦苇一样深深地扎在大地上，我们永远离不开这黑色的泥土。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但是我隐约地觉出父亲是一位乡村哲学家，除他之外，我还没听谁说过人是一棵芦苇。

    地面是一个界点，芦苇在两个空间里活。根向底下使劲扩展，死死地抓住泥土；茎则直直向上，抢占着地上的位置。芦苇是一种特殊的植物，它一节一节地长着，就像我们进行一次长途的旅行，总要走一走歇一歇一样。每歇一次，它就挑起一把叶子做绿伞。我觉得芦苇更像一个人，抑或是人在冥冥之中学了芦苇。但人和芦苇是不一样的。一位哲人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是人比芦苇高明。但会思想也使许多人长得歪了，不能像芦苇一样正直地长。人群中有歪心斜术之人，但谁见过一棵弯着长的芦苇？

    芦苇一路直直地长下去，慢慢高过我们的头顶，我拨开苇丛走进去，后面的芦苇复又合拢，苇荡把我淹没了。这些细细的苇叶组织成了翠绿的空间。它们像一叶叶小舟，又像一队队纤柔的少女，这让我想起古老的歌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长腿细腰的美人儿可就是我二十年中夜夜梦见的伊人？我顺手捋过一支细长的苇节，做成清脆的苇笛，这是芦苇的情歌，汩汩流淌，滋润着幸福的胸膛。

    我看见母亲的羊群走进了苇荡，苇荡里马上就绽开了洁白的花朵。苇荡里偶尔会有一小片芦苇稀疏的地方，这儿长满了丰茂的野草，有水稗子草，芨芨草，开白花的野荞麦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草，母亲的羊群就在这儿吃草，神秘而又浪漫。

    这让我想起我的先人，他们一拨一拨地走进苇荡，最后睡在苇荡里滋养着芦苇，不知道我的身体能长出多少棵挺拔的芦苇？

谁持彩练当空舞

熊召政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樟树啊，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枝盘曲着伸向天空，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都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蛰声更为轻盈的鸟鸣。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一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从墙上的铜牌可知，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我们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场上的风景往往如诗如画。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之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这激战之后的诗句来看，伟人自有伟人的胸襟，伟人自有伟人的浪漫。在诗人眼中，历史总是充满诗意。

走出这所房子，我站在大樟树下。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广播放起了《十送红军》。尽管当地人说，这首歌唱得失去了赣南的韵味，已经不是乡音了，但我仍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中，领略到七十年前那些浸在血水与泪水中的记忆。

毛泽东在这棵大樟树下骑上战马，迈向重重关山；八万多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启程，在乡亲们期盼与炙热的眼光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

我的家乡是另一片苏区，红军战士头上的八角葵帽，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不可亵渎的神圣图腾。神圣可以沉眠，但不会消失。此刻我站在这棵大樟树下，听完《十送红军》后，忍不住四下张望：与漠漠水田上的白鹭一起飞扬的战旗呢？在青石板上驰过的马蹄呢？它们都去了哪里？

我常说，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几乎不用置疑，多血质的我，肯定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羡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一支笔比之一杆刺破黑暗的长枪，一本书比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毕竟分量太轻，太轻。

十送红军，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多少个苏区的母亲啊，在漫漫长夜里，她们纺车上的手柄，一次又一次摇圆了中天明月，但总不能摇圆她们无尽的思念。那永远不能收回的，村口送别的目光啊，又怎能穿透二万五千里的重重阴霾？雪山草地，沼泽荒漠，一寸一寸，不仅沾满了战士的血，也沾满了亲人的泪。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说，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能力，取决于他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诗情的禀赋。历史拒绝呻吟，但历史不拒绝浪漫。毛泽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吟唱“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啊！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如虹豪气，为我们的民族炼出了一条魅力四射的彩练。

彩练初出，赣水那边红一角；彩练当空，神州大地舞翩跹！炮火不能烧毁它，风雨不能摧残它。当这条彩练飞过于都河，飞过金沙江，飞过娄山关，飞过乌蒙山，飞过南国的雾，飞过北国的雪，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一条彩练，竟是一条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我们的红军，我们餐风饮露、百折不挠的中华儿女。

物换星移，历史的烽烟早化作大地上的虹霓，我们也只能从竟夜的春风、从山间的鸟啼来谛听烈士们的呼吸。但是七十年前的那棵老树，还是那么苍翠欲滴，这是因为它的根须，始终抓住了泥土；七十年前的那条彩练，还在我们的仰望中飘舞，这是因为民族的精气还在。对于我们来说，长征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奋进的象征，还是一只正在吹响的号角，一首还没有完成的史诗。

（摘自熊召政散文集《历史的驴友》）